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中山大学“历史、考古与文明” 研究生暑期学校暨考古人类学工作坊“
讲座整理
主讲人：郭立新教授
整理人：伍 淳
编辑、配图：赵柏熹
郭立新教授讲座现场
编者按：本文是郭立新教授于2017年8月21日下午讲座的整理稿；如配合当天上午 “考古年代学的反思” 讲座的整理一起阅读，效果更好！！！
如何看待证据
今天的主持人石兰梅老师开场就和我们说“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历史研究的关键在于我们怎么去看证据。这也是对上午郭老师讲述的对考古年代学的反思的回应。下午运用上午所讲述的方法——用碳十四资料建立绝对年代框架，在此基础上进行类型学比较，确定相对年代关系——对盘龙城的材料进行分析研究。
首先，我们需要勾勒出一个轮廓，讨论一些最重要的青铜时代遗址，勾勒出当时历史地图，分析不同文化关系。我们发现盘龙城处于二里头、郑州、偃师、三星堆等青铜时代遗址的中枢位置（图一）。一般认为二里头、二里岗（早商）、殷墟（晚商）构成演化历史发展的历程，我们要对此持怀疑态度，因为通过对碳十四测年数据的分析，发现盘龙城各期和二里头、二里岗年代的关系比较特别。
图一 青铜时代重要遗址位置图
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发现，盘龙城位于南北中心点，湖北（九省通衢）武汉东北角。有关盘龙城年代学的研究中碳十四测年数据不足。我们根据层位和类型学将盘龙城分为七期，从有限的数据来看，盘龙城五期相当于二里岗下层二期，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盘龙城三期偏早阶段的绝对年代在公元前十八世纪末到公元前十七世纪下半叶，盘龙城二期的年代相当于二里头二、三期，即公元前1639，盘龙城一期相当于二里头一、二期，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取样测年的这些资料样本有一个是城壕沟内木桩，在城壕沟内未发现早于四期的遗物，但这不等于说它晚于四期，其修筑年代大约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盘龙城东北角挖到大型建筑，可能是宫殿。据发掘者观察，四期的城墻和宫殿并非全新落成，而是重建，那么在盘龙城四五期之前应该有更早城墻和宫殿。盘龙城七期受外力入侵，盘龙城毁，大约在武丁时期，公元前13世纪初。总的来说数据不足，不足以全面系统地阐释盘龙城各期年代问题，但参照二里头、二里岗各期碳十四测年数据，我们可以略窥一二，勾勒出一个基本框架。
接下来我们以此年代关系为前提，从类型学分析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岗的关系。从陶器类型上看（图二），两地存在大致相似的演化趋势。两者一至四期都以夹砂灰陶为主；一、二期部分器物有花边口沿；绳纹由细到中到粗。但盘龙城陶器连续性强，郑洛地区则呈现出跳跃式发展。从文化因素方面分析，盘龙城发掘报告将出土器物分为甲乙丙丁四组，前两组为主，分别代表盘龙城遗址中的二里头、二里岗文化因素和本土因素。但是，我们应该先判断哪里先出现某种器物，再命名其文化因素，而不是以发掘先后来确定文化因素的性质。甲组中绝大部分器物皆是盘龙城先出现的。如大口尊，盘龙城一期已出现，二里头文化始见于二期，而在三期及以后才流行，所谓盘龙城遗址中的二里头、二里岗因素，其实应该就是本地原创的而非外来传播的。总体来说，盘龙城陶器群主要是本地因素，郑洛地区同类器物普遍晚出。
图二 盘龙城和二里头、二里冈陶器比较（本图摘自《盘龙城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一文）
青铜器在盘龙城发掘了四百多件，二里头仅一百余件，还是小型刀、镞等兵器工具。盘龙城的青铜器类型齐全，容器、兵器、工具都有，郑州除一件可能不是郑州的中柱盂盘龙城没有之外，其他的盘龙城都有，而且二里冈上层青铜器种类突然变多（图三）。盘龙城的青铜器也有自身完整发展演变轨迹，而郑洛地区没有，这说明其主导因素是本土的，而二里头和郑州的青铜器发现则呈现为跳跃式，其间有不少缺环。
图三 盘龙城与二里头、二里冈出土铜器比较（本图摘自《盘龙城的兴衰暨同时代的历史地图——考古年代学的探索》一文）
二里冈上层晚段青铜器种类为何会突然变多？这些器物大多来自三处青铜器窖藏。从其类型来看，发现的八件方鼎在南方吴城发现六件，尊和三星堆、盘龙城的器物都有雷同。如何解释这种联系？从年代上看，二里冈上层处于公元前1415～1300，相当于盘龙城四五六期，用共存器物中最晚的来判断，相当于盘龙城六期。或者说郑州贵族收藏了盘龙城四五期的器物。大洋洲祭祀坑年代包含了不同时期，最晚是殷墟晚期（殷周之际），早期的相当于二里冈上层（吴城文化二期）。吴城文化一、二期大约为公元前1550～前1380，相当于盘龙城四期偏后段至五期；三期大约在公元前1380～前1100；三期结束大洋洲祭祀坑出现。公元前1400年是吴城文化最鼎盛时期，大方鼎出现，年代相当于盘龙城六期、二里冈上层，早于郑州铜器窖藏年代。三星堆青铜器铸造年代大约在公元前十五世纪中期前后，衰落于公元前1300年前后，也早于郑州铜器窖藏年代。青铜器年代的考证使我们可以得知，郑州二里冈青铜器群大部分是从盘龙城流传而来，少部分得自吴城和三星堆，郑州只是青铜礼器的汇聚之地。郑州贵族得来不易，所以被收藏。
从年代学角度来看，城不是孤立出现的。盘龙城规模大（无论是区域规模还是绝对面积），时间早。且不是因为战争而建城。长江中游的青铜冶炼技术还上升到精神文化高度。江汉地区有楚商，在其北部边界设置据点。郑州、二里头、偃师是南方农耕区的北界，是南方农耕文明保卫自己的前线地带。公元前1600～1400年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达到高峰，形成了以盘龙城为核心的远程交换体系。参与交换的是各地上层贵族，下层陶器仍是地方化的。后来，北方边界城邦国家通过战争与贸易逐渐兴起。二里头从与南北双方的交易中获利；公元前1580年～前1400年，偃师在盘龙城支持下兴起；吴城通过盐铜交易，其青铜制造技术也在短期内达到高水平。盘龙城与同时代诸邑命运与共。公元前1400年，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出现转折与变迁。气候变冷，北方游战族群南下掠夺，原来是沿着黄河干流南下，所以二里头和偃师城志为南北对垒的据点。后来游战族群往东沿太行山东麓南下（现今京广线一带），于是公元前15世纪早期，郑邑出现，成为南北对立据点和贸易场所。在南方，公元前1430年左右，三星堆出现危机，大量铸器建庙，此为三星堆祭祀坑器物制作的年代。此时的盘龙城（五六期）也由盛转衰。大约在公元前1380年，盘庚南下，凭借其所拥有的马车优势，渡河南，在安阳殷墟成功立足。公元前1300年，武丁南征打败盘龙城，盘龙城成为殷商南部据点，自此殷商政权毁灭了楚商政权。盘龙城衰败后，南方国家如吴城、炭河里等获得新的发展机会。三星堆没落，金沙兴起。它的器物小型化，因为缺铜料，其没有自己炼铜的能力，和盘龙城的贸易也中断了。由此我们得出，“有马才有世界史”。在新的世界史背景下，殷商文化开启了文化混杂和融合的新阶段，殷商王族因其来自草原游战族群，而表现出多元混杂的特性。
从郭立新老师对盘龙城国家的兴衰和当时的历史地图的分析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如何看待证据的。面对证据，我们不应急于把证据拿来为我所用，更需要做的是尽可能客观地看待它。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通过碳十四测年确定它的绝对年代，有了绝对年代框架，再去进去类型学的比较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使得我们对历史的反思更加细致，求证基础材料的来源、理清材料脉络，再勾勒历史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