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灭公孙述、完成统一大业后，光武帝更不愿把精力放在军事上。史书记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非警急，未尝复言军旅。”有一回，皇太子请教攻战之事，光武帝淡淡地说：“以前卫灵公问及战阵之事，孔子不答。这不是你该问的。”
东汉建国后，刘秀兴建太学，设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他对儒士十分敬重，经常与大儒彻夜谈论经典。正所谓上行下效，皇帝的做法，自然影响到臣下。邓禹、贾复等将领知道光武帝偃武修文，很知趣地交出兵权，回家研究儒学。耿弇等人也效法，交出大将军印，其他武将同样纷纷交出兵权。
崇尚儒学与奖励士节是一体两面。光武帝非常重视士人的气节，这种气节就是孟子所说的“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正是在光武帝的倡导下，东汉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崇尚气节的朝代。史学家司马光评论说：“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近代思想家梁启超说：“东汉尚气节，崇廉耻，风俗称最美，为儒学最盛时代。”东汉的气节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其一，对外战争中，极少出现叛变者，汉奸非常少；其二，无论政治多么黑暗，总有一大批儒士不畏强暴，挺膺责任，舍生赴死，取义成仁。

光武帝出身于民间，对民间疾苦有深刻了解。他富有人情味，所制定的法律也体现出人性化的特点。从这个角度看，颇为类似西汉明君汉文帝。
最能体现制度人性化的一面，当属光武帝多次下诏解决奴婢问题。奴婢问题由来已久，西汉末年地主豪强兼并土地非常严重，大量平民丧失生活根本，不得不沦为奴婢。两汉之交的战争，又导致更多人因战乱而沦为奴隶，奴婢数量之庞大，已到触目惊心的地步。为解决奴婢问题，光武帝从建武二年至建武十四年，九次下达诏令，内容是释放奴婢及保障奴婢人身权利。
建武二年（公元26），光武帝下诏：“民有嫁妻卖子欲归父母者，恣听之，敢拘执，如论律。”首批被释放的是违反人伦的“嫁妻卖子”，就是出于生活所迫，被丈夫卖掉的妻子，被父母卖掉的儿子。建武六年（公元30），诏令王莽时没入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建武七年（公元31），诏“吏人遭饥乱及为青徐贼所略为奴婢下妻，欲去留者，恣听之。敢拘制不还，以卖人法从事。”这两道诏令大大扩大了释放奴婢的范围。
对于释放奴婢，光武帝采取一个相当人性的做法，就是允许奴婢自愿选择离去与否。这一点很重要。王莽曾想要一揽子解决奴婢问题，他的做法是一刀切，严禁买卖奴婢。可是奴婢一旦离开主人，不是每个人都有生存的能力。刘秀意识到这点，允许奴婢自由选择去留。选择离开的，恢复平民的身份；选择留下的，政府保护他们的基本人身权利。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光武帝又颁布三道诏令。其一是：“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其二是：“敢炙灼奴婢，论如律。”这两道诏令意在保护奴婢的人身安全。当时奴婢很没社会地位，被视为私人财产，不仅可以随意欺辱，甚至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相反，倘若奴婢反抗打伤主人，依旧法当处死。故而光武帝又下第三道诏令：“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这些诏令无疑具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对改变社会陋习起到积极的作用。
之后几年，光武帝又多次颁布诏令，补充完善解决奴婢问题的措施。他并没有彻底废除奴婢制度，这是任何一个封建王朝都无法解决的。但他仍然解放大量奴隶，限制奴婢制度的蔓延，切实保护社会最底层百姓的基本权利，这些成就是了不起的。
光武一朝的法律制度比较宽松，刘秀多次下诏恤刑，九次大赦天下，专门派人出巡探察冤狱，维系社会的公正力量。从东汉政权成立伊始，光武帝就非常注重法制建设。早在建武二年，他就对“狱多冤人，用刑深刻”的现状深感不满，强调法律应当公正，“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为此他召集有关人员，“议省刑法”。
在中国历史上，“兔死狗烹”的悲剧一再重演。许多封建王朝的开国功臣都难逃被诛杀的下场，可是在光武帝一朝，未杀一个功臣。

汉明帝曾绘中兴功臣二十八人画像于南宫云台，号称“云台二十八将”，分别是：邓禹、吴汉、贾复、耿弇、寇恂、岑彭、冯异、朱祐、祭遵、景丹、盖延、铫期、耿纯、臧宫、马武、刘隆、马成、王梁、陈俊、杜茂、傅俊、坚镡、王霸、任光、李忠、万脩、邳彤、刘植。后来又补充王常、李通、窦融、卓茂四人，共计三十二人。
二十八将也好，三十二将也好，这只是一份不完整的清单。有几个重要的人物没有列入名单中，比如马援、来歙等人。为什么马援、来歙被遗漏呢？因为两个人比较特殊。马援是汉明帝的岳父；来歙是光武帝的表哥。为了避嫌，两人都未列入。
为什么在历代反复上演的屠戮功臣事件，在东汉却得以避免呢？首先与光武帝刘秀的修为有关。他不嗜杀，重感情，重交情。他把这些功臣视为兄弟，推心置腹，在信件中自称“吾”而不是称“朕”。甚至在写给隗嚣、公孙述等对手的信件中，仍然流露出情真意切。光武帝胸襟宽广，只要真心投诚，既往不咎。对于敌人，能不杀的就不杀，何况对于功臣。
他就不担心功臣造反吗？事实上，光武帝遇到几次严重的叛变事件，包括彭宠、庞萌等人的造反。庞萌是光武帝认为可以托孤的大臣，居然也叛变了，还有什么人可以信任呢？刘秀没有受这些人叛变的影响。吴汉是彭宠的部将，刘秀照样信任；马援是隗嚣的部将，刘秀没有怀疑他。这种胸襟，确非常人所有。

这种胸襟从哪儿来呢？从自信中来。诸葛亮曾评价他说：“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就是说光武帝的英明神武有兵略，这是天赋，运筹帷幄、妙计奇谋都在众人之上。正因为在众人之上，别人功再高，也震不了主。反观汉高祖刘邦，被韩信称为最多只能统率十万大军，而韩信则自称带兵“多多益善”，这怎能让刘邦吃得好饭、睡得好觉呢？
刘秀对诸将有很高的驾驭本领，他从不吝惜赞美之词。比如他评价邓禹：“谋谟帷幄，决胜千里。”当诸将领纷纷谈论自己功劳时，贾复总不言语，刘秀就说：“贾君之功，我自知之。”论及耿弇平齐时，赞叹道：“有志者事竟成。”冯异破赤眉，刘秀赞其：“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诸如此类，举不胜举，可以看出刘秀十分懂得赞赏别人，并以此来激励他们。反过来，这使得诸将领更加效忠于他。
削平群雄后，刘秀偃武修文，未尝不是削弱诸将权势的一种手段，引导他们从武转向文。这种手段，比宋太祖的“杯酒释兵权”要高明。平定西南后，除邓禹、李通、贾复等人得以参议国家大事外，其余功臣皆不用。由此可见，刘秀并非毫无防患，只是手段太高明，所以有皆大欢喜的结局。
刘秀年轻时，只是一名勤于稼穑的农夫与穷酸的儒生。一次他到新野时，见到一位名唤阴丽华的美女，为之倾倒。他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草民，自然不敢向心仪的女子表达爱慕之情。他曾慨叹说：“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正所谓相由心生，在心中立志的那一刻，成功的种子就已经种下了。若干年后，他不仅娶阴丽华为妻，仕宦也远超“执金吾”的目标，成了君临天下的皇帝。

更始元年（公元23），刘秀在昆阳之战中赢得伟大胜利，却因哥哥刘縯被杀而不得不忍辱含垢，夹起尾巴做人。唯一宽心的是，作为帝国英雄的他终于赢得阴丽华的爱情，两人结为夫妻，如胶似漆，恩恩爱爱。不久后，刘秀镇抚河北，在王郎的追杀下，几无立身之地。为获得实力派刘扬的支持，他迎娶刘扬的外甥女郭圣通，不是出于爱情，而是政治联姻。
刘秀称帝后，把阴丽华接回洛阳，夫妻得以重聚。一个问题出现了，要立谁为皇后呢？从感情上说，刘秀深爱阴丽华，想立她为后；可是郭圣通已生下皇子刘强，有张王牌在手。阴丽华从大局考虑，谢绝皇后之位，让予郭圣通。建武二年，郭圣通正式被册封为皇后。
据史书所载，郭圣通“虽王家女，而好礼节俭，有母仪之德”，可刘秀真正爱的女人只是少年时苦苦追求的阴丽华。阴丽华不仅漂亮，且“性雅宽仁”。建武九年（公元33），阴丽华的母亲出行时遭盗贼劫杀；光武帝很心痛，下了一道诏书，其中写道：“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将兵征伐，遂各别离。幸得安全，俱脱虎口。以贵人有母仪之美，宜立为后，而固辞弗敢当，列于媵妾。”
这道诏书可视为郭圣通失宠的信号。皇帝等于向天下人宣布，郭圣通皇后的位置，是阴丽华让给她的。刘秀安慰了阴丽华，却伤了郭圣通。郭圣通醋意大发，“数怀怨怼”，戾气太重，只能使她被皇帝疏远，最终在皇后保卫战中彻底败北。

永平十三年（公元70），又有楚王刘英密谋造反之事。
刘英酷爱黄老之术，他也是中国最早的佛教徒之一，按理说应该看破红尘，行出世之道。可是他却把道法与佛法作为夺取权力的本钱，岂知佛法虽然无边，岂能成为野心家的工具呢？东窗事发后，刘英被逮捕入狱，以大逆不道之罪被判死刑。汉明帝念着手足之情，未治刘英之罪，只是撤销“楚王”之封爵。刘英最终选择与刘荆同样的下场，自杀身亡。
刘英谋反案本来并不复杂，然而汉明帝怀疑背后另有黑手，遂演变成为一件牵扯极广、死伤千人的大狱。大狱持续一年之久，许多与谋反案根本不沾边的人，被种种真假难辨的口供卷入旋涡之中。在严刑逼供之下，人们为了自保，往往屈打成招，随便说个人名，牵连的人越来越多。上至皇亲国戚、诸侯，下至州、郡豪杰。
汉明帝失去了理智，坚信刘英谋反只是冰山一角，在朝廷内外一定有更大的阴谋。从京城到地方，人人自危，只要被诬告，便锒铛入狱，轻则流放，重则丧命。负责审理此案的侍御史寒朗为人正直，眼看冤狱遍地，心中不忍，遂越权直接上疏汉明帝，直言大多数涉案之人都是遭到别人的诬告。两天后，汉明帝亲自到监狱提审囚犯，发现确实许多人只是被诬入狱，于是马上释放一千多名犯人。皇帝终于冷静下来，撤销对大狱的穷究，蒙冤者总算得以昭雪。
尽管出现过楚王谋反大狱，总体上说，汉明帝在位期间，国家很安定，他出台许多政策以改善民生。《后汉书》称：“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内外无倖曲之私，在上无矜大之色。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故后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

他是一位相当勤政的皇帝，日理万机，更难能可贵的是，广开言论之门。永平八年（公元65），汉明帝下达诏令，要求各部门坦率批评政府，不必顾忌。各级官员均可以用密折的形式，直言政府的得失。汉明帝看到批评的意见中肯，便自责所犯的过失，并把密折内容交给百官传阅。忠言逆耳，汉明帝能虚怀接受，主动要求臣下批评其政，这是非常难得的。终明帝一朝，政事上并未有大的过失。国家日益富强，百姓安居乐业。如果说光武帝是开国之君，汉明帝则是守成之君。开国固难，守成亦难。东汉帝国能享国祚二百年，与最初几位君王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汉明帝在文治上的最大成就，便是崇仰儒术。东汉是儒学最为昌盛的时代，光武帝、明帝与章帝都是儒术的大力倡导者，其中又以汉明帝之功最大。
永平二年（公元59），登基不久的汉明帝以身作则，为崇仰儒术做出表率。这一年，他前往辟雍（国立大学），先到礼殿，派使节以车马恭迎大儒李躬、桓荣于太学讲堂，皇帝亲自在门屏处迎接两位大师。进了殿堂，皇帝向两人行礼，李躬朝东而坐，桓荣朝南而坐。朝廷重臣，三公九卿，有的摆案几，有的摆鞋子，皇帝亲自动手切肉，送到两位硕儒面前，举杯祝福。礼毕后，桓荣与他的学生们升堂而坐，皇帝亲自为臣属们讲解儒学经典，诸位大儒手执经卷，时不时提出质问，学术氛围浓厚到极点。这是百年未有的盛典，汉明帝以此隆重的仪式，开尊师重道、崇仰儒学之风气，对西汉儒家兴盛实有不可磨灭之贡献。
汉明帝还是太子时，桓荣就是他的老师。明帝即位后，仍以师礼尊待。有一回，明帝前往太常府，他让桓荣坐在最尊贵的位置上，会同百官及学生数百人，一起听桓荣讲解经典。后来桓荣得了重病，明帝前往探视，到桓宅路口，就下车步行，手捧经册，恭恭敬敬地进门。在病榻前，明帝扶着老师，涕流满面。后来凡是前来探病的王侯、将军、大臣，没有人敢乘车直入其家，都效法皇帝，远远下车，徒步而入。

由于皇帝身体力行，上自太子、王侯，下至大臣子弟、功臣子孙，没有一人不接受儒家教育。汉明帝又专门创立一座学堂，外戚子弟就学于此，并聘请通精儒学五经的经师以及德高望重的学者来此教授课程。不仅贵族如此，包括期门武士、羽林军这些武夫，也必须要粗通《孝经》的章句。儒学教育，已经成为国家的正统教育。
汉明帝去世后，其子刘炟继位，是为汉章帝。
与父亲相比，汉章帝的性情更加宽和。即位之初，他即下诏，要求各部门“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鉴于明帝一朝政风苛察，尚书陈宠上疏提出：“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棰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汉章帝认为陈宠所言极是，故而在政事上务求宽厚。
然而政事过于宽厚，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比如，文武官员多不称职，不负责任，工作效率低下，等等。由于光武帝保全功臣，经过光武、明帝两朝，功臣家族仍声势显赫，垄断许多政府要职。人才的选拔大多看出身背景，而非考察实际的能力与水平。汉章帝意识到这些负面因素，在选拔官吏上，更注重个人品德与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