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央电视台最近热播的电视剧《赵树理》，很为剧中主人公的责任意识而感动，想到了许多许多。
 赵树理是作家，但本质上又是一个农民。这不仅因为他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还因为他把反映与改变农民的命运当做自己的神圣使命。作为作家的他，通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作品，生动地表现了当时农民的生存状况、他们的苦闷与追求；作为农民的他，即便是进了城，当了“大官”之后，依然难忘农民，并为他们困苦的生活而焦虑并竭尽个人所能。比如说，带领尉迟村的乡亲购良种，修水库，种果树，甚至送去新式的犁铧。
 如果拿今天的眼光来看赵树理当年的创作，尤其是解放以后的创作，恐怕不是没有可以商榷的地方。比如说，他所写的有关中国农业合作化题材的小说中，某些主人公就不乏“虚美”与一定程度的“拔高”。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些问题放到作家们普遍失去了自己的思考而不得不“遵命”的那一特殊时期、特殊语境中去考虑，如果我们能够看到他比之其他许多同时期的作家都要显得相对冷静与理智乃至“右倾”，我们就不能不予以充分的谅解。至于他下到基层，带领农民兄弟投身农村建设，到底有没有或者更准确地说给乡村带来多大的变化，我以为，与他在这过程中表现出的奉献精神与责任意识相比，并不重要。因为，虽然他自称对农业相当懂行，可他毕竟首先是一个作家，他最擅长的不是农事，而是写作———作家干预生活的最好方式是通过手中的笔，而不是锄头。
 赵树理作为一个作家，最可贵的难道不正是他对我们这个社会的责任意识吗？也只有具备强烈的责任意识，我们的作家才有可能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自觉地为人民画像、请命、呐喊、牺牲，才有可能为人民所喜爱、所期待、所关注，并且写出伟大的作品，成为伟大的作家———中国古代的屈原、杜甫、白居易等，概莫能外。
 时代不同了，社会在进步，文学上的许多观念也在随之而悄然发生着某些变化。比如说，从前我们强调的文艺作品应该为工农兵服务，为人民群众服务等理念固然还有人在坚守，但也有不少的作家把文学作品作为反映个人理想、构建能够为自己掌控与驰骋的私人空间，“个人化”的色彩异常强烈。对后一种理念与做法，在我们这个越来越宽容、越来越尊重个人的社会,你当然不能简单地说就错了———事实上，反映个体的体验、感悟、思考、幻想，也应该是文学作品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如果我们的作家把这当作永远不变的主题，并且我们大多数作家都一阵风地这样做的时候，恐怕也不能说是正常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作家首先是一个具有社会性的人，也因此，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牢记我们自己所肩负的社会责任。
 与赵树理长年累月生活在农村相比，我们坐在城市明亮的书房里喝着咖啡、敲着键盘无疑要惬意许多；而如果我们因此“写”出的小说之类，借助于成功的策划，轻轻松松就能挣它一辆车、一座房，也绝对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可我们如此这般生产出来的是“文学作品”，还是“文化快餐”———甚至是“文字垃圾”恐怕是很值得思量的事。
 也许，我们今天的创作环境依然受到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从而使得我们内心有着一定创造追求的作家很难将其对人生、对社会、对现实的许多深刻思考完全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可这决不应该成为我们逃避现实、一头扎进虚拟的文学空间的理由。因为相对于赵树理的时代，我们今天的禁忌、顾虑无疑要少许多，而我们的表现空间则要大出许多。因此，既然在那样的时代，赵树理依然能够写出那样的作品，那么，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呢？而我以为，只要我们能够像他那样勿忘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今天的作家应该能够写出至少与其等量齐观的作品来。（严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