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曾有言曰： “普鲁士是万恶之源”。二战结束后，普鲁士作为德国的一个行政区划被取消。普鲁士之被废除，原因之一就是普鲁士乃是德国军国主义的温床。普鲁士在立国之初，几代国王都明白普鲁士所处的地域政治环境，把国家的现代化与军事化联系起来，通过军事的现代化来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所以除了教育之外，普鲁士王国开国时期的国王们便把军队建设作为国家的另一项国策，普鲁士的军费开支在国家预算中的比例、军人数量在国家人口所占的比例之高，都为世所罕见。于是有人说，普鲁士是“军中之国”，而非像一般国家那样，军队是“国中之军”。伴随军国主义一同产生的，是相应的军国主义文化，例如对于军队、军人、军装的崇拜。“普鲁士蓝”便是一道颇具特色的文化景观。

18世纪时，普鲁士的国王们就喜欢穿军装。但是到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末代皇帝威廉二世之时，穿军装之风才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大兵王”和腓特烈大帝尽管也热衷于穿军装，但是一般只是穿朴素的蓝色军服，即所谓的“普鲁士蓝”，而且军服上极少装饰。而到了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随着军国主义文化的发展，穿军服之风愈刮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威廉二世本人更是军服的狂热的爱好者，在他的皇宫里几乎只有他身著军服的肖像或照片，几乎找不到他穿其他服装的画像。威廉二世在位时，凡出席各种社交活动，也总是一身戎装。在各种庆典活动上，他也喜爱身著军礼服出现在人们面前。威廉二世喜爱的军装主要有三个类型。第一种是普鲁士军队的传统军服，包括近卫军军服、重骑兵服等；同时他对奥地利军服、俄罗斯军服也情有独钟。第二种是普鲁士古代的军服，如腓特烈大帝时代的军装。第三种是海军服。而且他喜欢“因人而异”穿着军服，例如例行接见英国大使时，他往往换上英国海军元帅服。

上行下效，这股风气并非仅仅流传于上层社会，同样也辐射到了民间，民间对军人的崇敬，对军服的向往，渗透到了各个角落。在许多中学，凡有重大庆典时，多有胸怀爱国主义热情的教师们身着预备役少尉军服雄赳赳大步跨入学校礼堂。在许多铁路线上的鸡毛小站，站长打理日常业务时也往往戴着头盔、挎着腰刀，显示他曾经获得过的荣誉，尽管腰刀常常很碍事。许多青少年皆以穿军服为荣，过生日时得到一套军服作礼物，是青少年梦寐以求的幸事。身着一身军服，在大街上潇洒走一回，会赢得许多羡慕的目光。有这样一个小故事记载了军装在当时社会中的影响力。有一个犹太小男孩过生日，他的父母知道他酷爱军服，所以给他买了一套儿童海军服，作为生日礼物送给他。小男孩得到了这套梦寐以求的童子军军服，简直欣喜若狂，穿上以后说什么也不愿意把军服脱下来。甚至到了晚上睡觉时，任凭他的父母如何苦口婆心地劝说，告诉他穿着这身硬邦邦的军服睡觉如何不舒服，并允诺他明天可以整天穿着这身军服。但是这些劝慰毫无效果，无论家长怎样劝说，他都拒绝把军装脱下来，执意穿着军装入睡。军队崇拜并不只是小孩子们的玩意儿，成年人不但崇拜军队和军装，而且对军队乃至军装心怀敬畏。德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桩颇为离奇的案件，东普鲁士有一个鞋匠福格特，化装成一个陆军上尉，在大街上命令一队巡逻兵随他到了科佩尼克市的市政府，下令逮捕了市长，抢劫了该市的金库。这个事件引起了巨大反响，多次被改编成文艺作品，例如德国剧作家卡尔?楚克迈耶的《科佩尼克的上尉》。在这出戏中，一个身处社会底层的流浪汉，不仅身无分文，而且刚从监狱出来，连身份都没有，仅凭捡到的一身上尉军服便得以呼风唤雨，甚至上演了一出夺取市议会权力的闹剧，闹得小城鸡飞狗跳。只要看过这出戏，就可以对当时的“军装恐惧症”有一个极为形象的概念。

历史上真实的科佩尼克上尉

军队崇拜症及军装恐惧症之缘起，当然首先在于军国主义思潮的滥觞。然而细心观察，现实又更加复杂，在军队崇拜症的劲风吹拂之下，德国社会的内部矛盾也借着这个风潮改头换面地表露出来。威廉二世治下的德国乃是一个等级制的集权制国家，如果一个人穿着国家机关的制服，例如政府机构或是警察制服，就传递着这样一个信息：我是国家权力机构中人，是主流社会的一员；而借着军队极高的社会地位，军服无疑成了各种制服中含金量最高的一种。所以帝国总理及一些议员在议会中穿军装、戴佩剑，为的是区别于平民出身的议员或其他人、显露自己的身份。学校教师或是火车站站长身着戎装，就可以赢得尊重，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市民阶层是平民阶层，在等级社会中，他们受着享有特权的贵族等级的压迫。德国市民阶层的发展本来就比较迟缓，与英、法、瑞士、荷兰等国的市民阶层相比，德国的市民阶层在社会中一直处于弱势，长期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随着市民阶层的经济实力逐渐壮大，市民阶层要求介入政治，以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以及满足自己的荣誉感。但是1848年德国革命的失败，使德国市民阶层又一次受到重创，又一次丧失了介入政治、进入主流社会的机会，仍然被排斥于国家的政治生活之外。随着工业革命在德国的肇兴，德国市民阶层的经济实力迅速壮大，但是国家的权力仍被牢固掌握在贵族和官僚队伍手中，市民阶层仍旧难以分一杯羹。

市民阶层即便有了钱，仍然受到排斥，政治仍然掌握在贵族和官僚手中，市民阶层还是有“局外人”的感觉。市民及地位更低的农民的子弟要想出人头地，提升社会地位，打入上流社会，最佳途径非打入国家机器莫属。在这种形势下，平民阶层要想跻身进入主流社会，唯一的途径就是依靠自己的经济实力把子弟送去学校接受良好的教育，然后凭借自己良好的业务素质让他们进入国家机关，打进国家公务员队伍，成为官吏，从而融入主流社会。而平民阶层同样需要在外在的符号体系中找到表现自身价值的符号，军装就变成了这样一个表达自身价值的符码。一个平民子弟从了军，穿上了军服，社会地位就大为提升。倘若再当上个小军官，那么地位就更高了，俨然成了半个贵族。就算没有穿军装或制服的权力，业余时间弄一套来过过瘾，作个白日梦，也可以平衡一下心态。对于德国的平民阶层来说，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由此可以看出，军服或某些制服在当时的德国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美国学者克雷格说道：“德国人甘心容忍任何穿着制服或带有官员徽章者的最无礼的举动，这一点免不了使西方的来访者感到惊奇”。因为制服本身并非只是一套衣服而已，而是一个机构的代码，表明制服的穿着者属于某一个机构。倘若这个机构是国家、军队或司法部门，那么制服就成了权力的符号。畏惧制服，实际上就是畏惧“上面”，即当局、政府机构、上级，也就是畏惧制服后面隐藏的权力。向往制服，意味着崇拜制服所代表的权力，意味着渴望进入这个权力机构，成为其中的一员。而崇拜军服，就是德国人制服崇拜的集中表现。

制服崇拜狂在纳粹时代同样兴旺。但是二战结束后，经过历史反思的德国人痛定思痛，彻底与纳粹划清界限，与军国主义划清界限，军服崇拜狂也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印证了物极必反的规律。不仅是军服失去了魅力，而且制服也不再具有过去那种威望。在当代德国现在看得到的制服，大多是诸如公交车司机、邮局投递员一类的职业装，中小学校也都不穿校服。制服在德国社会中的退场，表明德国社会中各种权力受到了制约，社会也渐趋平等，人们再也无须依靠穿上制服来表明自己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而且许多德国人认为，制服抹杀了人们的个性，使得每个人都大同小异，整齐划一的着装也会间接地使人们的思想整齐划一，极不利于个性的成长，以及社会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德语中制服（Uniform）一词派生出来的动词“uniformieren”，既有穿着制服的意思，也有使人们的行为和思想“一律化”之意，为人们所避讳。而且德国人还担忧，制服的滥觞还会培养人们对于某个机构的畏惧，特别是对于权力的向往和畏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