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心学，是这四百年来的悲剧起源。因为人的行动需要靠意识的指导，有什么样的意识，就有什么样的行动。因此，要解除中国人身上那无边的苦难，首先就要对他们的错误意识进行意识重构，如此他们才会改变自己错误的习惯。
为何说心学是中国近世历史的祸端，这从心学本身的理论去看，其实就能找到答案。
心学所宣扬的核心理论，其实就是不分内外的“致良知”，以王阳明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必有事焉而勿忘勿助”，最后达到自我与天地的同体。
那他所讲的这句话，具体含义又是什么，我先大致对大家解释一下:
王阳明认为，天地万物的理就是人的真诚恻隐，这是人类的真知真道。
因而要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就必须传播这种真知真道，也就是说，要不分内外地躬行这种真知真道，而不要去区分客体与本体，因为在天理方面，客体也就是本体。因此可见，心学是绝对排斥物之间的差异，只推崇物之间的大同！
那以王阳明的这种思维逻辑来推论，正是因为人本然就有善性，所以感化他们就可以了，那明代的文人，忽视满清对华夏人民所犯的罪行，反而想以自身的善道去感化满清皇帝，就成为理所必然之事了。与现在的许多中国人认为不应该惩罚满清战犯与日本战犯，是同样的思维逻辑。王阳明自己都说武王之所以不尽善，是因为他没有感化纣王，而是去惩罚纣王。这就是心学所产生的第一个弊端。

心学所产生的第二个弊端就是自由与平等的学说大倡其世，严重破坏了国家正常的秩序。
每个人都有虚灵明识的善根，那人与人之间就没有差异，没有差异，那人与人之间就是平等的，那又为何要秩序？
每个人最终要通过修习内心来领悟这种虚灵明识的善根，外力是不能起到根本作用的。既然外力是起不到根本作用的，那还要礼法作甚？不要礼法，那就是自由！所以说心学虽然总是强调人的极端控制，但在现实功效中也必然会让人走向极端放纵，因为很少有人会通过内省之力来达到自我的调和与自我的圆满，不过就是放纵自己的欲望。
而当一个民族的绝大部分人民都不要礼法秩序时，都要放纵自己的欲望时，这个国家就没有了法律;没有了法律，就没有了政府;没有了政府，就没有了军队。然后一个没有了军队的明帝国，自然被一个小民族——满族所征服，因为这个大民族已经毫无还手之力！

心学所产生的第三个弊端就是它这种学说，不可能教育出真正意义上的君子，他只能教育出迂腐的文人与言行不一的伪君子！
这又是为何呢？
这是因为心学的修心之法是非常极端的，它是不承认人的欲望的，它认为人要达到自我的圆满，就要脱离自我地根除自己的欲望。
王阳明在写给聂文蔚的信中崩溃这样阐述自己的学说，他写道:“学者修学，也只是明一个理，而理是不分内外的，学习的最终过程也是为了达到人与天地的同体。因而，百姓的苦痛就是自己的苦痛，百姓的愚昧就是自己的愚昧。”
他在另一封给他另外的一个学生的信中还写道:“你与百姓讲学，俨然一副圣人的样子，百姓都被你吓跑了，你还讲什么学。你应该是以一副愚夫笨伯的样子去与百姓讲学！”
后来他的那位学生说我看满街都是圣人！
因而可见，心学的修心过程本就是脱离自我，尽除欲望，最后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的修心过程！
这看去是很伟大！只可惜从本质而言是一种极大的罪恶罢了！
这是因为客体是客体，本体是本体，虽然他们都由天道统率，但它们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与此同时，王阳明所说的善道，是一种只承认人的辞让之心，而丝毫不承认人的制恶之心的伪善！所以，心学从出生那天起，根本就没有善发主体，而力制客体的正确的世界观，只不过是软弱文人对善道渴望的一种自我投射，放到现实中根本连用力量来制恶的意识都没有。这就导致，哪怕是对心学信得很虔诚的人，最终也不过就是把自己养成是一个老好人，而老好人根本就不算是什么善良的人，因为他认知的善道，从没有什么制恶的意识。而在现实中，要实现善道，是必须清楚什么叫作善力的！

与此同时，修习心学的人，还存在着这样一个危险问题，那就是心学本身就包含了一个变逆的过程！
这是因为人都是有欲望的，真正的善道从来都是承认人的欲望的，只是要让节制自己过度的欲望，从而让天理与欲望达到一种平衡的状态。
而心学是根本就不承认人的欲望的，采取的是一种绝对的禁欲主义，因此这就让人根本不可能修习到心学所要求的境界。与此同时，每天压制欲望，到了最后反而变为对追求欲望有一种过度的补偿心理，这就是为何心学发展到最后，会尽出嘴巴上说善道，行为上又极尽放纵的根源！变为一种只要求他人禁欲，自己则可以无限放纵欲望的变态认知。你们自己去看看九零女，她们是不是始终都有这样的变态认知！
所以，由心学教养长大的人，必然会成为一个对强者只有索取之心，而毫无感恩之念的人;对弱者毫无辞让之心，只有压迫之念的人;而对犯罪分子，为了光大自己的虚伪，又突然变为一个极尽博爱的人！
由此可见，心学其实就是今日世界的白左意义罢了，所以这才是西方必亡的根源，西方的灭亡，与明朝的灭亡是一样的！只是中国的文人还认为他们的白左主义是什么先进的思想！
自己因何遭难都不知道，居然还去学让自己遭难的异端邪说，只不过是披了一层西方的皮，就认不清曾经毒死自己的毒药了！

【四】
那么，什么才是华夏的真秩序。在这点上，就怎么做一个老师的问题，荀子比王阳明看的透彻的多。他说道:“年老而威严，可做老师;解释经义而不背叛，可做老师;对道的认知深刻而又灵活，可做老师。”由此可见，在荀子眼睛，老师就应该有老师的样子，绝不可以去假谦虚地当什么愚夫笨伯地去教化人民！
而荀子在说君臣之道的时候，又说:“待圣君者，有听从而无劝谏;待中君者，有劝谏而无激肆;待暴君者，有调和而无顺从！”
而明末之后的中国文人，他们对圣君的态度还不如对一个暴君的态度，这就是不知礼仪，毫无文化内涵的反映，是绝无世家风范的。
诚然，朱元璋以暴制臣是一种极大的错误;那话反过来讲，之后的明臣以暴制君，难道就是一种正确？
真正华夏的君臣之道又是什么，君主对大臣有威严而不乱杀，大臣对君主先尽礼才有劝谏。绝非是今日中国文人的这种错误认知，也就是说，就他们现在的这种气质与行为，在真正的华夏大臣眼里，他们是与野蛮人无异的！

我还是小年轻的时候，比这些人就多懂这样一个道理，下属保护领导的权威，是身为下属的责任与义务，是感恩于领导的知遇之恩！
因此，哪怕在我十八岁打暑期工的时候，饭店老板让我在厨房洗盘子，大夏天是四十度，我也绝无怨言，一个星期后，老板就升我为领班。
在海边修铁路的时候，天作狂雨，民工都躲到屋棚里去的时候，我一样完成我的作业才下班。因为这是领导的命令，我不能违反，其他人违反是其他人的事，与我无关。结果不到半个月，我升为监工。
在杭州打工的时候，领导突然半夜打电话要我过去，那是深夜两点，我二话不说就过去，天亮把事做完才回家睡觉。不到三个月，我升为部门经理！
而且哪怕是领导有错，我也从不当面顶撞，从来是私下沟通。所以说，文化它从来不是文字，而是一个人体现在行动上的人格！
而现在信心学的九零后，他们对领导又是何态度;而身为领导的七零后，他们也很不懂为君之道。因而，这就是一种君不君、臣不臣的状态。
由此可见，他们被领导排斥的根源是什么，我被领导喜欢的根源又是什么？哪个领导我喜欢在行动上保护自己权威，在内心肯定自己权力欲望的得力干将？
这根本不是什么在满清时期的为奴之道，而是华夏大臣本就应该有的职业操守！因为保护领导的权威并不违反道义，违反道义的领导，我自然也会一走了之！
而中国的近世文人，在明朝君主面前偏激放肆，后又在满清皇帝面前柔媚无骨，这才是他们的真德性，我自然是不会去做这种人的。
而我今天所言，也根本不是在写文章，而是要把真正的华夏秩序变为法则，以后任何一个皇汉与我交往，都必须按我说的法则去为臣做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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