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并不是说鲍曼之前没有社会学家思考大屠杀，而是说，他们大多数都是在没有撼动社会学理论框架的前提下对大屠杀进行阐释，或将其当作“社会失范”——文明有序的社会出现失调，运转不畅，“一旦社会功能失调，道德本能就会分崩离析”，或将其目为疯狂个体的反社会行为——希特勒首当其冲要为“最后解决方案”负责。然而，他们当中很少有学者关注到了大屠杀的技术要素，而这些要素和我们引以为自豪的现代化要素——高耸的烟囱、快速便捷的铁路网络，等等——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在集中营，“原材料是人，而最终产品是死亡”。

在经典著作《现代性与大屠杀》中，鲍曼从现代性的角度出发，将大屠杀当作一处“社会学的‘实验室’”，考察了其对现代性的阐释，这也就是说，大屠杀“是对现代社会具有的潜在可能性进行一次罕见而又重要且可靠的检验”。鲍曼认为，“大屠杀的每一个‘因素’——即那些使大屠杀成为可能的所有条件——都是正常的”，这种正常的意思是，它们“完全符合我们所熟悉的文明、它的指导精神、它的精髓、它内在的世界观等等”，换言之，纳粹时期的德国非但没有出现社会功能失调，反而运转得颇有成效，至少是在解决“犹太人问题”上。

鲍曼的第一个靶子是现代官僚体系，在这种体系下，行为的对象会经历“非人化”的过程，用他的话说就是，这些对象“可以用纯粹技术性的、道德中立的方式来表述”，先前的具体的人“被简化为纯粹的、无质的规定性的量度，因而也失去了他们的独特性”，他们“被简化为零”。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身上的遭遇不适用于道德评价，“因为只有人才是道德命题的对象”。在现代官僚体系下，很难“感知到并记住”技术术语背后的个人。

鲍曼的第二个靶子是现代技术，或者说现代技术体现的工具理性倾向。正如上文提到的技术要素，如果没有它们，或许反犹主义在纳粹时期仍然猖獗，但恐怕不会出现那般富有成效的大规模屠杀事件，因此，非但不像部分学者所解释的那样，大屠杀的出现标志着人类还不够文明，相反，正如R. L. 鲁本斯坦所言，大屠杀“见证了文明的进步”。这并不仅仅是尖利的讽刺，而是铁一般的事实，当然，这种进步是科学技术上的，而非道德层面上的。

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是那个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对现代人思维的影响：服从心理的广泛存在。在这个方面，鲍曼瞄准的是执行屠杀指令的普通党卫军官员，以及任何普通德国人，甚至是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在今天受害者至上的时代，指责犹太人似乎显得冒犯，但是鲍曼意不在此，而是表明现代性造成了广泛的反抗精神的缺席，因为犹太人极其组织选择了合作，而且卓有成效。

如果得出结论，笼统地说现代性造成了大屠杀，读者恐怕对鲍曼误解颇深。鲍曼明确写到，他的意思并非“大屠杀事件是由现代官僚体系或者它所体现的工具理性文化所决定的；更不是说，现代官僚体系一定会导致大屠杀之类的现象”，而只是说“单单工具理性的规则无法防止这种现象的发生”，官僚体系则“是大屠杀主张得以构思，缓慢而持续地发展，并最终得以实现的特定环境”，既无法逃离，又很难产生反抗思维，也即，大屠杀是现代性的一种可能性的实现。

@林小译

现代官僚体系和现代技术，是那个众说纷纭的“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此之外，它还包括对现代人思维的影响：服从心理的广泛存在。在这个方面，鲍曼瞄准的是执行屠杀指令的普通党卫军官员，以及任何普通德国人，甚至是作为受害者的犹太人。在今天受害者至上的时代，指责犹太人似乎显得冒犯，但是鲍曼意不在此，而是表明现代性造成了广泛的反抗精神的缺席，因为犹太人极其组织选择了合作，而且卓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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