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初回国时看见一部张之纯的《中国文学史》，内中有一段说道：
　　 是故昆曲之盛衰，实兴亡之所系。道咸以降，此调渐微。中兴之颂未终，海内之人心已去。识者以秦声之极盛，为妖孽之先征。其言虽激，未始无因。欲睹升平，当复昆曲。《乐记》一言，自胜于政书万卷也。（下卷一一八页）
　　 这种议论，居然出现于“文学史”里面，居然作师范学校“新教科书”用，我那时初从外国回来，见了这种现状，真是莫名其妙。这种议论的病根全在没有历史观念，故把一代的兴亡与昆曲的盛衰看作有因果的关系，故说“欲睹升平，当复昆曲”。若是复昆曲遂可以致升平，只消一道总统命令，几处警察厅的威力，就可使中国戏园家家唱昆曲，难道中国立刻便“升平”了吗？我举这一个例来表示现在谈文学的人大多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因为没有历史进化的观念，故虽是“今人”，却要作“古人”的死文字；虽是二十世纪的人，偏要说秦汉唐宋的话。即以戏剧一个问题而论，那班崇拜现行的西皮二簧戏，认为“中国文学美术的结晶”的人，固是不值一驳；就有些人明知现有的皮簧戏实在不好，终不肯主张根本改革，偏要主张恢复昆曲。现在北京一班不识字的昆曲大家天天鹦鹉也似的唱昆腔戏，一班无聊的名士帮着吹打，以为这就是改良戏剧了。这些人都只是不明文学废兴的道理，不知道昆曲的衰亡自有衰亡的原因；不知道昆曲不能自保于道咸之时，决不能中兴于既亡之后。所以我说，现在主张恢复昆曲的人与崇拜皮簧的人，同是缺乏文学进化的观念。

以如今之观念看来，胡适等人之观点既不乏真知灼见，亦难掩极端偏激。且胡适、傅斯年等人字里行间颇以“精英分子”自居，视戏曲为“中下层社会”的东西，是“下等的歌谣……下等人歌唱的款式……全不脱下等人的贱样”。虽有为立新文化而矫枉过正之情由，然其言之偏激仍不免令人诧异。而这场论战后来也渐渐超出文学范畴，甚至变成人身攻击和政治闹剧。在种种扑朔迷离的舆论谣言和政治压力下，1919年3月，张厚载被北大勒令退学；4月，陈独秀被解除北大文科学长职务，不久之后因散发反政府传单被捕，保释出狱后彻底脱离北大，南下广州。此际遇令人唏嘘。
值得一提的是，曾对戏曲激烈批评的胡适，后来对戏曲的态度大为转变。1928年，胡适在一次演讲中说“社会上无论何种职业，不但三十六行，就是三万六千行，也都是社会所需要的。梅兰芳是需要的！小叫天（谭鑫培）是需要的！”1929年，梅兰芳赴美演出前，胡适在筹备工作中给予诸多帮助，更亲到码头送梅兰芳赴美，并因此受到“真估不到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先生，竟无聊至此，亲送男扮妇装的戏子出洋”的攻击。而曾公开撰文称“旧戏之应废”的周作人，则在更早的1924年就发表了《中国戏剧的三条路》，对自己之前的观点做了修正：“旧剧是民众需要的戏剧，我们不能使他灭亡，只应加以改良而使其兴盛”。

胡适、陈独秀、鲁迅等人为何激烈批判传统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