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是否还存在想苏秦，张仪一样的说客？现代社会是否还需要说客？是否还有说客存在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环境？
说客的存在必然是有其历史意义的。在春秋战国时期，出于交通的不便，信息传播的不便。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更少，交流更不方便。人与人之间存在更多互相猜忌的间隙。尤其开启了臣弑君，子弑父之先河的春秋战国。君王不能直接的对军队和豪强传达信息，所以彼此之间保持着相当大的独立性。地方诸侯甚至保留税收权和军权。而出于教育水平，教育普及力的低下，人群更容易被煽动。甚至连一些统军的将领都没受到正规的教育。所以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人的愚蠢和盲从给了说客以巨大的可乘之机。
说客群体建立了诸国之间，诸国各阶层之间的信息网络。在诸侯混战时期，诸侯国很难建立起一个全面的高效的情报系统。一是国家实力的不足，国家情报管理制度的不健全。二是涉及的社会层面并没有出身于五湖四海的说客群体全面。三是掌权的主君通常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且与大臣之间存在一定的制衡关系，君臣之间信任的缺失。说客难以取主君之位而代之，大臣却可以。所以说客群体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说客也更容易取得主君的信任。
古代制度不完善，依赖于人治的社会体系中，人更容易受到影响，而强权人物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是巨大的。通过说服强权人物，可以给说客带来巨大的社会财富，可以给与说客巨大的社会权利。
现代社会在国际交流层面上还是需要“说客”，因为国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还是相对闭塞的。但是国内环境中，信息交流便捷，且法治理念的普及和现代管理制度的发展，包括所有权和管理权的分离。减少了人与人之间的猜忌，减少了个人心理变化的社会影响力。一个人容易被诱导，被恐吓，但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就很难被如此掌控。虽然西方国家采取的所谓直接民主的选票制度，给予了一定的社会土壤，但是制衡权力的现代化企业，国家管理制度，任然避免了个人的集权和个人权力的滥用。利益集团的集体意识可以更好的通过集体生产生活得以表达而并不需要一个容易被诱导的集权主君。所以可见现代社会说客的经济基础的减弱和社会环境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