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列论述之一：
试论：清顺治幼年出逃、出家疑案之解析
作者：田宋根
大清皇朝自公元1644年定鼎北京，七岁的福临登上皇帝宝座，即号为：“清世祖”，改元为顺治元年，此后传承十代皇帝，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溥仪下台，共延续了268年。
在清早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中，曾发生许多疑案至今未能破解，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顺治幼年出逃、出家”两件疑案，此虽为两件疑案，实则为同时发生的一件疑案、曾请教于某些史学家，他们承认“顺治幼年确曾出逃过，但是顺治究竟逃往何处？全国的历史学家至今尚无定论”。所以这个疑案至今未解。
清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六岁的福临在盛京（今沈阳）登上皇位，又于七岁时，（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日定鼎北京，国号:“顺治”。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危机？是什么情况逼迫福临必须出逃？福临究竟怎样出逃？逃往何处避难？对此疑案，我潜心研究三十余年，至今始得下列心得，自以为已破解了“顺治幼年出逃、出家”疑案。今书之于后，公之于众，欢迎诸位赏析、质疑，或批评之。
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在盛京宫内暴病身亡，享年五十二岁。（由于他生前未立储君，今日一旦龙御归天），於是就引发了一场帝位的争夺，当时最有实力争夺帝位者，当属大皇子豪格和皇太极之九弟睿亲王多尔衮两人。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他除了统率正蓝旗外，还有皇太极亲自统率过的正黄、镶黄两旗的拥戴，此外尚有索尼、鳌拜等大臣的极力支持。而睿亲王多尔衮则拥有正白、镶白两旗力量，还有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等大臣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为争夺皇位而各不相让。
双方士兵皆按刀佩弓、剑拔弩张，形成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危急之机，多尔衮忽忆及庒妃对自己所提之请求，决定採取“以退为进”之计。便从容地整整朝服，干咳了两声。众王公大臣见多尔衮意欲表示，便静静地将目光齐刷刷地盯住多尔衮，只见多尔衮不慌不忙地讲道：“诸位大人之高见，本王概已知悉，虎口王（豪格）虽为长子，但系庶出，不宜继承大统。吾意可立先帝嫡出之九阿哥福临继承大统，但虑及新主年幼，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待新主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诸位王公大臣意下如何。”这是个折中方案，两黄旗的天子近卫亲兵等权位均能保住。於是两黄旗大臣转而附和多尔衮，就这样，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暂时平息。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盛京宫内，六岁的福临就登上了皇帝宝座，决定第二年改元。今由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辅佐福临处理朝政，由多尔衮出师往取燕京，夺取大明天下。由于吴三桂主动请降叛国，致使多尔衮大军轻易进入关内，紧紧地追击李自成。
据史载：李自成於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於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第二天便率部撤出北京，向西安转移。至此，李自成进出北京只有四十二天。
清军一路追击到北京，於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大军进入北京城。正好这天故明旧臣和太监们正在给崇祯帝举办丧事。多尔衮为了收买人心，特许他们为崇祯帝出丧。
在故明旧臣、太监及八旗将领的簇拥下，多尔衮乘辇进入紫禁城，下辇后对天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再对盛京方向行三跪九叩首礼，随即乘辇入武英殿，下辇步入殿内升座皇帝龙椅，接受八旗将领与故明旧臣们的朝拜，此时多尔衮坐在皇帝宝座上听着山呼万岁的颂扬声，真是何等的得意啊！随即多尔衮突然意识到：崇祯帝虽然已死，但明朝的官员、将领仍在各地奋勇地抵抗，意图复国。况且李自成等民间起义军尚未剿灭；再者，满清内部的反对力量决不会让自己安稳地坐在这个宝座上，当务之急是要消灭明朝及各种抗清力量，以建立和巩固大清国。所以这个皇帝宝座对多尔衮来讲，无异是“火药桶”。多尔衮暗自决定：自己只能继续当好“周公”，对皇权的向往，则只能徐缓图之。想罢，多尔衮立即传令派员将捷报飞传盛京。
数月后，在济尔哈朗的护送下，庄太后，福临及一班文武官员一应人等到达北京，并定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日，福临在北京正式即皇帝位，定元为顺治元年，这样，福临就成为满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代皇帝。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想当皇帝的野心并未消除，而是随着权力的扩大，促使当皇帝的欲望也随之增加。据史料记载：
顺治元年10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
顺治二年，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礼制为他记摄政王起居注；
顺治三年，多尔衮私取大内印玺符节贮入王府；
顺治四年，多尔衮停止御前跪拜礼制，私制御用服饰，并罢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
顺治五年，多尔衮逼死肃清王豪格后，纳豪格之福晋为王妃。
至此多尔衮欲登皇帝宝座的唯一障碍便是福临了。已登上皇帝宝座的福临真可谓是岌岌乎危哉了！
此时的庄太后清醒地注意到，福临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只有安排福临出逃，方能保命、化解危机。在这浓重危机气氛笼罩下，小小年纪的福临也感受到了。在《清稗类钞》p238有明确记载：标题《世祖韬晦》，“当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世祖深自韬晦，遨嬉渔猎鄙事，无不为之，摄政王安意无猜，得以善全。盖自冲龄善於用晦如此。”
“世祖韬晦”一说，清楚地说明福临小小年纪便感受到叔父的威胁，只得深深地韬晦，以求暂避祸，否则就不能善全，也就是有杀身之祸了。庄太后自思无力改变局面，只能安排福临外逃，但是往何处出逃为好呢？无非是怎样选择东、南、西、北四方位。
北方地域虽尚算广大；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蒙古等地，但这些地方均是满清起家的老根据地，如今也是多尔衮的势力范围，福临若逃 亡此地则定无生机；
如往西逃，经石景山往西出了河北省后进入了山西，越过山西省就进入了陕西省。这是李自成撤退的路线，那里地广人稀，民情剽悍，李自成与满清结怨甚深，看来西方也是去不得的。
如果往东逃：经廊坊、唐山、秦皇岛、北戴河，再远去就进入渤海湾了，回旋余地太小，不是首选佳地，不可去。
看来只能往南了，往南地域宽广，且离京城不远就是通州码头，通州运河可通杭州，且江浙一带漕船运粮进京源源不断地向通州驶来，漕船上粮食卸完后，往往空船返回江浙。看来可以利用漕船潜往江南。
再一个问题是：以何种形式外逃？如果福临出逃时带上侍卫、奴仆，则必易洩露机密，就是扮作富家子弟出游，也必须带上奴仆、书僮，也不行。如扮作平民百姓子弟，则船家可能会以“恐被诬为拐带人口”为由而拒绝。庄太后转念一想，想那江南寺庙众多，信佛、参佛之人一定不少。因此不如将福临扮作小和尚，随带度牒，遇寺可以挂单，途中更可化缘，看来此计可行。
於是庄太后只说是为了斋僧，嘱速做两套僧衣鞋袜，又密派人去寺院求来度牒一件。遂派人唤来福临，仔细地嘱咐了一番，然后命福临换上僧衣，牵上一批快马，趁天色将晚，从东角门送出。
福临趁暮色骑马出了朝阳门十余里外一个小镇客店住下。次日清晨鸡叫二遍时复又骑马上路，到通州时天色方晓，遂将马栓于一户农户门前，徒步走到码头，见一漕船即将启航，遂与船家商议搭船前往江南，声言师父嘱咐需往南海普陀朝圣，以增功德。付了些许船资后，船家遂将福临领上船送入舱房，并告知福临:本船归航只到无锡，约需一个月方能到达。
一个月后船到无锡，福临经打听后转乘去吴兴的航班。一日清晨，船到吴兴码头，福临上岸后向人打听出家修行之所，经人介绍后方知沿大路一直南往可去天目山，彼处有许多深山古寺。福临便沿大路走去，忽闻后面有马车铃铛声响，遂请求搭乘，车夫爽快地答应福临搭车，但言明送货去武康，此去约四十余里。
车到武康时已中午，福临不敢在武康停留，因武康是县治所在，只怕多尔衮会有什么海捕文书到此，故辞别车夫独自沿大路向南走去。前方就是上柏镇，武康到上柏才十里多路，半个时辰便到了上柏。此时已午后，便到镇上找饭店用餐，餐毕稍坐小憩，此时店内客人散尽，小二见此北方来的小和尚甚感好奇，遂与之攀谈，听说福临要去天目山深山古寺修行，便极力劝阻，告知此去天目山上尚有几百里路，且道路难行，不如休去。想你只为修行以建功德，试问哪里的佛祖不渡人？并告知在大路的西面远处有座金车山，山下有座报恩禅寺，住持玉琳琇禅师是得道高僧，此去只有五里路，你不妨前去看一下，如不行则可另作打算。福临认为小二言而有理，便作别店小二前往报恩禅寺。
福临到达报恩寺后，入内拜见玉琳琇禅师请求收留。玉琳琇禅师见他落魄潦倒，且年纪幼小，就动了恻隐慈悲心肠将福临收留在寺内。福临深表感激，便拜玉琳琇禅师为师。次日开堂收徒，玉琳琇将福临留在身边作侍童，余时抄写经文。从此福临随众僧人晨钟暮鼓，在青灯古佛旁诵经念佛，安心地在报恩禅寺出家为僧。
顺治七年夏秋间（公元1650年），庄太后下诏天下，召福临回京重登帝位。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春夏间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夏秋间，福临在报恩寺度过了两年半时光。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四月，清帝玄烨第四次南巡到杭州，回京前，竟然绕道余杭县（今余杭镇）至长乐、潘极、卸车岭进入武康县（今属德清县）之大坞凉亭、江埠头、鹭鸶亭到达报恩禅寺，凭吊他那五十五年前在此避难出家的父亲—顺治皇帝，以及对劝阻父亲（顺治）出家，（即顺治十七年后董鄂妃去世后），从而保住父亲（顺治）皇位，也就是保住大清帝位传承使自己能顺利地登上皇位的玉琳琇国师，於是就御笔亲题敕赐名：“宝华禅寺”。
完稿於2019年国庆前夜
试论：清顺治幼年出逃、出家疑案之解析
作者：田宋根
大清皇朝自公元1644年定鼎北京，七岁的福临登上皇帝宝座，即号为：“清世祖”，改元为顺治元年，此后传承十代皇帝，到宣统三年（公元1911年）溥仪下台，共延续了268年。
在清早期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中，曾发生许多疑案至今未能破解，其中最有名的当数“顺治幼年出逃、出家”两件疑案，此虽为两件疑案，实则为同时发生的一件疑案、曾请教于某些史学家，他们承认“顺治幼年确曾出逃过，但是顺治究竟逃往何处？全国的历史学家至今尚无定论”。所以这个疑案至今未解。
清初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六岁的福临在盛京（今沈阳）登上皇位，又于七岁时，（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日定鼎北京，国号:“顺治”。这其间究竟发生了什么重大危机？是什么情况逼迫福临必须出逃？福临究竟怎样出逃？逃往何处避难？对此疑案，我潜心研究三十余年，至今始得下列心得，自以为已破解了“顺治幼年出逃、出家”疑案。今书之于后，公之于众，欢迎诸位赏析、质疑，或批评之。
清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初九日，清太宗皇太极在盛京宫内暴病身亡，享年五十二岁。（由于他生前未立储君，今日一旦龙御归天），於是就引发了一场帝位的争夺，当时最有实力争夺帝位者，当属大皇子豪格和皇太极之九弟睿亲王多尔衮两人。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长子，他除了统率正蓝旗外，还有皇太极亲自统率过的正黄、镶黄两旗的拥戴，此外尚有索尼、鳌拜等大臣的极力支持。而睿亲王多尔衮则拥有正白、镶白两旗力量，还有豫王多铎、英王阿济格等大臣的支持。双方势均力敌，为争夺皇位而各不相让。
双方士兵皆按刀佩弓、剑拔弩张，形成一触即发之势。在此危急之机，多尔衮忽忆及庒妃对自己所提之请求，决定採取“以退为进”之计。便从容地整整朝服，干咳了两声。众王公大臣见多尔衮意欲表示，便静静地将目光齐刷刷地盯住多尔衮，只见多尔衮不慌不忙地讲道：“诸位大人之高见，本王概已知悉，虎口王（豪格）虽为长子，但系庶出，不宜继承大统。吾意可立先帝嫡出之九阿哥福临继承大统，但虑及新主年幼，吾与右真王济尔哈朗左右辅政、待新主年长之后，当即归政。诸位王公大臣意下如何。”这是个折中方案，两黄旗的天子近卫亲兵等权位均能保住。於是两黄旗大臣转而附和多尔衮，就这样，一场天大的风波就此暂时平息。
崇德八年（公元1643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盛京宫内，六岁的福临就登上了皇帝宝座，决定第二年改元。今由济尔哈朗留守盛京、辅佐福临处理朝政，由多尔衮出师往取燕京，夺取大明天下。由于吴三桂主动请降叛国，致使多尔衮大军轻易进入关内，紧紧地追击李自成。
据史载：李自成於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於四月二十九日，李自成在武英殿即皇帝位，第二天便率部撤出北京，向西安转移。至此，李自成进出北京只有四十二天。
清军一路追击到北京，於五月初二日，多尔衮率领大军进入北京城。正好这天故明旧臣和太监们正在给崇祯帝举办丧事。多尔衮为了收买人心，特许他们为崇祯帝出丧。
在故明旧臣、太监及八旗将领的簇拥下，多尔衮乘辇进入紫禁城，下辇后对天行三跪九叩首大礼，然后再对盛京方向行三跪九叩首礼，随即乘辇入武英殿，下辇步入殿内升座皇帝龙椅，接受八旗将领与故明旧臣们的朝拜，此时多尔衮坐在皇帝宝座上听着山呼万岁的颂扬声，真是何等的得意啊！随即多尔衮突然意识到：崇祯帝虽然已死，但明朝的官员、将领仍在各地奋勇地抵抗，意图复国。况且李自成等民间起义军尚未剿灭；再者，满清内部的反对力量决不会让自己安稳地坐在这个宝座上，当务之急是要消灭明朝及各种抗清力量，以建立和巩固大清国。所以这个皇帝宝座对多尔衮来讲，无异是“火药桶”。多尔衮暗自决定：自己只能继续当好“周公”，对皇权的向往，则只能徐缓图之。想罢，多尔衮立即传令派员将捷报飞传盛京。
数月后，在济尔哈朗的护送下，庄太后，福临及一班文武官员一应人等到达北京，并定于甲申年（公元1644年）十月初一日，福临在北京正式即皇帝位，定元为顺治元年，这样，福临就成为满清定鼎北京的第一代皇帝。
福临即位后，多尔衮想当皇帝的野心并未消除，而是随着权力的扩大，促使当皇帝的欲望也随之增加。据史料记载：
顺治元年10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
顺治二年，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礼制为他记摄政王起居注；
顺治三年，多尔衮私取大内印玺符节贮入王府；
顺治四年，多尔衮停止御前跪拜礼制，私制御用服饰，并罢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
顺治五年，多尔衮逼死肃清王豪格后，纳豪格之福晋为王妃。
至此多尔衮欲登皇帝宝座的唯一障碍便是福临了。已登上皇帝宝座的福临真可谓是岌岌乎危哉了！
此时的庄太后清醒地注意到，福临已处在重重危机之中，只有安排福临出逃，方能保命、化解危机。在这浓重危机气氛笼罩下，小小年纪的福临也感受到了。在《清稗类钞》p238有明确记载：标题《世祖韬晦》，“当睿亲王多尔衮摄政时，世祖深自韬晦，遨嬉渔猎鄙事，无不为之，摄政王安意无猜，得以善全。盖自冲龄善於用晦如此。”
“世祖韬晦”一说，清楚地说明福临小小年纪便感受到叔父的威胁，只得深深地韬晦，以求暂避祸，否则就不能善全，也就是有杀身之祸了。庄太后自思无力改变局面，只能安排福临外逃，但是往何处出逃为好呢？无非是怎样选择东、南、西、北四方位。
北方地域虽尚算广大；有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察哈尔、蒙古等地，但这些地方均是满清起家的老根据地，如今也是多尔衮的势力范围，福临若逃 亡此地则定无生机；
如往西逃，经石景山往西出了河北省后进入了山西，越过山西省就进入了陕西省。这是李自成撤退的路线，那里地广人稀，民情剽悍，李自成与满清结怨甚深，看来西方也是去不得的。
如果往东逃：经廊坊、唐山、秦皇岛、北戴河，再远去就进入渤海湾了，回旋余地太小，不是首选佳地，不可去。
看来只能往南了，往南地域宽广，且离京城不远就是通州码头，通州运河可通杭州，且江浙一带漕船运粮进京源源不断地向通州驶来，漕船上粮食卸完后，往往空船返回江浙。看来可以利用漕船潜往江南。
再一个问题是：以何种形式外逃？如果福临出逃时带上侍卫、奴仆，则必易洩露机密，就是扮作富家子弟出游，也必须带上奴仆、书僮，也不行。如扮作平民百姓子弟，则船家可能会以“恐被诬为拐带人口”为由而拒绝。庄太后转念一想，想那江南寺庙众多，信佛、参佛之人一定不少。因此不如将福临扮作小和尚，随带度牒，遇寺可以挂单，途中更可化缘，看来此计可行。
於是庄太后只说是为了斋僧，嘱速做两套僧衣鞋袜，又密派人去寺院求来度牒一件。遂派人唤来福临，仔细地嘱咐了一番，然后命福临换上僧衣，牵上一批快马，趁天色将晚，从东角门送出。
福临趁暮色骑马出了朝阳门十余里外一个小镇客店住下。次日清晨鸡叫二遍时复又骑马上路，到通州时天色方晓，遂将马栓于一户农户门前，徒步走到码头，见一漕船即将启航，遂与船家商议搭船前往江南，声言师父嘱咐需往南海普陀朝圣，以增功德。付了些许船资后，船家遂将福临领上船送入舱房，并告知福临:本船归航只到无锡，约需一个月方能到达。
一个月后船到无锡，福临经打听后转乘去吴兴的航班。一日清晨，船到吴兴码头，福临上岸后向人打听出家修行之所，经人介绍后方知沿大路一直南往可去天目山，彼处有许多深山古寺。福临便沿大路走去，忽闻后面有马车铃铛声响，遂请求搭乘，车夫爽快地答应福临搭车，但言明送货去武康，此去约四十余里。
车到武康时已中午，福临不敢在武康停留，因武康是县治所在，只怕多尔衮会有什么海捕文书到此，故辞别车夫独自沿大路向南走去。前方就是上柏镇，武康到上柏才十里多路，半个时辰便到了上柏。此时已午后，便到镇上找饭店用餐，餐毕稍坐小憩，此时店内客人散尽，小二见此北方来的小和尚甚感好奇，遂与之攀谈，听说福临要去天目山深山古寺修行，便极力劝阻，告知此去天目山上尚有几百里路，且道路难行，不如休去。想你只为修行以建功德，试问哪里的佛祖不渡人？并告知在大路的西面远处有座金车山，山下有座报恩禅寺，住持玉琳琇禅师是得道高僧，此去只有五里路，你不妨前去看一下，如不行则可另作打算。福临认为小二言而有理，便作别店小二前往报恩禅寺。
福临到达报恩寺后，入内拜见玉琳琇禅师请求收留。玉琳琇禅师见他落魄潦倒，且年纪幼小，就动了恻隐慈悲心肠将福临收留在寺内。福临深表感激，便拜玉琳琇禅师为师。次日开堂收徒，玉琳琇将福临留在身边作侍童，余时抄写经文。从此福临随众僧人晨钟暮鼓，在青灯古佛旁诵经念佛，安心地在报恩禅寺出家为僧。
顺治七年夏秋间（公元1650年），庄太后下诏天下，召福临回京重登帝位。从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春夏间至顺治七年（公元1650年）夏秋间，福临在报恩寺度过了两年半时光。
康熙四十四年（公元1705年）四月，清帝玄烨第四次南巡到杭州，回京前，竟然绕道余杭县（今余杭镇）至长乐、潘极、卸车岭进入武康县（今属德清县）之大坞凉亭、江埠头、鹭鸶亭到达报恩禅寺，凭吊他那五十五年前在此避难出家的父亲—顺治皇帝，以及对劝阻父亲（顺治）出家，（即顺治十七年后董鄂妃去世后），从而保住父亲（顺治）皇位，也就是保住大清帝位传承使自己能顺利地登上皇位的玉琳琇国师，於是就御笔亲题敕赐名：“宝华禅寺”。
完稿於2019年国庆前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