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羊西来：中国家羊的起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李志鹏
　　家羊包括绵羊和山羊，二者在中国又统称为羊。羊在中国人的饮食生活和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羊肉鲜美，羊奶和羊奶制作的乳酪等奶制品，是中国人喜爱的美食。羊毛和羊毛制品为人类的衣着打扮、装饰等提供御寒保暖、美化生活的原材料。羊还在古代直至今天的祭祀活动、宴饮等礼仪活动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羊的重要性和羊本身温驯、可爱的特点，一说到羊，我们通常就会想到“三阳（羊）开泰”“羊大为美”之类的吉语，羊在中国成了吉祥、美大、泰顺、祥瑞的象征。于是，羊也有了“吉羊”的美称。
　　万物皆有源，探源是了解万物发生、发展的基础，羊是“六畜”和“十二生肖”之一，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社会发展有着重要影响，因而家羊的起源研究也就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学界一度认为，中国家绵羊可能的祖先是亚洲摩弗伦羊、羱羊、盘羊、东方盘羊等几个野生绵羊种，但分子遗传学的最新研究结果显示，未发现这些野生绵羊种对中国和蒙古两国的家绵羊有遗传贡献的证据，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中国家绵羊的野生祖先。
　　分子遗传学研究发现，现代家绵羊的祖先都源自近东地区的新月形沃地的野生绵羊欧洲摩弗伦羊和安纳托利亚野生绵羊，而伊朗地区的胃石野山羊则是现代家山羊的祖先。总之，从现代世界上的家绵羊和家山羊的分子遗传学的研究结果来看，中国家养绵羊和山羊可能是古人通过文化交流，从中国境外将已经被驯化的家绵羊传入中国的。
　　但也有学者提出，数千年来，家畜的繁育受到长期的人工选择，与外来引进品种存在大量的杂交和基因交流，造成现代家畜群体的遗传结构不同于历史上家畜群体的遗传结构，所得到的数据不足以准确反映家畜遗传结构的变化过程，而这一过程恰恰反映了家畜的驯化过程。
　　那么，中国的家羊到底是本土起源的，还是从境外传入的呢？这就必须仰赖于考古工作发现、分析、确认古代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可能的家羊骨骼，揭示中国家羊的起源和传播、扩散途径。采集古代家羊的骨骼样品，提取古代DNA样本，进行分子考古学的研究，建构古代家绵羊和家山羊的遗传结构，直接从分子层面上揭示家羊的起源、驯化与传播过程。

目前的考古研究结果显示，世界上最早的绵羊和山羊约在距今10000年前后，分别在西南亚的新月沃地和伊朗西南部扎格罗斯山脉及其周边地区被人类驯化。中国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则表明，中国境内最早的家羊较之西亚地区，饲养历史较短。20世纪70年代，考古研究人员在发掘甘肃省和青海省年代约为距今5600—5000年前的墓葬时，曾经发现过随葬的羊骨，但当时仅做了发掘记录，没有保留实物资料。
　　根据目前的考古报道和多项考古证据，动物考古学家袁靖提出，中国最早的家绵羊在年代约为距今5600—5000年的甘肃省和青海省一带突然出现，而后向东部传播，在距今约4500年前后进入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在年代约为距今4500—4000年的不同地区的多个考古遗址里均发现绵羊骨骼，但中原地区在龙山文化以前的遗址里基本上没有发现羊骨，自龙山文化及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遗址里都发现有羊骨。从历时性的角度观察，中原地区绵羊的出现有一个明显的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中国古代家绵羊的出现则明显是西部早、东部晚，很可能有一个自中国西北地区向东传播的过程。
　　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动物考古研究成果显示，中原地区所知最早的山羊发现于距今约3700年前后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现在也有报道介绍，在公元前2200—前1780年的陕西省神木县石峁遗址里，发现了中国最早的家山羊。从现有的考古发现和相关线索来看，家山羊很可能也存在一个自中国西北地区向东传播至中原等地区的过程。
　　当然，考古发现只是揭示了中国境内家羊出现的早晚和传播过程，要最终确定中国境内家羊是本土起源还是通过中外交流的方式从外传入的，还要对这些不同时期不同遗址的家羊骨骼样品进行古DNA分析。
　　依据多个遗址中出土绵羊、山羊的古DNA分析结果，中国学者发现，线粒体DNA世系显示中国这些古代家绵羊和山羊都是来自中国以外的地区，最早起源于近东地区。此外，不同的世系的家羊进入中国的时间也有早晚，家羊的传入存在不同世系的传入时间、传播或扩散途径，只是具体过程还需要做更多的考古工作和多学科研究。总之，家羊西来而非中国本土独立起源基本已成为定论。
　　现有的考古研究表明，中国古代家畜有两类，一类是中国本土起源的家畜，一类是通过中外交流的方式传入的家畜。家羊等草食动物对古代社会、文明的影响之大毋庸赘言。可见，中国史前社会很早就是对外开放、兼容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成果和优势资源的。吉羊西来，是史前东西文化交流通道存在的见证，是今天“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文化根源和基础，带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

牛铃悠悠：中国古代社会的牛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吕鹏
　　牛，中国传统六畜之一，“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俯首甘为孺子牛”等名言体现了其默默为人类奉献的史实和精神。中国是农业大国和古国，农业文化源远流长，黄牛在旱作、水牛在稻作农业生产中的作用突出；中国拥有广阔的草原牧场，游牧文化历史悠久，黄牛和牦牛在牧区及极端环境条件下发挥着重要和独特的作用。
　　牛的种类
　　更新世时期旧石器时代，中国南北方皆有野生牛类遗存出土，它们是远古先民重要的狩猎对象。直至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早期，中国北方地区依然存在着野生原牛，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距今3900年前后）的先民使用野生原牛肩胛骨制作卜骨。古DNA的研究表明，当时野生原牛、野生水牛和家养黄牛种群共存，并且，野生原牛与家养黄牛种群发生过杂交。
　　圣水牛在距今8000—3000年的中国南北方皆有分布，它是另一种野牛，对中国现代家养水牛没有基因贡献；因环境（两周相交之际中原地区气候转冷）和人为（商人过度捕杀和对其栖居环境的破坏）的原因，至东周时期已彻底灭绝；它的形象由河南安阳殷墟遗址花园庄东地M54（即亚长墓）出土一件青铜水牛尊得以重现：短角、角的横截面呈三角形、四足短粗有力、体态浑圆。
　　我国现有家牛三种：黄牛（可分为普通牛和瘤牛）、水牛和牦牛。现有研究表明，黄牛和水牛自境外传入，但中国古代先民对其进行了接纳、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使其成功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牦牛由中国本土驯化成功，有“高原之舟”的美誉。

　家牛起源
　　家养普通牛的野生祖先是原牛，最早驯化于西亚的卡耀努遗址、幼发拉底河的佳得遗址及周边地区的其他遗址，年代为距今10800—10300年；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的时间为距今5500—5000年，甘青地区（甘肃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礼县西山、武山傅家门）和东北地区（吉林大安后套木嘎）存在最早的例证。依据古DNA的研究，中国家养普通牛由西亚传入，传入路线可能有两条：新疆—西北地区—中原路线；欧亚草原—东北亚—中原路线。
　　家养普通牛的引入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中国本土驯化家畜种类的成功，从技术层面为其引入和饲养提供了经验积累和借鉴；种植业的进步，从经济层面为家畜种群扩大和种类的增加提供了物质保障；社会日趋复杂化，从社会组织结构方面为家畜的组织管理和分配提供了现实；文化交流为其引入和传播提供了可能和便利。
　　家养普通牛在中国境内逐步扩散。距今4500—4000年时，扩散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如河南柘城山台寺、禹州瓦店、登封王城岗），饲养规模有一定的扩大，饲养方式上，大量使用农作物粟和黍的副产品来喂养；距今4000—2000年时，已扩散到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并且逐步向南，在西汉南越国时期传入岭南地区。
　　瘤牛又称“高峰牛”，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的特有牛种，耐热耐旱。家养瘤牛的祖先是印度野牛，其驯化起源于距今8500年前的印度河流域，巴基斯坦的梅尔伽赫地区可能是最早的起源中心。其在中国境内最早出现于距今2400年的西南和岭南地区，石寨山文化储贝器等文化遗物上常见瘤牛形象。现代瘤牛DNA研究表明，中国家养瘤牛由印度及东南亚传入，云南很可能就是中国最早引入瘤牛的地方。
　　水牛也是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特有的牛种，喜水耐热。家养水牛包括河流型和沼泽型两个品种，野生祖先是野水牛，其驯化起源于印度河流域（哈拉微拉城市遗址），时间为距今5000年前。中国现生水牛均为家养，属沼泽型，考古和古DNA研究表明，它可能是在距今3000年前后由南亚西北部地区传入中国境内的。
　　牦牛是青藏高原特有的畜种，对其驯化是藏区早期畜牧的重大成就。考古资料显示，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可能在距今3000年前后成功驯化了牦牛。青海都兰诺木洪文化遗址中曾出土陶牦牛1件，“两角及尾部稍残，头部两侧不对称，背部呈波浪形。毛长及地，故显得略矮”。此外，卡约文化考古遗址中据称也出土有牦牛遗存。

家牛功用
　　家牛在中国境内依次出现以后，在食物资源（肉食、奶制品等）、祭祀用牲、骨料加工、农业生产（牛耕土地、农田灌溉、粮食加工）、交通运输等诸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特别是牛耕的使用，实现了从人力到畜力耕作的转变，由此引发了一场“畜力革命”，实现了生产力的飞跃，推动了中华古代文明的进步。在此，以家养普通牛为例对其作用进行探讨。
　　将普通牛作为肉食来源，是最为普遍的现象。骨骼无规则破碎、多出自于灰坑等考古现象，以及年龄结构以年轻个体为主等信息，均表明古代人类对普通牛作为肉食的食用情况。宗教祭祀现象中出现的用特定骨骼部位（如下颌骨）的现象，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这种动物的其他部位可能是被人类作为肉食进行消费的。
　　在中原地区，商代中期大型城址中普通牛的肉量贡献率非常高，成为最主要的肉食来源。但是，需要说明的是，肉类总是宴饮中的重要食物，由此，这种新的肉食种类，并非人人得而享之，可能更多地为当时的贵族阶层所掌控。同时，对它的享用也并非日常习用，它的价值更多地是体现在仪式性宴饮活动中。
　　《左传》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足见祭祀与战争在古代社会中的重要作用，而普通牛正是王一级的祭祀形式“太牢”中所使用的最为主要和重要的牺牲。所谓牺牲，皆从“牛”，表明牛为诸牺之首，牲的本意原指祭祀之牛。
　　家养普通牛一经引入便在祭祀活动中发挥作用。甘肃武山傅家门遗址出土了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牛卜骨标本，表明黄牛在宗教祭祀中的应用最早可以追溯至距今5500年前。随着家养黄牛传入黄河中下游地区，河南柘城山台寺遗址一房址的南侧约30米处有一祭祀坑H39，其中9头完整黄牛集中在一起埋葬，摆放比较规整。其埋葬完整黄牛个体数量之多，在中国新石器时代遗址中是绝无仅见的。基于黄牛在祭祀中的重要性，表明在当时举行了规格较高的祭祀活动，也表明该遗址在同期遗址中的特殊或重要地位。
　　在家养普通牛出现之前，鹿是最主要的骨料来源。家养普通牛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普通牛肢骨（主要是掌骨和跖骨，还包括胫骨、股骨、肱骨等部位）和下颌骨逐渐成为最主要的选用部位。延及青铜时代，家养普通牛为骨器制作提供了充足的优质原料，加之制骨作坊的涌现、金属工具的应用等，骨器制造呈现出规模化、专业化、规范化和复杂化的特点。
　　牛耕源于何时？牛耕重视的是牛的牵引力，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5300—3900年）出土的普通牛遗存以老年个体为主，推测饲养的主要目的是使用其牵引力。从牛的驯化和驾驭、犁架的形成、相关套牛技术的出现这三个与牛耕起源密切相关的要素出发，有学者认为，牛耕发生的时间在商代晚期（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一件玉雕卧牛的两个鼻孔间有小孔相通，与穿系牛绳有关；动物考古学研究表明，殷墟遗址出土黄牛掌骨和趾骨上有因劳役而造成的病变现象；殷墟甲骨文中“物”字应释为“犁”，为牛耕之会意等）。牛耕及技术经两周时期发展和早期推广之后，在汉代得以普遍推广，并在东汉中期传入南方地区。
　　牛在牧区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奶制品的出现为例，基于蛋白质组学分析，测得新疆罗布泊地区小河墓地出土有开菲尔奶酪、古墓沟墓地发现有酸奶沉积物，表明牛奶在距今3600年前已经进入新疆先民的食谱中。
　　20世纪末，一份就牛耕状况调研的结果显示：无论是珠江三角洲还是陕西关中平原，在经济发达地区，牛耕的历史已经或正在结束。“牧童骑黄牛，歌声振林樾”，农舍炊烟，牛铃悠悠，那是镌刻五千年的永远的家园记忆。

马蹄阵阵：中国古代家马的起源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董宁宁
　　中国成语说“马到成功”。家马不仅为人类提供了更稳定的肉、奶等蛋白性食物，还能供人使役，为运输、作战提供畜力，促进了人群的迁徙融合、技术的传播交流、文化的影响互动，对推动文明发展的全球化贡献了十足的“马力”。家马的出现，带来了一系列经济、社会、文化的变迁。因此，对动物考古学家而言，“马到成功”也是一部中国家马的驯化史。
　　家马由野马驯化而来，最早的考古记录来自中亚地区哈萨克斯坦的柏台遗址。柏台遗址距今约5500年，遗址出土了大量的马骨、马骨工具，陶片上还检测出了马奶脂肪酸的残留物，这些证据都表明柏台人已经开始驯马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家马。
　　中国的家马可能也是从中亚传入的。中国境内发现的家马骨骼的最早证据，来自于距今约4000—3600年的甘肃永靖大何庄遗址。甘青地区的其他遗址，如永靖秦魏家齐家文化墓地、玉门火烧沟遗址也都有马骨的发现，但年代均要比中亚地区的家马晚1500多年，这表明甘青地区很可能是家马从中亚传入中国的必经之地。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早商遗址，如河南省偃师商城遗址、郑州市郑州商城遗址、小双桥遗址等都出土了大量动物遗存，却始终不见马骨。马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出现十分突然，可以追溯到距今3300年左右的商代晚期。河南安阳的殷墟遗址是晚商的都城，遗址的西北岗发现了100多个马坑，每个马坑中至少埋藏了1匹马，多者可达37匹，以1坑中埋藏2匹马较为普遍。同样属于商代晚期的陕西省西安老牛坡遗址和时代更晚的山东省滕州前掌大遗址中，也发现了车马坑和单独随葬马匹的马坑。
　　这些马骨材料为研究中国家马的起源和传播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动物考古学对这些马进行了马牙、马骨的形态学观察和测量，考察了它们的病理现象、测试和分析了马骨的古DNA和碳氮稳定同位素，并结合考古学信息进行了阐释。研究结果不但证明这些马属于家马，同时也为研究古代社会的家马利用方式提供了全新的见解。
　　在家马最早驯化的中亚地区，马的掌骨形态以及陶器残留物的化学成分都显示，马不但被骑乘、驾驭，还能为人们提供乳制品所食用。新疆巴里坤的石人子沟遗址出土的马匹，其脊椎上具有病变，可能和人的骑乘行为有关。在邻近的苏贝希墓地则出土了保存极好的马鞍实物，马鞍由皮革制成，鞍内填鹿毛，下衬毡垫。该墓地的年代在公元前5世纪到前3世纪，说明至迟在战国至西汉时期，马可能已经成为新疆地区重要的使役动物。

由于缺失考古证据，我们很难断定更早时期家马在中国的利用方式。但是，从殷墟车马坑中马和车共同随葬的情况来看，马在晚商社会无疑和驾车有关。殷墟发掘的车马坑以两匹马拉一车为多，“二驾”是商代典型的马车规制。西周的沣西张家坡遗址则出土了四匹马拉车的“四驾”。当年“武王伐纣”，周武王率军讨伐纣王，在朝歌一举灭商，可以想见，四驾马拉战车在战场上一定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到了春秋时期，军事力量成为衡量古代国家强盛的标志之一，马和战车则是军事战争中的主要力量。一辆四驾战车被称为“一乘”，“千乘之国”“万乘之君”也就成为了形容古代国家的专有名词。至此，马不但具备了实际的战争功用价值，更是获得了极高的象征含义。根据《周礼·夏官》的记载：“马八尺以上为龙”，马从先秦开始就总是和神话动物——龙联系在一起，犹可见马的精神内涵。
　　马承载的精神内涵也可以从它们随葬的功能中看出。殷墟西北岗的马坑，随葬了数百具马匹，随葬规格之高，彰显了王权之高贵。马的驯化由此和巩固等级制度的行为联系起来。马的随葬形式还体现出了人群和文化的差异。殷墟发现的马一匹一匹整齐地摆放在随葬坑中，而陕西长安县发现的西周都城沣西遗址中的马匹除了整齐摆放的之外，还有凌乱堆放的现象，鲜明揭示出了商人和周人迥异族群风格的文化传承。
　　兼具实际功用和象征含义的马和经济、文化密切相关，因此，马的驯化和饲养受到了古代社会的重视。与世界上其他家养动物的驯化相比，马的出现尽管相对较晚，比如狗可能在距今10000多年以前已经被驯化，但其后的饲养却发展出了复杂的技术和制度，在中国尤其受到重视。
　　据史料记载的秦人为例，秦国的历代国君都十分重视养马。秦人的祖先是以养马为职业的游牧部落，而伯乐撰写的《相马经》正是出现在秦穆公时期。在《相马经》中，伯乐按照马的品种、体型和毛色进行了分类，并对马各个部位的形状、尺寸和比例进行归纳，以总结提出判别良马的标准。此后，历朝历代也有多部关于相马、养马的典籍。
　　除了文献记录外，考古记录还提供了有关养马技术的实物证据。陕西临潼秦始皇陵东侧发现了一组大型的陪葬坑，坑中埋藏了大量木制战车和陶制的武士、马匹。1号陪葬坑中出土的马均拉着车，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马被制作成了阉割过的公马。而2号陪葬坑中的马则都披有马鞍。从这些制作细节可以推测，当时拉车用马可能更偏好阉割过的公马。这一发现为我们探索秦汉时期的用马制度及养马技术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和参考价值。阉割的公马看到母马不会发情，马夫可以通过缰绳和马具更好地驾驭马匹。但阉割的公马性情温顺，在战场上可能无法与对手英勇厮杀，因此也需要未阉割的鞍马存在。
　　总而言之，家马是较晚出现的被人类驯化的动物。它不仅为人类提供了食物，更是人类社会中重要的畜力，家马标志着人类运输能力、作战能力的大幅提高，加快了全球文明的互动进程。

黄河中下游大豆起源历程中的人工选择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陈雪香
　　大豆是世界重要经济作物和粮食作物之一，因其高蛋白、高脂肪含量成为粮油和饲料来源。在植物分类学中，大豆属包括两个种，即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野生大豆为栽培大豆的近缘野生祖先，主要分布于中国、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细胞生物学和分子生物学证据均支持野生大豆经自然及人工选择逐步进化为栽培大豆。
　　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基因序列的对比分析表明，大豆的栽培历史十分复杂。黄河中下游地区长期以来被视为大豆起源地之一。这里迄今年代最早的大豆属遗存，见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9000—7500年）。至迟在龙山时代（距今4500—4000年），已经开始从尺寸上分化为大和小两组，暗示着野生大豆和栽培大豆的共存。
　　从考古资料看，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炭化大豆属遗存伴出的，还有粟、黍、水稻等栽培作物，它们与陶器、房屋、灰坑等遗存共同指向一种相对稳定的聚落生活。此时的炭化大豆遗存，出土频率较高，推测古人已经开始介入野生大豆的生境，并导致早期野生大豆发生某些特定的性状变化，只是没有体现在尺寸这一特征上。显然，大豆尺寸的变化在人工栽培初期十分模糊，种粒变大这一性状的改变，是驯化较晚阶段才发生的。而其他栽培相关特征，如豆荚开裂程度、籽粒硬实性等，在缺少古代DNA数据支持的前提下，则难以从考古材料中辨识出来。
　　遗传学研究利用QTL和GWAS等技术可以探讨大豆脂肪与蛋白质含量的变化。就种子本身成分而言，进化程度低、野生性状典型的野生大豆蛋白质含量高，大豆的蛋白质含量与百粒重、脂肪含量呈负相关。伴随X-CT高精度无损扫描技术的引入，我们可以对炭化大豆种子的内部结构进行细致的观察和测量。炭化大豆内部有着大小不一的孔洞结构，这些孔洞能否与种子的成分之间建立关联，从而成为大豆起源研究新的突破点？
　　沿着这一思路，山东大学研究团队使用同步辐射X射线显微成像技术，对现代和古代炭化大豆孔洞结构作了测量和三维重建。实验结果表明，炭化大豆的孔洞结构具有独特性，且与油滴的关系非常密切。油滴沿子叶流动并聚合为大油滴，一经炭化，大油滴消失，最终形成炭化种子内部的孔洞结构。对已测定蛋白质和脂肪含量的三组现代样品模拟炭化后采集数据显示，蛋白质与油脂的总体含量和炭化大豆孔洞的各组数量比之间存在线性对应关系。高油脂可能促使更多较小孔洞的生成；反之，高蛋白导致了较大孔洞的产生。
　　将这一关联运用到黄河中下游地区四处遗址出土的七份考古样品中（如图），每粒种子的孔洞分布情况，体现在孔洞体积比（纵轴）及其数量排序（横轴）上。孔洞体积比，是指孔洞体积除以种子体积；数量排序，即每粒大豆的孔洞由大及小逐个排序。每条曲线代表一粒大豆，曲线上的点代表孔洞。

　　如图所示，随着时间的推进，大豆含油量趋于增加。三粒现代样品和考古样品S1（唐代，西金城）和S4（龙山，莘冢集），称其为组1，其孔洞体积分布明显高于其他样品。而S2—S3（商代，大辛庄）、S5—S6（龙山文化，西金城）和S7（后李文化，月庄），称其为组2，其孔洞体积分布则靠下。浅色空白区域将组1和组2明显划分为两个时代，两者之间的时代差距达2000年以上（S4除外），含油量涨幅更大（右侧曲线更为发散），显示含油量提升明显。
　　大辛庄遗址商代炭化大豆尺寸明显可分为小和大两组，或指向野生种和栽培种的分化。我们将大辛庄遗址出土的一大一小两粒样品S2和S3进行比较，以观察大豆内部成分差异与尺寸之间是否存在对应关系。S2和S3尺寸大小差别明显，推测S2系栽培种，S3为野生种。从CT扫描结果看，S3比S2含油量低，而蛋白质含量高于S2。S2含油量高于S3，蛋白质含量比S3低。这一结果支持了S2系栽培种、S3为野生种的判断。成分分析与尺寸判断结果一致。
　　样品S5和S6是来自西金城遗址的龙山时代遗存。二者个体都比较大，甚至都大于大辛庄的商代样品。根据李炅娥等人的统计，炭化大豆长度和宽度数值具有较强的线性相关性。因此，长度数值是区分大小的关键数值。据此可视，S5个体大于S6。尽管孔洞序数（横轴）在20—60范围内区分不明显，但在序数80以后，S5样品中具有更多的小孔洞。这暗示了S5要比S6含油量高。成分分析与尺寸判断结果相符。此外，年代最早的后李文化样品S7，其含油量甚至高于现代野生大豆。
　　这表明，黄河中下游地区先民选择培育大豆的历史，最迟距今7500年前就已经发生，且更倾向于选择脂肪含量高的个体。这一发现，弥补了之前尺寸分析所不能观察到的人类对野生大豆的早期干预进程，也部分回答了李炅娥等根据尺寸分析揭示的日本列岛大粒大豆出现时间（距今5000年）早于中国这一问题。该研究显示出同步辐射X-CT手段在探索作物驯化方面的巨大潜力。

稻作背景下长江下游史前生业经济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潘艳 字号
　　稻作的起源与发展是长江下游史前考古中的重要问题，它与文化的兴亡盛衰密切相联。根据考古学文化的区域分布，长江下游由浙闽丘陵区、宁绍平原、太湖平原和江淮东部四部分构成，其生业经济的变迁可分为四个阶段。
　　生业经济变迁
　　第一阶段为距今11000—8400年，以上山文化为代表，狩猎、捕鱼和采集是生业的主体，同时含少量水稻栽培的成分，是长江下游农业的孕育和准备期。对上山和荷花山遗址出土的研磨石器表面植硅体与淀粉颗粒的分析发现，这些石制工具曾用来处理过稻、稗草、菱、小麦族、壳斗科坚果、薏苡等植食。湖西遗址浮选出土的植物遗存包括稻、芡实、夏枯草、野黍、狗尾草、马唐、飘拂草、蓼科、莎草科，其中稻属小穗基盘的形态特征已经表现出被人类栽培的特征。
　　第二阶段为距今8200—5300年，以跨湖桥、河姆渡、马家浜、龙虬庄、崧泽文化为代表，是长江下游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期，形成动物资源以狩猎、捕鱼、采集螺蚌为主，家养为辅，植物资源从以粗放管理为主，过渡到农作与湿地、园圃管理并行的经济模式。其中，以水稻种植、家畜饲养为代表的农业成分得到充分发展，水田稻耕技术逐步完善。
　　考古材料体现了这一时期稻作在作物形态、栽培技术、生产规模等多方面的多样化发展特征。在落粒性上，驯化型个体的比例从跨湖桥时期的40%上升到河姆渡时期的50%，表明了人类长期持续地对水稻性状进行选择和强化。从稻粒的长宽比来看，出土稻米的数值范围明显比野生稻群更广，而龙虬庄古稻形态更是接近了现代栽培稻的特征。马家浜、河姆渡、崧泽文化均揭露了稻田遗迹，对田螺山距今7000—6500年间古水田的产量估算为每公顷830公斤，总计6.3公顷水田可产出5000公斤。
　　第三阶段为距今5300—4300年，以良渚文化为代表，长江下游进入史前农业发展的巅峰时期，以水稻强化生产和家畜饲养为支撑的农业经济模式完全确立，果树栽培、湖塘管理等多样化的农业方式得到进一步开发。同时，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生业结构相应地表现出“政治中心主农业，偏远区域主狩猎”的地区差异。
　　这一阶段，稻作农业的强化程度以莫角山和茅山遗址为典型代表。莫角山以其超大的规模成为良渚文化遗址中最令人瞩目的中心遗址。东坡废弃堆积中出土了一个填满大量炭化稻米的灰坑，灰坑范围为600—700平方米，厚40厘米左右，推测可能是两次火灾导致。据测算，这两次火灾造成的稻谷损失达1万—1.5万公斤。在茅山遗址，良渚中期的稻田呈条块状分布，田块平面形状有长条形到不规则圆形等多种，面积大小也相当不均匀，自1—2平方米至30—40平方米不等。田块之间有生土埂，并有纵横交错分布的小河沟，部分有明显的排灌水口。
　　良渚晚期的稻田形态和稻作活动比中期更趋复杂。稻田由河道、河堤兼道路、灌溉水渠和田埂构成，南北走向的9条田埂和苕溪走向的2条灌溉水渠分隔出了长方形的田块，每块田块面积为1000—2000平方米。浮选植物种子和土壤微形态分析表明，伴随着稻田形态的变化，灌溉系统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反映出良渚晚期社会拥有较强的行政控制力、社会动员力和较为严密的劳动分工。
　　第四阶段为距今4300—2300年，以钱山漾、广富林、马桥、湖熟文化为代表，是长江下游新石器农业经济的衰落和重组期。随着良渚文化的式微，农耕和家畜饲养都有所萎缩，但此前发展成熟的农业技术并未被抛弃。此外，新的经济元素进入本区，商周时期旱地作物——粟的高频出现，意味着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水田稻作的一元农作模式被打破。
　　综上所述，水稻在今天的食谱中作为一种主食被固定下来，是人类经过漫长的选择和农作实践的结果。这一过程是有反复、有停滞甚至是多路径的，不是单向直线演进的，尤其是当考察尺度从区域缩小到一个考古学文化、一个流域乃至一个遗址，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多样性，不应该期待找到一种简单而整齐的模式。

湿地生态背景
　　在稻作农业的背景下，长江下游生业经济还表现出两方面鲜明的个性特征，一是多元性与本地性，二是湿地生态始终是资源开发最主要的背景。我们除了考察个别驯化物种以外，还应当关注总是一起出现的动植物组合，从整体上把握生业经济的构成和动态运转情况。
　　从植物遗存判断，与水稻驯化相伴随的，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人发展出了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植物资源，即多种水生植物和瓜果。它们在遗址中反复共出，包括产出坚果的水生草本——芡实和菱角，产出肉果的陆生藤本——葫芦科和葡萄科，产出核果或浆果的林缘乔木——桃、梅、南酸枣、楝、柿，以及产出坚果的栎树。要从不同类型生境中频繁、大量地获得这些果实，不仅需要具备丰富的知识，还要有效地实施一系列使资源变得更有可持续性的策略。因此，这种多元性应当被视作先民对本地多种生境进行干预管理的结果。
　　从动物遗存判断，也有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动物组合，其中包括生活在林缘和水滨的多种鹿类、与人类共栖的小型哺乳动物，以及湿地中的鱼类和鸟类。本区环境的斑块化和多样性本身就适宜于人类对多种动物进行狩猎采集，而且生境受到适度扰动不仅不会使动物数量减少，反而更有利于其繁殖、哺乳和发育，促进动物种群的繁荣。
　　在这种机制下，长江下游新石器时代的动物种群不会因为小型社群的捕猎而轻易耗竭，相反，很可能动物在这种被人类塑造和干预的环境中，与人类达成了一种长期的动态平衡。更重要的是，季节性迁徙的鸟类和鱼类很好地弥补了一年中食物供给较少的时段，成为支持先民整年定居生活必不可少的要素。
　　把动、植物遗存组合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生态系统的产出来看，我们会发现，其中包含着一个淡水湿地群落的完整构成，遗存中常见菱、芡实、淡水鱼类、螺类、蚌类、乌龟、鳖、麋鹿、水牛、迁徙鸟类等共出。这反映了长江下游先民对淡水资源和陆地水环境的高度依赖，并尝试对某些物种进行管理甚至驯化。而且不同时代的人体骨骼同位素数据也佐证了，在整个新石器至先秦时期，人类食物主要来自陆生物种，即使是水生资源，也以淡水种类更常见。因此我们可以相信，尽管本区临近沿海，但史前生业经济侧重陆生淡水资源，而非海洋资源。对河流、湖泊、河口、沼泽等类型的内陆湿地的开发是整个史前时期极具本地特色的生业经济特征。
　　长江下游史前时期人类与湿地的长期互动也是水稻驯化与稻作农业在此成功的基础。稻田是一种典型的人工湿地，也遵循湿地生态系统的演化规律。先民能够长期管理和使用水稻田，说明他们不仅了解湿地的物种类型、生长周期、演替规律、水文生态等知识，还能利用这些知识对这个小生态系统加以改造和操控，引导它向着人类需要的方向发展。
　　自河姆渡、马家浜、崧泽至良渚，稻田形态变得更加复杂和多样，稻作管理包括用火烧地、灌溉、施肥等多种实践。《史记·平准书》提到“江南火耕水耨”的生业方式，其技术特点是放火烧草，灌水湿润土壤，直播稻种，灌水淹死旱生杂草，不用牛耕、蹄耕，没有中耕，其最重要的技术环节是灌溉，这些都在考古发现中得到了佐证。由此可见，长江下游的稻作农业是建立在人类与湿地生境长期互动、对湿地生态高度了解的基础上，稻作农业形态变迁与湿地生境的改造和维护紧密相关。
　　这种围绕湿地展开的生业经济也很可能是北方南传的粟在新石器时代的数千年间最终不被广泛接受的关键因素之一。粟作为一种旱地农作物，所要求的种植环境和农事活动与水稻完全不同。接受粟，意味着不仅是接受一种新的食物品种，更是要在已有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加入一套大相径庭的农作方式，要改变原已长期稳定的人类与本地环境之间互动的格局。对农业社群而言，这是牵涉生活方式根本变化的大问题，若非发生不可逆转的天灾或社会剧变，社群应当本能地拒绝接受陌生的新技术，维持原有的生活方式。而良渚文化末期的快速衰落则为旱作农业进入长江下游提供了一个机会。

粟黍的起源与早期南传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邓振华
　　提及我国的农业地理格局，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大概都会是南稻北麦。与之直接相关的，便是饮食结构方面，我们普遍认为，南方人以稻米为主食，北方人则偏好各类面食。然而，麦类作物原产于西亚，这种为我们所熟悉的农业地理格局，大体是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完全的确立甚至可能晚至隋唐时期，是由种植制度、作物加工工具、食物种类等多种变化共同促成的。在此之前的数千年间，起源于我国北方的粟和黍一直是本地的主要粮食作物。南稻北粟是中国本土作物的原始分布格局。
　　正如秦岭—淮河并非真的泾渭分明地分出了两个自然地理区域一样，农作物和饮食习惯的分布也并不是可以截然分开的。历史上乃至近现代的南方地区，小麦的种植都相当广泛，而米饭与面食也早已在南北分立的二元格局之下，渗入到对方的分布范围之内。同样，近年的植物考古研究也证明，新石器时代南稻北粟的作物格局，形成不久便逐渐被突破，起源于北方地区的粟黍曾经由不同通道传入南方地区，并被广泛种植利用。
　　粟黍起源与分布
　　目前为止，探索粟黍的起源，主要依赖于两种证据和技术手段，一是植物遗存，包括种子和植硅体，二是骨骼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基于现代植物所建立的鉴定标准，可以较好地鉴别出考古遗址中出土的粟黍种子和植硅体，结合年代学证据，便可初步确认粟黍驯化的时间和地点。同时，由于粟黍均为C4植物，而本地自然植被则以C3植物为主，因此对于人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可以比较明确地识别出某一时期人群的食物结构是否已经以C4植物为主，从而推定粟黍农业在当时生业经济中的地位。
　　基于上述手段，已有十余处新石器时代早中期遗址开展了针对性的研究工作，其中较为重要者包括内蒙古赤峰兴隆沟，北京房山东胡林，河北武安磁山，山东济南张马屯、月庄和西河，河南新郑唐户，陕西临潼白家村，甘肃秦安大地湾等。这些遗址年代最早者可到距今9000年，但大部分的年代大约在距今8000—7500年前后。
　　根据这些证据，我们基本可以确认，至少在距今8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中期，粟作农业已经在包括内蒙古东部、华北、山东、中原、关中和陇西的这一广大地域内普遍出现。大地湾、兴隆沟等遗址出土人骨和狗骨的稳定同位素分析结果表明，粟黍在当时已经成为部分地区的主要食物资源。
　　囿于材料和研究手段的局限，目前对于粟黍驯化的具体过程仍缺乏了解。结合各方面的考古证据，北方地区粟黍的驯化、农业在生业经济中主体地位的确立，似乎是与定居的出现密切相关，而且是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完成的一次系统性转变。上述提及的近十处遗址，大体上框定了我国北方最初的农业区范围，其后随着仰韶文化早中期的农业扩张和区域间交流，北方地区适合作物种植的大部分区域至晚在距今6000年前后都完成了农业化过程。
　　中部路线
　　大体与粟作农业在北方地区的扩张同时，南北方农业区的交流也已经开始。湖南澧县城头山是南方地区最早发现新石器时代粟作农业直接证据的遗址，年代大约为距今5800年前后。其后，两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中，普遍发现了粟类遗存，有力地证明了稻粟混作的作物结构至少自距今5800年开始在当地出现，并一直得以延续。
　　结合距今6000多年的稻作遗存在中原和关中地区出现的相关证据，经由南阳盆地贯通的交流通道应当是南北方作物早期传播的重要线路之一。不过，这条线路是否继续向南影响到湖南南部，因为缺乏证据尚不清楚，但其未能突破南岭影响到两广地区，则基本是可以肯定的。

西部通道
　　从甘肃南部经由川西进入云南的这条通道，是粟作农业传播的另一条重要线路。2000—2006年，位于岷江上游地区的茂县营盘山遗址的发掘表明，马家窑文化人群在距今6000—5500年向南扩张到了川西北地区，该遗址出土的大量粟黍是农业向西南地区传播初期的直接证据。不过，后续的研究表明，这条通道所影响的四川、云南等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除了来自甘肃的粟黍之外，普遍见有稻作遗存。这也就意味着这里的早期农业存在着另一个来源，长江中游是可能的区域之一，汉水上游的陕南地区的可能性也不容忽视。
　　无论源自何处，稻粟黍混作是西南地区早期作物结构的重要特征，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根据盐源皈家堡、宾川白羊村等遗址的研究结果，这一组合大致在距今5000年前后传播到了川西南地区，稍晚在距今4600年前后甚至更早，已到达了滇西洱海地区。此外，四川盆地和西藏南部地区早期农业的出现，均是这一通道支线的影响结果，东南亚大陆农业的出现也可能与这一通道有关。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与前面提及的中部线路是两个农业体系的新石器人群之间的相互交流不同，这条西部通道所影响的区域原本没有任何新石器人群。因此，这里的农业传播过程是伴随着整个新石器生活方式和技术体系的传播共同完成的，既是当地的农业化过程，也是新石器化过程，人群迁徙可能是这一过程实现的重要方式。

东南传播
　　粟黍向东南地区的传播问题，某种程度上受到我国南方地区是单纯的稻作农业区这一观念的影响，加之这些地区植物考古研究的长期缺乏，一直未能引起研究者的注意。与这一方向上农业传播相关的考古发现，最初来自台南地区的南关里东遗址。该遗址在2002年开始的考古发掘中出土了数量较多的作物遗存，包括稻粟黍三种。
　　由于临近的福建等地一直被认为是单纯的稻作农业区，研究者将寻找台湾早期农业来源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区。根据各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作物组合，同时结合山东和南关里东都出现有拔牙现象的证据，有学者提出，台湾地区早期农业的出现应当源自山东地区沿海路的传播。直到近年，随着福建明溪南山、霞浦黄瓜山、屏风山等一系列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较为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一观点才逐渐被重新审视。
　　根据现有证据，农业大约在距今5000年前后传入福建地区，作物组合包括稻、粟、黍三种，这种作物结构一直在本地得到延续，在距今4500年前后传播到台湾地区，进而到达菲律宾的吕宋岛等地。福建这一作物组合的直接来源应当是临近的江西地区，进一步追溯的话，有湖北和安徽两个可能的源头。
　　关于这一路线的具体传播过程，目前仍有很多问题，均有待于江西、安徽等地新石器时代遗址系统的植物考古研究工作才能逐步解决。不过，从江西新干牛城、广东五华县狮雄山等商周秦汉时期遗址的线索来看，这些地区确有可能在很长时期内保持了稻粟黍的作物结构，而且经由湖北、安徽传入江西的粟黍不仅进入了福建，可能还向南到达了广东。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这一传播线路涉及的福建、广东、台湾等地，在此之前已经居住着能够制作陶器和磨制石器，但过着渔猎采集生活的新石器人群，这一农业传播过程是这些地区的生业经济的转变过程。在农业化的同时，当地的文化面貌、生活习俗乃至人群结构也都受到了明显的影响，这一点与前述两条线路又有所不同。
　　综观上述三条主要传播路线和涉及的区域，不难看出，唯有长江下游的环太湖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始终保持着单一的稻作农业经济。新石器时代晚期，我国南方的其他农业区，均在稻作之外种植一定比例的粟黍。这种现象的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可能与这些地区的地形条件有关。我国南方地区山地、丘陵所占比例很大，在人类改造地形的能力和灌溉技术等有限的情况下，这些区域并不能实现大规模的稻作农业生产，而粟黍的引入则能利用很多无法种植水稻的田地，从而保证足够的粮食供给。此外，当时南方很多地区的稻作农业，到底是水稻还是旱稻实际上也是存在疑问的，这些都需要今后更为深入和广泛的研究来解决。

西辽河上游红山文化的生业模式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孙永刚
　　西辽河上游地区地处我国东北地区西南部、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属于欧亚草原区和东北阔叶林区的过渡地带，与华北、东北、大兴安岭和蒙古植物区交错分布。由于该区地处季风边缘区、干旱区与半干旱半湿润区的过渡地带、科尔沁沙地边缘，对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反应敏感，气候变化极易对人类活动产生影响。
　　为了解红山文化时期的生业结构与生产状况，探讨当时的人地关系状况，我们在红山文化时期典型遗址魏家窝铺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采用浮选法获取了包括农作物在内的粟、黍和其他杂草类炭化植物种子（禾本科、藜科、豆科、唇形科、茄科等），但农作物出土绝对数量很低，粟和黍均仅为7%。浮选结果显示，西辽河上游地区的红山文化时期先民已开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并以粟、黍为主。
　　经过“8200年气候突变事件”之后，全新世气候进入大暖期阶段，距今7500—6000 年前为气候最宜期，距今6000—5000年前存在气候波动。辽宁省桓仁县暖和洞石笋δ18O记录与太阳辐射具有较好的对应关系，显示该地区在红山文化时期处于全新世大暖期，温度较高，但在距今6400年前后降为低值。而后的红山文化时期降水量出现波动变化，但总体弱于前期（距今8000—7000年前）和后期（距今3700—3200年前）。相对于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兴隆洼—赵宝沟时期和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的夏季风较弱，降水量较低。温暖、干旱但相对稳定的气候条件可能保证了红山文化的持续发展。
　　根据浮选结果分析，魏家窝铺遗址红山文化早期的经济形态中包含农业生产成分，并以种植耐旱作物粟、黍为主。粟、黍是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重要的作物类型，西辽河流域以粟为主要农作物的原始旱作农业始于兴隆洼文化时期。兴隆沟遗址第一地点共出土了各种植物种子10000余粒，包括黍、粟两种栽培谷物，该地出土的炭化黍粒仍保留了较浓厚的野生祖本的特征，如粒形较长，尺寸较小，应属栽培作物进化过程中的初期品种。
　　魏家窝铺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以粟、黍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系统应是承续了西辽河上游地区兴隆洼文化时期旱作农业传统，但该时期粟、黍的出土绝对数量与出土概率，远低于同期的中原文化区，同时也远低于青铜时代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魏家窝铺遗址和兴隆沟第二地点鉴定显示，粟、黍的绝对数量远低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兴隆沟第三地点和松山区三座店遗址（粟9665粒、黍99348粒），粟、黍的出土概率也远低于后者。这说明，以魏家窝铺遗址、兴隆沟第二地点为代表的红山文化时期农业系统在生业模式中所占比重不高。
　　这种差异可能是由红山文化时期生业模式的多元化造成的。红山文化出土的石器特征显示：与农业有关的石制工具以大型砍伐器和石耜等起土工具为主，缺少农田细作地铲类工具，可能反映出当时大面积垦荒和耕作粗放的生产状况；薄刃锋利的打制石器和出土概率较高的细石器及在其他农业区所不见的骨梗石刃器，则多与切割皮肉有关，反映了狩猎业、饲养业的存在；在诸多遗址中出现的石镞，也反映了从事狩猎的经济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