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创作条件的变化，最终反映到“艺术产品”——诗歌文本上来，形成了有元边塞诗歌的独特的体貌特征。
　　首先，诗歌的远距离审美观照。
　　顾随先生在其《驼庵诗话》中曾提过，诗歌中就诗人即创作主体和关注对象关系而言大致分两种：一是诗人进行近距离观照完全融入其对象之中，物我一体，这样写出的诗情感浓厚却往往失之理思；二是诗人进行远距离观照和其关注对象保持了适当距离，这样诗歌虽见作家冷酷却得之能进行理性分析〔2〕。元代边塞诗中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作家远距离审美观照的作品，尤其体现在由金、宋入元的诗人的作品里。究其原因，这与元代诗人的多元化有关，尤其是那些自金、宋入元的诗人，他们不同于那些北方少数民族诗人以一种高扬的姿态来雄视边塞踌躇满志，豪迈慷慨，而是怀一种被动且无奈的复杂心态来面对曾经的边塞——金元辽宋边界，因此少了唐人那种慷慨报国、建功立业的壮志豪情, 也无唐人那种因近距离审美观照而产生的身处边陲而心怀帝都之情, 也没了唐人那种功业未就的惆怅和苦寒不甘的情调。这些诗人置身边塞，涌上心头的更多的是“往者不可谏”的情感和历史兴亡感叹。这样，他们就不由得与审美对象拉开距离，从而进行比较可观的历史评判。元代三大理学家之一的刘因可为这方面的代表。刘因生于保定容城，“世为儒家”，且其祖父刘禀善金贞佑年间南迁，后来其父刘述于1232年携家北归，定居保定，之后入元。身处金源对宋怀有同情最后却入元朝，刘因的经历在当时既普遍又典型。刘因作过多首有关白沟的诗。白沟，昔日为辽、宋边界。其《渡白沟》
　　东北天高连海屿，太行蟠蟠如怒虎。一声霜燕界河秋。感慨孤怀几千古。只知南北限长江，谁割鸿沟来此处。……仰天大笑东风来，云放残阳指归渡。[3](P163)

五言组诗有袁桷的《送马庸伯御史奉使河西八首》全诗就内容而言，前后以离别伤痛之情贯通，其一写马祖常因诏赴塞，一路凄凉劳顿，诗人别友感伤，末句提到有人咏歌。其二，由咏歌生发，作者深感民生艰难“妇死不复悲，失儿谁与耕”，结句“孰能转夷途，历劫永清宁”提出自己的希望，并以之来勉励朋友。其三、其四、其五、其六分别写河西之地的文运、山川、民俗、气候、名胜等等详瞻无遗。其七，又回到临别场景，朋友远离不胜悲痛“遗情在相思，举酒不得起”之后寄语勉励，“永念编简功，笃志刊绮靡”更诉以心迹“倾盖已云旧，知我实知己”最后伫立目送嘱予叮咛，“送君河之湄，冻柳光籎籎。修途马翻飞，少立尽瞻俟。植德绥令名，眠食慎道里。”其八，别后念及自身的悲窘，反而开始艳羡友人的远赴，“羡君万里道，晴霞起薝榆。天山谅非远，椎牛植分榆”，情感一波三折，首尾呼应。全诗就形式而言，采用了联章的形式，由“咏歌”、“清宁”、“遗书”、“飞翼”、“其西”、“遗情”、“道里”尾首相连，诗全诗结构更加谨严浑然一体，不失民歌的详瞻铺陈，更追《赠白马王彪》的念别深情。此外还有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咏十首》、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郑元佑的《出塞七首效少陵》、张翥的《前出军五首》和《后出军五首》等等也采用五言组诗形式。七绝组诗以周霆震的《军中苦乐谣九首》为代表，各首分写水军士卒的衣饰、行为及戏耍、征战等生活状况，看似分散却都指向一个中心——士卒。这对后人了解水军真实的苦乐生活提供丰富生动的资料。宋无的《鲸背咏》也采用七绝形式“今将所历海洋山岛，与夫风物所闻，舟航所见，各成诗一首”即《梢水》、《莺游山》、《日出》、《东洋》、《揍沙》、《海鸥》、《乳岛》、《沙门岛》等等凡二十二首之多，此外令人道奇的是这组诗“诗尾聊以古句”更显诗人的匠心。廼贤的《塞上曲五首》以七绝描写边地狩猎和老妪、小女的情状等等，笔调轻快，舒畅惬意。元人创造性的以组诗形式写边塞，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不同侧面，全方位地对边塞领域给予了巨大关注。
　　第四，边塞旧题的大量翻作。
　　边塞诗几乎一直离不开乐府这一载体，历览元以前的边塞诗创作会发现：边塞诗在《诗经》阶段处于萌芽状态略而不论，从秦汉时期起，经魏晋南北朝，唐朝，至于宋元，边塞诗创作从“世界”与“作家”关系角度而言呈现出由合到离，再到合的态势。
　　首先是秦汉阶段，匈奴入侵防戍边卫的现实让此期的边塞诗创作观念明确自觉且出现真实的边地特征，无论写祁连山、焉支山、胡地、沙漠还是匈奴、月支，这些自然景观或环境氛围几乎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在基本确立的边塞乐府形式中，“作家”同“世界”是真实相合的。

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边塞诗走向成熟，但这一阶段的除了前期少数的作家外，大部分人并未到过边塞缺乏亲临边地的切身体验与感受。但因为乐府在此时已经完善成熟，且乐府形式易于传唱和题目现成，于是作家大都利用乐府旧题，根据自己对边塞的理解，基于其情调，运用业已存在的边塞意象，虚设边塞时空进行模拟模仿并且形成了固定模式，这样造成了“作家”与“世界”的相对乖离。例如陆机的《从军行》、《苦寒行》、谢朓的《从戎曲》及徐陵的《关山月》等等都是其代表。唐代，国盛民富疆域辽阔，士人精神状态高扬激昂且边战频繁激烈，诗人们亟于建功立业往往亲到边塞，他们真实描绘边境，以闻见入诗，不再但藉乐府间接抒情，而是见景生情自然写实直书胸怀，“作家”和“世界”再次相合。
　　到元代，边塞旧题被大量翻作，例如杨载的《塞上曲》、宋无的《战城南》、王逢的《塞上曲五首》、陈樵的《出塞曲》、周权的《古塞下曲》、元好问的《塞上曲》、《并州少年行》、马祖常的《古乐府》、余阙《白马谁家子》、张宁《出自蓟北门行》、钱惟善《关山月》等等不胜枚举。从表面而观，这些诗作跟魏晋时期的模拟仿作相类，其实不然，由于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前期边战不断，之后又因边戍之需，诗人们多亲经战事自履边地，对边塞有着切身的感受，他们仅仅是藉旧题之壳，实则咏涵现实。廼贤《塞上五首》、张昱的《塞上谣八首》诸诗或是描绘塞上草原的自然景观、山川风貌、风俗民情或是记录风物特产等等均是自叙所闻见真实可信；马祖常则以《古乐府》书写元代织妇无衣“女妇无衣何足道”，征夫苦寒“征夫戍边更枯槁”，《车簇簇行》表现滦河一带慷慨好客的人土风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处“元季之乱”的胡天游写的《男从军五首》和《女从军五首》对女兵进行了描绘“二八女儿红縤靴，朝朝马上画双娥。《采莲》曲调都忘却，学得军中唱《凯歌》。”、“从军装束效男儿，短制衣衫淡扫眉。”、“壮士指僵霜气重，将军莫讶鼓声催。”〔3〕(P1831)她们巾帼不让须眉，这一纪录几可作史书之阙补了。
　　“作家”和“世界”似离而实合，元人翻作旧题而写现实时事，比唐人走的更远，拓展的更广阔。

在整个边塞诗发展史上，元人的创作对传统进行充分扬弃并且融入新的时代特征，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成就，堪为“由第一高峰的唐代向第二高峰的清代过渡的桥梁与纽带。”〔5〕同时，对后代的边塞诗创作带来了深远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元代边塞诗的抒情重心由但关注边地征戍之事向更多的关注边地风土人情方面转移。自此，在边塞诗中大量描绘边地风光风俗风物成了诗人着力的重点，清代纪昀的《乌鲁木齐杂诗》一百六十首、洪亮吉的《伊犁纪事诗》四十二首、肖雄的《听园新疆杂述诗》等边塞诗都对边地的生活建筑、衣食起居、风物气候、山川风貌、年节习俗诸方面进行了详瞻的描写。二是元人组诗形式的大量使用让清人直接仿效且更加广大，例如张光藻《龙江纪事七绝》120首、方观承的《卜魁竹枝词》24首等等，有力的促成了清代边塞诗的繁荣。另外，在意象积累、词汇丰富诸方面也为后人做了广阔的开拓，尤其是元人远距离的审美观照态度，以及咏史批判为一体的特点都给后代予巨大的启发。
参考文献:
[1]元史(卷五八) [M ].宋濂等著.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顾随诗词讲记[M ].顾随讲,叶嘉莹笔记,顾之京整理.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3]元诗选[M].顾嗣立.北京：中华书局，1985.
[4]元诗纪事[M].陈衍辑撰,李梦生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阎福玲.论元代边塞诗创作及特色〔J〕.内蒙古社会科学, 1998, (6)
原刊《集美大学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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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山河最有文化的痞子发的这么有水平的帖子  小小的羞愧一下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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