作者：温铁军教授。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就已经发生了战后的生产过剩危机。严重危机条件下恶性竞争，就发生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社会矛盾。所以，早在六、七十年代的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对抗性冲突直接表现为街头政治。

完成一个国际大循环过程是需要有足够条件的。
我们已经讲了，美元之能够在战后成为全球结算货币和储备货币，在于他的必要条件：军事实力+黄金储备。当年的德国为什么不构成国际大循环呢，是因为没这些条件。所以国际大循环是一个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演化过程中所发生的客观结果。

从1998年中国开始投资拉动增长到2001年基本建设全面铺开的时候，世界经济格局发生了重大改变。就像我说资本主义国家不打第三次大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产业资本外移了；那同理，中国真正有条件加入所谓的“全球化”、融入国际大循环的时机，就发生在了世纪之交。
首先，大家都知道1999年欧元问世，成为可以和美元金融资本集团的竞争对手，所以，就在西方资本主义从产业资本阶段升级到金融资本阶段的时候，美元集团和欧元集团是成为金融资本阶段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并且，美元集团是金融资本阶段矛盾的主要方面，欧元集团是次要方面。
其次应该知道，这时的中国还不在主要矛盾框架内，无法参与资本主义在金融资本阶段的竞争，而主要是因为接受西方产业资本转移、弥补美欧产能不足，恰好满足了加入的国际大循环的条件，也由此出现了双方之间所谓的战略性互补关系——美欧进入金融资本阶段，靠金融资本的国际循环来获利。实际上，中国加入美欧主导的国际循环遵从其金融秩序——出口产品弥补西方产能不足的同时换回美元、欧元、日元，再把这个换回来的货币投资到它们的国债市场上去，帮人家完成金融资本的所谓“大循环”，让美欧日完成依靠金融资本牟利的资本运作。同期，中国也就不自觉地融入和被吸纳到了美欧主导的全球化国际大循环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