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静云 认为 石家河就是夏 盘龙城是早商
这里还有一篇 石家河玉器传承的论文 商的玉器就是传承与石家河 按照这个逻辑 石家河就是夏
郭静云、郭立新: 从石家河玉质礼器看殷商玉器渊源
2019-02-20 21:46
【编者按】殷周礼仪制度从何而来？中国文明的源头在哪里？人们围绕这些问题持续争论，本文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殷商玉礼器最重要的源头居然是长江中游地区的石家河文化；祖先崇拜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特征，然后作为祖先崇拜重要象征器物之一的祖先牌位，竟然最早出现于石家河文化并经盘龙城文化传承和发展而来。这些线索，都为郭静云教授所主张的中国文明起源于长江中游说提供了“实锤”!
摘要
殷商玉器文化已非常发达，为了解其源流脉络，本文将其与石家河文化玉器进行对比观察，发现二者在玉器制造技术、纹饰与造型等方面均极为相似，如都用青铜工具加工，采用阳起减地或弯曲线条阴刻技法，都习见饕餮神目与夔纹、扉棱，造型常见龙、凤、虎、蚕或蝉、立鹰等；这些相似性说明二者系同出于一源，石家河文化应是殷商玉质礼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头。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着重于讨论原来被称为“柄形器”的玉器，实际上宜改称为“祖形器”，即后世所谓祖先牌位；这一文化传统亦肇始于石家河文化晚期，经商文明发展成为关键礼器，而后传至后世并续用至今。前述观察为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时空关系提供了例证。
【关键词】石家河 殷商 玉器 祖形器
在对中国玉器时代（3500-2000BC）的研究中，经常将石家河玉器归入到包括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湖北和湖南广大地区的龙山玉器项下进入讨论。这样做虽然有助于指明这一类玉器在空间上广泛分布，[1]但并不能帮助我们了解此一类玉器的来源。近年的发现表明，石家河才是此类玉器的真正源头；[2]相关研究也表明，石家河文化玉器的影响力非常大，其所隐含的精神与信仰要点，既保留于本土商文化之中，同时又往北、向西、向东传播。[3]譬如，西北掠夺族群遗址如陕西石峁中亦发现很多石家河文化玉器；[4]而在长江上游的文化之中，石家河文化玉器器型持续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发展成为三星堆文化的标志物。[5]此外，亦有许多学者认为在山东日照所出土龙山时期玉圭的图案，也与石家河文化玉器密切相关并可能是后者的源头[6]。但是，从碳十四测年来看，该遗址时代晚于石家河文化，因此山东龙山所见器物可能是直接继承石家河文化的盘龙城文化的礼器，其源头诚如朱乃诚先生所言，来自石家河文化晚期。[7]
同样，殷商也有许多源自石家河文化的玉器，其中大部分也先经过盘龙城文化的传承，而再见于殷周文化之中；其中，人面像、立鹰、祖形器、璋、戈等许多殷周时期遗址出土的精致玉器，其造型和刻纹之母题和艺术，皆明显可见到源自石家河、盘龙城的痕迹。本文首先从制玉技术、饕餮神目夔纹与扉棱以及器型等方面指出这一关联，然后通过对祖形器的考证这一具体的例子，复原从石家河玉器到殷商玉器的演变过程。本研究将为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其时空关系提供线索和参考。
一、殷商玉器传承自后石家河文化的因素
1.技术的传承
石家河玉器制造技术远高于红山、凌家滩、良渚等其他玉器文化，器型很小、刻得很细，普遍采用阳起减地技法以及弯曲线条细阴刻技法，红山、凌家滩文化玉器所用的技术不可能达到这种效果。牟永抗先生认为当时人只能使用金属砣才能制造这种效果[8]，细线条刻纹也不可能用绳砂磨出来，需要用金属钻；并且，这不可能是硬度不足的红铜器，而至少是与邓家湾发现的性质相同的青铜或比其更加成熟的合金材料。罗家柏岭玉器制作坊应该已采用小型的青铜工具[9]，该地点曾经发现过五块铜片，可能是玉器作坊的工具残件。[10]这种玉器加工技术被后来的早商文明所继承，日后又被殷商传承。
2.饕餮神目夔纹与扉棱

图一 石家河至殷商时期玉器上的神目图案
石家河玉器造型有一些关键特征，后来普遍成为商文明玉器和青铜器造型的特点，如饕餮眼形强调眼瞳，外眼角上扬，内角弯一小钩。这种眼形最早见于石家河玉器上（图一：1-7），不仅影响后来之商文明中的饕餮神目造型（图一：10-12，图三：2，图四：6，图六：3），也影响到三星堆面像的神目形状[11]。
商文明礼器中，最关键的纹饰是夔纹[12]，夔纹亦最早见于石家河玉器上。如最近在石家河城内谭家岭瓮棺出土的獠牙神人面像上，冠下用细线对称阴刻二组钩曲夔纹（图二：1）；此类钩曲夔纹亦见于殷墟妇好墓所出玉器（图二：2，图三：2，图四：4-5），殷商青铜器上亦常见（图二：3）。

图二 石家河与殷商妇好墓出土礼器上的夔纹

图三 石家河与殷商妇好墓出土玉器上的扉棱
商文明玉质和青铜礼器上常见的扉棱（图三：2，图四：4-5），最早可见于湖南澧县孙家岗遗址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上（图三：1，图四：3）。此外，后世所出玉器中，亦有不少被认为是石家河时代的遗物（图一：8-9）。

3.器型的传承

图四 石家河与殷商妇好墓出土玉龙造型的比较

图五 石家河与妇好墓出土玉凤造型的比较
殷商玉器中玦形龙和凤等鸟类造型、老虎、蚕或蝉、立鹰等器型亦源自石家河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玦形龙（图四：1-2）虽然不见有夔纹装饰，但都呈首尾相衔状，尾刺对着张开的嘴口，造型与殷周玦形龙神似（图四：4-6）。罗家柏岭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凤（图五：1），因其造型及风格与中原地区周代玉器相似，曾一度被误认为是西周的作品[13]。这种误认也反过来说明二者同出一源，石家河玉器才是后世殷周玉器的直接源头，殷墟妇好墓所出玉凤很可能就是石家河文化的遗物（图五：2）。

图六 石家河与妇好墓出土玉虎造型的比较

玉虎是石家河文化玉器中的代表性器物，常见有玉虎头（图一：1-4）或全身造型（图六：1），后者与殷墟妇好墓中所出玉虎造型非常相似（图六：2-4）。玉蝉（一般以“蝉”相称，但实际上应为“蚕”）亦多见于石家河文化（图七：1-3），此后在殷周玉器中常见，造型也非常相似（图七：4）。玉立鹰则始见于石家河文化（图八：1-2），在盘龙城文化大放光彩（图八：3-8），其后续见于殷周（图八：9-10）；其造型均极相似，柄形，上雕鹰首钩喙，下出尖圆形榫头；盘龙城玉立鹰背上还常见线刻的神祖面（图八：4-5，7-8）[14]。玉立鹰与原本称为被称为“柄型器”者，意义上具有相关性，下文拟着重分析之 。

图七 石家河与妇好墓出土玉蚕或蝉造型的比较

图八 石家河至殷商太鹰造型图
二、祖形器传承的线索
以往所谓“柄形器”，实际上是石家河人、盘龙城人所用的祖先牌位（图九），这种代表长江中游文化精神信仰的器形亦见于其后的殷商文化。为具体说明这一文化传承与发展脉络，下面拟以祖形器为例，探讨其从石家河到盘龙城的变迁过程，并说明其这种变化所隐含的社会文化意义。

图九 1—5.石家河文化祖形器（肖家屋脊出土）；6—8.盘龙城李家嘴出土

安阳后岗殷商贵族3号墓出土了几件特殊的玉器，一般称为“柄形器”，在其上皆留下了朱书，写着“祖庚”、“祖甲”、“祖丙”、“父辛”、“父癸”等祖先庙名[15]。诚如刘钊先生所言，该朱书极有可能是了解柄形器用途之线索，而其意义是作为祖先的“石主”，也就是宗庙里的牌位。由此出发，刘钊先生更进一步假设：所谓“柄形器”的形状，符合甲骨文所见字形，便是表达被祭祀的祖先牌位形象（图十）[16]。该字在甲骨文中写成“”，既可释为“主”的古字，亦可释为“示”或“且”（祖）的异体字。其实，这些所谓的“柄形器”，最早见于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图九：1-5），后来在盘龙城（图九：6-8）、二里头、二里岗等处经常作为随葬品出现，洹北城、殷墟和两周时代的墓也通见。
学界对所谓“玉柄形器”的看法众多：视为没有特殊意义的装饰品[17]；圭类瑞器[18]；牙璋的亚种[19]；表达身分的玉笏[20]或玉节[21]；酒祭用的瓒柄[22]；祖先牌位[23]等。由于朱书痕迹难以保存，所以这一难得的朱书礼器表明，源自石家河文化的“柄形器”，其实就是“玉祖”或“玉主”牌位，上面写着祖先的庙名，即祖先日名。

图十 安阳后岗出土的玉祖器

图十一 石家河文化陶祖

图十二 盘龙城文化陶祖
石家河文化中，玉祖的形状一般为长条形，靠近一端两侧略内凹，做成所谓“柄”状，器上有多种细致的刻纹。后来慢慢形成了一种无刻纹的典型器，上头镶有一块圆形的绿松石（绿松石可能会因年久而剥落，故部分玉祖上常有圆形的缺块，图九：6），盘龙城、二里头、二里岗和殷墓中的玉祖，均继承了此一特点。鄂东南阳新县大路铺遗址出土过形状相同的盘龙城文化陶祖（图十二）[24]；石家河祭坛也发现小型陶祖，不过其形状还没有典型化（图十一）。
石家河时代（2800BC-1800BC）小型玉祖，其实就是屈家岭文化（3500BC-2600BC）中大型陶祖小型化的变体。所谓屈家岭文化“陶祖”，即是屈家岭祭祀区出土之套筒形偶像（图十三）。正是因为这类器物符合甲骨文“且”（祖）字形，而被学界称为“陶祖”[25]，其意义可能指涉祖先崇拜和生殖器崇拜。郭沫若先生将“且”（祖）字的象形意义释为生殖器，其说可从[26]；而且，“”、“”、“”、“”、“”等作为“且”（祖）的字形，早就出现在大溪文化（4300BC-3300BC）和屈家岭文化的文字之中。据此推论，大溪、屈家岭的“”字是甲骨文中“且”（祖）字的来源，并且该字与屈家岭文化的陶祖或许有直接关系，都是表达对祖先的“生殖”崇拜，而小型的玉祖当也是属于同一脉络的礼器，恰好在屈家岭文化大型陶祖与殷商文字中的牌位之间，补充了中间的衔接环节。
就历史发展、社会及文化的演变来说，屈家岭时代“祖”的概念并不是小家族的祖先，而是社会共同体公共性的始祖；到了石家河时代，社会发展和共同体内部的竞争导致其进一步分解成较小宗族群体。[27]就是因为如此，石家河时代的人们，已不制作巨大的陶祖，而开始出现小型陶祖和玉祖，改以体积较小的“玉主”牌位取代巨大陶祖偶像（图十三）。这一现象并不是同一种器物外形上的发展，而是社会观念内在演化的反映：屈家岭时代的大型偶像所表达的是，以城为聚落群中心的人们（这是那个时代最大也最为关键的社会结群单位）自我认同为是由一个共同始祖的后裔所组成的共同体；但是循着人口扩展、区域之间来往增加、整个社会财富增加并分化，以往那种从聚落到古国作为共同体的观念弱化，共同体内部社会分支、家族的观念逐步升起。因此，共同拜祖的活动逐步消退，石家河早期的祭坛上不再出现大型陶祖偶像，而开始普遍出现孔雀石及陶缸，揭示出共同祭祀已另有新意，即不再在公共祭祀活动中强调共同的祖先，而是强调冶炼的神秘转化的[28]。

图十三 屈家岭文化陶祖偶像

图十四 石家河类型带獠牙玉祖
至于对祖先的崇拜，则从全社会共同的活动逐步变成为家族的活动，从共同的祭坛下到墓里，从大型器物变成小型，并将之放在墓里面，以祈求其在信仰上象征“生殖”或“新生”的意义。盘龙城文化玉祖大部分磨光不带刻文，或许是因为在上面开始写祖先名号，而石家河文化玉祖有多种，大部分带刻纹。其中芝加哥艺术所收藏的石家河玉祖的刻纹为獠牙，已将玉祖、獠牙神面以及对老虎的崇拜结合到一套信仰的脉络里（图十四）。带獠牙的玉祖，除了表达宗族的祖先牌位，还带有社会共同崇拜对象或大酋领国王的始祖形象，所以可能属于等级极高贵族的礼器，甚至或许可以考虑王级的身份。二里头城址出土了几件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此外另出土了一件带石家河文化神面纹和虎头纹的玉祖，应该也是石家河晚期王族的玉祖，流传到北方的遗址中（图十五：1）。
但是，这种带獠牙的祖形器不多（可能就是因为属于王族的器物），在整体较富裕的石家河时期社会中，各种玉祖形器相当多；还有陶祖，应该属于较贫穷家族所用的礼器（图十二）。同时在石家河文化早中期，有很多小形陶祖出现在祭坛上，其中包括母神抱祖的小陶塑，这应该是古国的家族一起祈祷生殖的遗迹（图十一），但这已经不是崇拜伟大的共同始祖的活动，而是组成国家的各个宗族祈求生生不息（包括土地、家畜和子孙的生殖），也通过个体宗族的生命力量来保持国家的生命力量。年年在祭坛或庙里的共同祈祷中用同样的陶质小祖，而宝贵的玉祖用于家族墓中。
尤仁德先生曾经提出，所谓“柄形器”，就其形状和墓中出土部位而言，应该是商人纪念祖灵用的玉制灵牌，即《说文解字》中所说的“祏，宗庙主也”。叶舒宪先生亦补充，祖灵牌位“始于先夏时代（石家河文化）的玉柄形器礼制，经过整个商代的因袭和传承，到西周时期仍然基本不变地流行于墓葬方式中，看不出有丝毫衰微的迹象。”[29]此说可信，石家河时期所出现的这种小型祖形器，在历史上经过多次变化后，仍继续传承很久，此即中国文化传统中几千年来一直使用的祖先牌位。它们早期被安放在墓里，始祖的象征有助于死者回归到始祖；至后期，被安放于宗庙祠堂，成为宗庙礼器。也就是说，祖先牌位的传统源自石家河文化晚期，已有四千多年的历史渊源可考。

图十五 殷周玉祖形器
另一方面，学者们所提出的“璋瓒”假设亦有明显的证据，如殷墟出土属小臣族的/祖上有铭文，直接将其称为“瓒”，西周青铜器铭文中亦常见王赐璋瓒的纪录[30]。但是，仔细观察小臣的玉祖，则不难发现其与典型盘龙城文化器型有一处不同：在其下面好像有另外加工的痕迹，以特别把下端做细，此举或许就是为了使它能象李学勤先生所说的那样用作瓒柄[31]。所谓“柄形器”，其原本的形状并不符合用作祼玉，“瓒”是殷周以来把夏商玉祖另外改用而赋予新意的礼器。
殷周时期的墓里玉祖颇为常见，大体存在以下四种情况。第一，有数件石家河类型玉祖见于殷墟王级贵族的墓里，它们应该不是殷商时期制造的，而是前期石家河文化流传下来的遗物（图十五：2、3）；石家河玉祖还向南流入吴城文化，在江西新干祭祀坑中也有发现（图十五：5）。第二，属于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其所代表的是玉祖牌位传统的继承和发展，南北都可见，或许在磨光的玉上原来也曾写有祖先庙号，只是因后来字迹磨灭，今已不可见。第三，在典型的盘龙城文化玉祖上另加刻纹（图十五：4、6－8），其所反映的应该是新族群不满意玉祖过于简单的形状，希望增加玉器的美丽。第四，保留与玉祖相似的形状，但其他方面更改得比较多，而创造出新作用的礼器（图十五：9、10）。[32]
不过殷周以来多样化的造型并不否定玉祖的原型和最初的作用，典型的磨光的玉祖在殷周时期仍一直被继续用于丧葬礼仪中。所以，祖先牌位的传统源自石家河文化，在盘龙城早商文化，其典型的形状即已确定。
笔者在幕阜山汨罗江地区考察发现，本地旗杆石形状很特殊。旗杆石是古代经科举应试考中功名的在祠堂前所竖，以此彰显身份，光宗耀祖，昭示世人，激励后辈。幕阜山地区旗杆石的形状是典型的盘龙城商文化的祖形器。商文明与幕阜山地区关系很深，商青铜大文明因幕阜山的矿而兴盛。本地区直至明清时代在祠堂前竖立功名碑，而仍然用商祖形器的形状，虽然具体过程和缘由已无法考证，但这显然可视为古声传响到今的例子（图十六）。

图十六 平江县哲寮村旗杆石
三、总结
总而言之，商文明很多玉器形状、纹饰与制造技术源自石家河文化；妇好墓就出土很多溯源于石家河文化的玉器。若将殷商玉器和石家河文化玉器相比较，二者在玉器制造技术、纹饰与造型等方面均极为相似，如都用青铜工具加工，采用阳起减地或弯曲线条阴刻技法，都习见饕餮神目与夔纹、扉棱，造型常见龙、凤、虎、蚕或蝉、立鹰等；这些相似性说明二者系同出于一源。由于石家河文化远比殷商时代早，所以石家河文化应是殷商玉质礼器文化最重要和直接的源头。而玉柄形的例子，则更具体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传承脉络。所谓玉柄形器，宜改称为“祖形器”。这一类器物始见于石家河文化，其时可能只有最高的贵族才用，上面带有很多刻纹，其中部分涉及到始祖的崇拜，这是迄今所知最早的祖先牌位。到了盘龙城时代，使用祖形器的礼仪普遍化，成为很多贵族家族祖先崇拜用具，而且很可能在牌位上书写祖先的庙名。为祖先立牌位的传统，其源头即在于此。这一礼器传统一直延续到殷商并继续用，所以我们在殷墟妇墓中仍然发现大量祖形器。这些观察表明石家河文化对于了解夏商文化渊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有助于我们从更宽广的视野中理解夏商文化源头及其时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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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简单明了 商文明 玉器形状纹饰与制造技术源自石家河文化
所以牙璋出自石家河很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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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子不好吧，屈家岭是你🐎O3，别报龙山大腿

近几年屈家岭北上的证据越来越多了 考古界的观点也在转向新证
贴吧泛滥的推测大汶口南下的文章是1996年的老论文以个人名义发表的，都是推测和暗示，本帖首页帖的是2019年7月 社科院考古所以社科院考古所整体名义发表的文章，发表在《考古》学术期刊上，有实际累计的多年考古证据，即新又权威，推翻了以前各路猜测，总些怪物脑袋无法接受证据和事实。
论文都在1楼，目前社科院考古所文章的观点，注意此文以考古所的名义发的，而不是以个人研究员名义发表的文章，这是要对科学负责。

@岭南处士 自己找找古蜀在什么地方，看看岱岳旁边那是什么字，我发现有些南方人很有礼貌基本都是实事求是，有些就不同了，简直散尽天良

雕龙碑遗址
雕龙碑遗址，又称“雕龙碑新石器时代原始氏族公社聚落遗址”，位于湖北省枣阳市鹿头镇北3千米的武庄村南，是长江与黄河流域交汇带保存较好的新石器时代炎帝氏族聚落遗址， 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刻有飞龙的石碑，故名“雕龙碑遗址。 雕龙碑遗址东依青山，西望平旷，河水绕流，因遗址附近曾竖一刻有飞龙的石碑，故名“雕龙碑遗址”。雕龙碑遗址于1957年湖北省文物普查时被发现，东西长150米，南北长300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 1996年，雕龙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第四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雕龙碑遗址文化层厚0.6—2米，有三个时期的堆积，分属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
雕龙碑遗址距今为6000多年，是一处内涵丰富，保存完整的原始氏族聚落遗址。人们可以通过雕龙碑遗址了解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状况，体现了南北文化交流与融合，具有重要价值。 雕龙碑遗址文化内涵丰富，地方文化特色明显又兼有南北文化特征，它的发现对研究新石器时代黄河，长江流域文化交流有重要价值。从已发掘的资料看，雕龙碑遗址至少存在3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说明这一南北文化接壤地带在当时经历了3次大规模的社会变革。 雕龙碑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水稻颗粒和稻壳，反映了这一时期已经进入了农耕定居；发现的大量的陶纺轮、石纺轮、骨镞、骨锥、蚌器等，反映了这一时期纺织业十分普遍。 雕龙碑遗址距随州历山“神衣洞”约30千米，所反映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文化相当发达，并与古文献记载的传说中的炎帝神农在时间和地城上完全一致，基本上可以肯定是炎帝神农氏族聚落遗址。雕龙碑遗址的考古发现，为深入了解和研究炎帝神农时期的农耕文化和社会形态提供了实物证据。
【社科院考古所观点：雕龙碑遗址是炎帝氏族的都邑】
主持湖北枣阳雕龙碑遗址考古发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王杰研究员称，雕龙碑遗址应是炎帝氏族的都邑。王杰专门撰写了论文《探寻炎帝氏族的足迹--从雕龙碑考古发现探讨炎帝都邑问题》。文中说，雕龙碑遗址具有产生炎帝氏族都邑的特征条件。而已发掘出土的遗迹遗物等实物资料，与传说中的炎帝氏族文化大多相符。
@掌掴洋奴
且雕龙碑遗址文化层厚0.6—2米，有三个时期的堆积，分属仰韶文化、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雕龙碑遗址最后就是屈家岭文化，而屈家岭文化可以认为是黄帝部落，可见炎帝部落最后被黄帝部落融合兼并，考古与历史故事再一次的契合！
屈家岭黄帝部落北上兼并了雕龙碑炎帝部落，雕龙碑遗址最后是屈家岭文化，果真是屈家岭O3北上黄帝全国一统。
这里再提示一下：在湖北东部地区 有武汉黄陂 黄冈 黄安 黄石 带黄的从古用到今的地名，
而黄帝老婆嫘祖是西陵人，黄陂正好有个古地名西陵现在还是，屈家岭在京山，都是江汉平原汉水流域同一片区域，交通由汉水及其支流沟连。
史载炎帝部落在随州厉山而雕龙碑又是炎帝部落都邑，正好相连，都在枣随通道上，而随州枣阳就在京山黄陂西北，屈家岭文化北上必过枣随通道，可见黄帝部落征战四方第一步就是兼并炎帝部落，考古与历史故事及地理地貌再一次的契合！

不过我还是不建议楼主搞炎黄那一套虚的，周人包括之后的统一王朝杂糅了太多私货，要知道考古就是考古，分子研究就是分子研究，我们不要走某些人走的“路线决定脑袋”的道，文化是一回事，民族是另一回事，历史故事又是另一回事，搞清自己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不要学阿Q给别人乱认爹。

都是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该信哪个？

我现在一看到，某某史前南下或者北上取代某某，我就想笑，找到体质前后明显替换证据了？我可以从妇好墓里同样找到红山风格的器物，大言不惭良渚是屈家岭东进，时间对的上？楼主论文里有强势北上东征的论断么。郭静云俄罗斯人研究中国细石器时期历史的，姓郭因为台湾老公姓郭，这时候就这么听老毛子女人话，就因为她替你们找爹了。黄河流域是细石器时期到青铜器早期原始华夏的集大成者，靠屈家岭推翻不了，靠红山也推翻不了，辽河文明和长江淮河流域是原始华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老一辈田野考古专家严谨的学术结论。

这个问题要慎重，不能因为罗马帝国至今欧洲人都姓基督教就说他们是犹太人后代，或者说犹太人征服过罗马帝国

我个人倾向于青铜时代初期有一伙人拿着最先进的青铜武器从，西安周边临潼之类的地方向东西南北征服扩张，主攻方向河南，当然是先征服河南西部。他们就对应传说中的黄帝一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