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于武、姚景源、李万里、邱宝昌、颜景辉等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在接受汽车预言家采访时表示：汽车限购需进一步差异化、科学性管理；用系统思维解决汽车限购问题；提高流动性效率是放开汽车限购的前提；汽车限购应从临时政策向立法化转型；资源有效配置是根治消费与拥堵的核心。

2020年是中国实施汽车限购政策的第十个年头。 围绕汽车消费和交通拥堵治理的问题，再次成为当下中国汽车市场关注的焦点。

汽车预言家分别对行业、协会、政策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进行采访，来听听他们是怎么看待中国汽车“限购”的十年。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姚景源，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李万里，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邱宝昌，汽车行业分析专家颜景辉等专家、学者在接受汽车预言家采访时表示：汽车限购需进一步差异化、科学性管理；用系统思维解决汽车限购问题；提高流动性效率是放开汽车限购的前提；汽车限购应从临时政策向立法化转型；资源有效配置是根治消费与拥堵的核心。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汽车人才研究会名誉理事长 付于武
对于出台汽车限购政策，这是政府不得已而为之的举措。目前，消费者既要享受汽车带来的出行生活，又要保障交通道路顺畅以及环境的改善。甚至不少城市也加入到限购阵营来，不排除北、上、广、深这些一线城市的迫切性。其他城市在出台汽车限购政策时应该持谨慎态度。
但是现在汽车限购政策进入了第十个年头，消费者对于享受汽车便利和道路交通顺畅的矛盾依然存在。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汽车限购政策，不能只限不管，搞“一刀切”。
综合来看，这应该需要堵疏结合，提高城市综合管理水平，科学地有节奏地引导私人消费。在管理的过程中，可以适度的进行差异化管理，比如针对新能源汽车、小排量汽车等进行政策倾斜管理。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 姚景源
对于一些城市实施限购措施，我是一开始就不认同这种行为。这相当于过去人们吃不饱肚子，就搞计划生育一样，真正要填饱肚子应该进行改革开放。交通建设也理应如此。
我们不能因为道路出现拥堵就进行限购，最根本的办法应该研究如何加强城市管理、城市规划、以及道路建设，这是根本途径。参考国际市场来看，美国汽车千人保有量800辆，日本千人保有量600辆，中国千人保有量仅为170辆。可以说，限购限行政策带来很多问题，其中就包括了遏制汽车消费潜力的释放。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曾多次强调用系统论的思维来看待问题，任何政策措施的出台所带来的影响绝不是孤立的。
今年是推出限购政策的第十个年头，如今更应该回顾这十年限购政策所带来影响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更应该对这项措施进行科学研究，找出新的方向。用兼顾、系统的思维来解决。

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专家委员会专家、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副巡视员 李万里
中国汽车市场的发展与现代化进度紧密相连，没有流动性就没有现代化，一直以来人们认为现代化进度是有欧美模式可借鉴的，汽车保有量必须到达一定程度才有可能使流动性适应现代化需求。这个过程中我们有个重要的考核指标，就是千人保有量。中国现在的千人保有量为160-170，即使如此低，一些大城市依然出现“车满为患”走不动的情况。因此，一些大城市采取了最快速的限购手段来确保现有流动性。从这个角度讲，出台限购政策也是地方政府无奈之举。
以现有条件来讨论限购能不能开放，我们就会陷入“无解”怪圈。实际上放开与否都无法解决一个更大的问题，即流动性的问题。

我们真正要解决的问题是：在中国现有条件下如何提高人们的出行效率。即我们有没有可能来改变出行方式，使得流通性进一步提高。比如说共享，或者汽车制造商转型出行服务商，把前市场和后市场融会贯通合并考虑。但是现在来看，共享不是那么容易，出行服务商前市场、后市场融合在新的制造商环境里也不是那么容易，融合效果并没有那么理想。
整体来看，汽车限购是否能放开，就事论事是没有结果的，恐怕非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通过改变现有思维、破除固定的周边条件，来考虑如何解决特有情况下提高流动性的效果。

汽车限购其实是地方政府身处两难境地做出的无奈之举。不限购会面临严重的交通拥堵、大气环境质量差等问题，限购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人们自主购买私家车的选择权利。综合大区域供需指标和交通拥堵的问题，以北京为代表的一些大城市实行了车牌摇号。但由于法规的不严谨性，导致很多人有空可钻，摇号过程中衍生出不少类似“假结婚”获得牌照的问题。
事实上，限牌作为地方性管理规定，需要依照相关法律来执行。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通过的立法法修改意见已经对地方政府规章权限进行了规范：当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件尚不成熟时，如因行政管理迫切需要，可以先制定地方政府规章，规章实施满两年需要继续实施规章所规定的行政措施的，应当提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或者其常务委员会制定地方性法规。也就说，如果地方政府现行限购规定取消不了，就应该通过地方人大讨论，形成草案，将其上升至更高的法律层面高度。

除此之外，还可以出台相关政策、红头文件等来完善现行的限购规定。比如北京可以借鉴上海的拍卖方法，拍卖一部分号牌；还可以对劳动模范，或者对城市建设做出突出贡献者等给予一些奖励指标，这将会是一种很实惠的荣誉。

以限购手段来治理交通拥堵，这是无奈之举，是谁也不想看到的，当然也包括政府在内，因为这毕竟限制了汽车消费。但是，目前尚未找到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取代这种政策。
以北京市为例，2010年12月23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小客车数量调控暂行规定》实施细则，俗称“限购令”。当时是想用行政手段限制一下，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腾出时间空间。

纵观中国汽车发展历程来看，2009年中国真正的进入了汽车社会，在当年国家还出台过1.6升及下排量购置税减半的政策，这也刺激了当年的汽车消费。
如今，随着北京汽车限购政策进入到第十个年头，可以看到，汽车限购以及限行等举措，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交通拥堵起到缓解作用。但是，限购也带来一些问题，其中包括产生了一批新的汽车刚需群体。这个矛盾也需要相关部门，认真负责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