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年的邓锡侯（初稿）
邓小刚（著）
邓锡侯于大清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出生在四川省顺庆府(南充)营山县城附近的一个叫回龙场的地方。他的父亲名叫邓大禄，母亲姓李。邓李氏在生邓锡侯之前还生育有一个女儿。姐弟两人父母十分喜爱。
当时地处川北的营山县，交通十分不便，老百姓对国家政事想要了解是十分的不易。由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不断侵略，中国老百姓生活十分困苦。邓大禄和邓李氏在当时还有一定的经济意识，加之迫于生活的压力，夫妻俩一起在营山县城依靠卖沙罐维持生计，邓家人的生活还勉强过得去。可能是操劳过度，也可能是其它原因，邓大禄很年轻就去世了，邓锡侯当时才四岁，就失去了父爱。家里就只得由邓李氏一人在操持家务、生意，又要照顾两个小孩，颇不容易。没过几年，邓李氏也去世了，邓锡侯刚九岁，又失去了母爱。一家人只有姐弟两个相依为命。邓锡侯的舅舅和舅娘文氏见邓家两个小孩可怜，遂来到邓家，舅娘文氏一边在邓家帮着把生意维持下去，一边照顾两个孩子，视如己出。文氏见邓锡侯十分爱动脑，记性好，特别是对数学计算很有兴趣。故文氏一心要让邓读书。
十岁的邓锡侯就在营山县城的秀才李樵门下就读。邓锡侯在私塾时只读书，从不多言多语。李樵要问，邓就回答，声音洪亮，并有自己的见解。李樵很喜欢邓锡侯，给邓取名号为怀松。由于邓的父母双亡都太早，又给他取字晋康，李樵大概是希望邓锡侯能够健康长寿吧！？
邓锡侯读书才几个月，在私塾附近的人家都听说了邓大禄的儿子读书还不错，都会作文章了（有可能就是八股文之类吧）。邻家人都喜欢上了这个苦命的孩子。邓锡侯在李樵手下念了几年书，没有辜负舅娘文氏的期望，文字功底突飞猛进，得到李樵的支持，都有了打算去考个功名的想法。当时的国际形势，却是清政府的军队与日本的军队在黄海及大陆两面作战，清政府完败，并割让台湾等地。战败的消息渐渐地也传到了川北的营山县，邓锡侯和营山县的一些爱国人士在一起聊天，大家深感国家有危机，也对清政府有所不满。心中也发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感慨。邓锡侯心中也有了想学军事来为国争光的打算。
清朝政府迫于内外的压力，终于在一九零五（光绪三十年）宣布全国停止科举，开办学堂。邓锡侯在营山县得知这一消息后，知道考个功名是不可取的了，出路在哪呢？邓锡侯就很想到外面去看一下有没有出路。当时清朝政府在成都开办了一所陆军小学堂。邓虽然没有得到了这个消息，但他打算去省会成都。邓的想法得到了李樵及舅娘的支持，营山县的一个甘姓士绅，早已听闻邓聪颖，叫邓写一篇文章。邓锡侯就写了日本打败了国家（清朝），作为汉人要起来雪耻。等等。甘姓士绅见邓当场下笔，内容翔实，一手毛笔字亦漂亮，当场拿了几锭银元宝在邓的面前，让邓拿，以示支持邓去读军校。邓锡侯只拿了一锭。甘姓士绅很惊讶，邓锡侯却说：“有一锭足够我到成都了。”邓锡侯就拜别了舅娘文氏等亲人，一个人走路上成都。这一年，邓锡侯十七岁，来到了人地生疏的成都。

护国战役到眉山驻防时期
北洋军阀的第一首领，也就是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当上大总统后仍不满意，于是在一九一五年底打算称帝，在一九一六年一月一日，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年号‘洪宪’。这当然不得民心，孙中山、蔡锷、唐继尧等人坚决反对。蔡锷首先就在云南和唐继尧等一起宣布了独立，号召全国人民一起讨袁，并派出军队向四川、贵州进军。四川的刘存厚早就是同盟会成员，对袁世凯的倒行逆施早就不满，现在被派到泸州来打蔡锷领导的护国军很不情愿。蔡锷派出人员与刘存厚秘密接触，希望刘也起来反袁世凯的帝制。刘表示赞同，于是秘密地召集营长以上的军官开会，一个个热血青年激昂慷慨，都表示了愿意为了国家的命运而献身，坚决拥护共和，反对帝制。刘见部下都同意自己的主张，于一九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刘存厚自任护国军四川总司令，贴出布告，公开讨袁。接着，刘下令邓锡侯支队进攻石棚、方山，与进攻纳溪、江安的田颂尧支队配合，进一步占领蓝田坝。二月五日清晨，邓锡侯奉刘存厚的命令，率领支队从纳溪前方的马鞍山阵地出动。邓带领全营士兵刚走十来里路，就与敌军相遇了。邓锡侯身先士卒，带领支队攻击前进，邓支队士气极旺。但敌军人数众多，武器也先进，战斗十分激烈，邓仍然带队向前进攻，攻击到黄昏时，邓支队已经逼近了蓝田坝。敌军退入了工事固守。六日，护国军董支队向蓝田坝后方之敌发动了猛烈的进攻，邓锡侯支队与陈礼国团长也在前方进攻。北军大败，纷纷夺船渡江，逃往北岸，于是双方隔江对峙。刘存厚师占领了蓝田。二月八日，邓锡侯与董支队互相配合，渡江进攻泸州。但九日晚上，北军化装成难民偷袭了沙湾，刘存厚部的陈礼国团长驻守的炮兵阵地被占领了。陈团长急忙派兵反攻，但没有打退敌军。陈团长见四门克虏厂制造的山炮和阵地已没法夺回来，激于强烈的责任感，当场开枪自杀殉职。邓锡侯支队和董鸿勋支队听闻后，于十一日晚上退回了南岸。十二日，邓、董两支队又奉命反攻蓝田，士兵伤亡很大，也没有打开局面，只得退守纳溪。刘军士气大受影响。十五日零时，敌军从双河场上游偷渡成功，迂回挺进，企图袭击刘存厚的司令部。刘存厚毫无察觉，但幸好有老百姓在半夜发现敌军的行动，及时通风报信。刘军终于有惊无险，及时调动邓支队的谢松营袭击袁军侧背，又调部队回援，将北洋军反包围起来。北军三面被围，吃了败仗，伤亡约千人，营长十人，伤亡达九人。北军最终大败。
护国军粉碎了敌人的偷袭后，控制了泸纳之间的棉花坡为主的一系列高地，并巩固了纳溪防线。但北洋军仗着人多、枪好，弹足，以蓝田坝为据点，则继续进攻纳溪。十六日后，双方以棉花坡为中心展开了激烈的拉锯战。邓锡侯在绵花坡的拉锯战中，他头上的军帽也被一颗飞来的流弹射穿了，邓没有后退，但战场形势已经开始有利于北军。当时，蔡锷命令朱德支队兼程赶来支援，朱德两日行程二百里，终于及时到达。这时，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白刃战，朱德支队伤亡也很大，但守住了棉花坡，稳住了全局。邓锡侯与朱德就是在这场战役中认识的,两人还换过帖。刘存厚为了进一步和蔡锷加强联系，特派了邓锡侯去见蔡锷，汇报军情。蔡见邓不过二十多岁的青年，作战却很有胆略，当面嘉奖邓。接着，北军见打不赢护国军，要求停战。袁世凯于六月六日在全国的一片骂声，众叛亲离中气愤而死了。护国之战胜利结束。邓锡侯被刘存厚委任为舒云衢旅第五团团长，驻军在成都凤凰山。谢松、陈书农、刘一清等为第五团营长。陈离也在邓锡侯团任职，担任的是排长。

不久，蔡锷被北京黎元洪委任为四川督军兼任省长。但不久蔡就去日本治病，并在日本去世。继蔡之后的督军罗佩金，他采取了唐继尧的“强滇弱川”的做法，激起了川军的普遍不满。刘存厚多次派邓锡侯去找罗佩金，交涉护国战役中第二师应该得到的欠款问题，罗很不情愿，邓锡侯只得多跑了几次腿，最后罗只好给了少部分的款项，敷衍了事。刘存厚当然不服这口气，刘决定一定要把罗逐出成都，刘部官兵也是摩拳擦掌。可见罗佩金的行为已经为川人所痛恨。邓锡侯在此战中担任警戒任务，防止滇军反扑。罗佩金后来逃出了成都，逃之前，罗部在成都纵火烧民房，成都士绅最为痛恨罗的这一行为。
滇军逃跑后，成都就还有黔军了。戴戡在罗佩金将逃出成都时，得到了北洋政府委任的四川督军一职。戴戡集督军、省长、会办三职于一身，刘存厚什么职务也没有得到。戴戡曾与刘存厚约好，罗后会办一职让刘接任。戴已不承认。戴又与罗佩金约好，要武力解决刘存厚部。一九一七年七月五日，戴戡发动七个营的兵力向刘军在北较场、西门、北门等处的部队的猛攻。
黔军的纪律比滇军还要坏，四处放火，火烧民房，趁火打劫。刘存厚知道戴戡只有七千人的部队，不难被消灭。刘给邓锡侯的命令就是立即赶往龙泉驿的山泉铺，伏击逃跑的黔军，并阻击资阳、简阳及荣县、威远、仁寿方面西上的滇军。
罗佩金也和戴戡玩坐山观虎斗的把戏，来回报罗和刘上次在成都冲突时戴玩的中立调处的把戏，滇军行动非常缓慢，没有救戴的想法。戴戡在成都皇城坚守了十三天，最终只得交出三颗大印，逃出成都。邓锡侯部在龙泉驿附近埋伏了十二天，戴的参谋长张承礼、财政厅长黄大暹、警察厅长雷飙等人和一队溃散的黔军逃到了华阳、简阳交界的百合寺附近的鹞子坝的一个院子里。邓部士兵发现这一消息，立即把院子包围了起来，展开了攻击。张、黄、雷等人仓皇翻墙，只有雷飙逃走，其余人员都被邓部士兵击毙了。接着，纵兵抢劫熊其勋旅长也被捉住，押回成都处决了。刘存厚又听说邓锡侯部的一个连长得到了大批的银行钞票，要邓交出来。邓也没有看到钱，如何上交？邓只好亲自去了解，最终证明只是一个谣言，刘存厚也无话可说了。
当罗佩金指挥的云南军队来到了乐山、眉山一带，戴戡已在仁寿自杀多日了。刘存厚指挥第二师部队，继续在川南一带和罗的部队打，很想把祸川的滇、黔军一鼓作气打出四川。刘存厚军从乐山退到了青神，又退到了眉山，部队士气比较差，只有固守待援。刘存厚听闻后，急忙调来邓锡侯、廖谦两团，由舒旅长率领，从仁寿直趋眉山，合力反攻，川滇两方在眉山展开了大战，城内城外，炮声震天，双天数天反复争夺，伤亡均极惨重。川军陈洪范原本驻在乐山一带，趁刘存厚与罗佩金在眉山大战时，出兵收复乐山，犍为，断了滇军的后路。刘军趁势反攻，滇军企图上成都的计划终成了泡影。
邓锡侯在刘存厚手下当团长时，还遇到了刚从保定军校毕业回川的刘文辉来投奔他。刘文辉当时并没有去找已经是川军旅长的刘湘，为什么会来邓的身边呢，一是因为刘文辉和邓锡侯一样都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邓锡侯虽然只是团长，但邓的军事才能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其二，邓的身边已经有了一些保定同学，这也是刘文辉想到的投奔邓的原因。邓锡侯首先盛情款待了刘文辉，接着表示了自己的塘子小（团长），装不下你这条大鱼（刘湘的幺爸）。刘文辉就回大邑老家了，后来果然由他的大哥刘升廷陪同，亲自去拜访刘湘，开始了军旅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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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川康军民建设
邓锡侯在担任川康绥靖主任期间，讲了不少的关于建设川康经济的言论。当时就有一位叫吴文栋的先生将邓发表的言论中有关的经济建设的内容提纲挈领地编了一本《邓主任论川康建设》的书。
邓锡侯知道，光说要建设川康，是万万不行的。要把规划落在行动上才行。如果不落在行动上，就跟无规划一样。但邓不幸而言中，邓在八年抗战中和后来兼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的三年中，四川的建设的确没有大的变化。邓最看重的交通与经济，都没有进步。但是这也不是邓一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当时，全面抗战，抗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又发动了内战。邓锡侯规划的蓝图，中国国民党没有实现，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后却实现了。回过头来看，七十多年前的邓的言论，它仍有一股对川康人民的美好生活的向往的指引。
一九四零年，邓锡侯指出川康同胞要不能以川康自囿，认定川康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并进一步不以中国自囿，要认为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地位。其次不要以当前的困难自囿，要认定川康当前在中国所站的岗位，并进一步不以本世纪（二十世纪）为囿，认定中国人在本世纪的世界中所站的岗位。换一个说法，就是邓希望大家的眼光要放长远些。邓还说中国与苏联（今俄罗斯）、美国等三个国家，将会是全世界极有希望的国家。中国依照美国、苏联的道路走，开发资源，发展工业，中华民族能与美、苏一起领导人类。因此，当今时代，中国应该站上去一个岗位。因此，我们川康民众要有三个方面的精神来建设川康，建设国家。第一是要有科学的精神。我们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勘测和调查，接着就是设计与规划，然后开发振兴。邓重点指出四川的水利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如果邓知道就在他生活的二十世纪末中国已经开发了三峡，他一定会为四川，西南、中国的水利发展高兴。第二方面是要有战斗的精神。邓希望大家要以前线将士作战的精神来从事后方的建设，要能吃苦，海可填，山可移，胆可尝，薪可卧。中国历史上的两大工程，长城和运河，都是这样建设成功的。外国如苏联建设第聂伯河大水闸，也是有战斗的精神才完成的。特别需要注意的是日本，它在中国境内以战斗的方式，从事经济进攻，成立公司来控制东三省，继又控制华北地区。日本以战斗的经济方式来侵略我国，我们怎么不能以战斗的精神，来从事后方的经济建设呢？我们还可以学习苏联，在一定时间内，来一个几年计划，以急进的姿态，造成最惊人的成绩。第三是要有公忠的精神。建设川康，边区的开发建设，都应该以各少数民族的教育普及，文化的促进为第一要务。凡我国境内的民族，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先进的民族应该以公忠的精神来启迪后进的民族，示范后进的民族。邓锡侯在讲到这时，说到中国还有一不可讳言的一事，就是普通人才多，专门的人才少。文人太多，技术人才与科学方面的人才太少的问题。邓希望当时的政府在用人方面，除一秉至公外，还应该有计划地将大部分人，纳入建设部门中。最后一方面，建设川康还要有研究的精神。日本对中国的进攻，在军队的进攻后面，还有大批的学者在。例如东北是中国的领土，但关于东北各省的考察研究的著作，我们竟还不及日本的多。我们要研究东北，竟还要备大批的日文书籍来作参考。不但东北，就是对全中国的考察与研究，日本人已经全面进行了。但我们建设川康，以雷（波）、马（边）、屏（山）、峨（边）为例，我们有关的勘探与建设的作品，仍是寥若晨星。如松（番）、理（理县）、懋（茂县）、汶（川），地域异常广阔，而政治力量之所及则有限，我们的政治没有深入，我们的学人（学者），亦从未深入。我们川康的建设，一定要有研究的精神，这样才能促进新川康的建设，才能完成今后新中国的建立！
同年八月，邓锡侯发表文章指出，川康的建设，还需要有不畏艰苦的精神，他还引用了孙中山的《实业计划》。邓还认为中华民族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的失败，就是由于我们事事都落后于其它国家。在落后的条件下，我们要抗战，我们还要在艰苦的抗战中从事各种积极的建设，这就是为了克服这种‘落后’。邓又引用斯大林的话。因为苏联以前被蒙古、土耳其、波兰、立陶宛等打击过，斯大林把这一切都归于落后的原因。我们要建设川康，也要节衣缩食，忍饥耐饿。邓又讲了就是我们称道的德国，他们也过了不少年的紧张生活。那么我们在建设川康的过程中，不能学习苏、德两国吗？我们完全应该学习他们的苦干精神，在建设中，就没有什么克服不了的困难。我们就可以在短的时间内，赶上他们，与经济发达的各个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败于红军的邓锡侯
一九三三年春，中国工农红军就进入了四川。曾任邓锡侯军代理旅长的旷继勋，入四川后担任了临时川陕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可不久又被张国焘杀害了。田颂尧在一九三三年二月就组织了部队向红军进攻，至一九三五年五月下旬，田军取得了一些胜利，可不久之后就被红军打败了。邓此时在和刘文辉对峙于毗河两岸，对红军入川占领了田军的防地也无心过问。直到邓拜刘从云为师后，又和刘湘组织的联军夹攻刘文辉军取得胜利后，才关心起在通江，南江，巴中等地的红军来。
蒋介石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任命刘湘为“剿匪”总司令后，要求全川大小军阀都要参加“剿匪”。刘湘即在成都召开“剿匪”会议。刘湘发表了共六路总指挥。分别是邓锡侯、田颂尧、杨森、李家钰、王陵基、刘存厚。当时，蒋介石的军力还没有来到四川。刘湘虽然在打败刘文辉后一枝独大，但各军都没有交出自己的防地。对于长驻在省会成都的邓锡侯来说，一开始就对刘湘组织的六路围攻很不满。原因是刘把邓压下来与原部属师长李家钰和刘的师长王陵基各任一路总指挥。邓锡侯的本意是只分兵两路，一路由刘湘自己率领杨森、王陵基、刘存厚去对付城口、万源的红军；一路由他率领二十八军、田颂尧、李家钰等部去对付通江、南江、巴中方面的红军。这样不仅兵力不会分散，他也可以和刘湘平起平坐。但是邓的想法没有实现，只好勉强应命。邓会后对他的参谋长朱暎讲：“摆开六路做个挨打样子，中间还来个神仙（刘从云），和红军打起来就很难说了。”
邓锡侯的第一路出动了十八个团（除李家钰、罗泽洲两部外，邓军共有四十一团），由广元、昭化向木门、南江进攻，接替田军先前的防务。邓锡侯并没有立即出动，先是发表陈书农为第一路前敌总指挥，陈离、杨秀春为副总指挥。邓抽调军部的部分人员组成总指挥部，随邓一起进驻绵阳，军部大本营还留在成都，派马毓智师长代理二十八军军长，与刘湘周旋，筹备军饷弹药。邓在一九三三年十月中旬，调动驻在新都、广汉、金堂、温江、崇庆（崇州）、新繁、郫县、都江堰、彭县、安岳、乐至等防地的部队出发，向绵阳、广元、昭化前进。邓在出发前，还分别给这些部队的旅长、团长、营长讲话，作了动员。邓要求每个旅只派出一部兵力上前线，留下一部分在后方，以免被刘湘借机整编，同时，邓要求副总指挥轮流上前线指挥部队。在十一月上旬，邓军到达昭化、广元。
红军方面，徐向前、王树声、李先念等将领，也看出了第五路刘湘的主力才是这次进攻的重点。因此，东线由徐向前指挥，对付刘湘的主力第五路；西线由王树声、李先念指挥，主要是牵制邓锡侯、田颂尧、李家钰、杨森等的进攻。
十二上旬，陈书农指挥的前敌下令各旅作好进攻准备，同时要求每个团挑选一连有作战经验的兵力，组成侦察队，在团的前头扫荡，攻击时在团之侧翼活动，掩护侧背的安全。在一九三四年元月上旬，陈书农下令分三路由指定目标进攻。龚渭清、杨晒轩、卢济清、陶凯等旅接受命令后，即迅速渡过嘉陵江，向红军进攻。王树声、李先念见二十八军部队过江后分三路扑来，为了集中力量进行抵抗，遂主动缩短战线，逐步向旺苍方面撤退。双方没有发生大的战斗，只有小的接触。红军方面又得知邓军的主力已向旺苍坝前进，于是又向南江、罗家坝等地撤退。陈书农见进展顺利，于是命令担任预备队的黄时英旅开赴旺苍来，陈书农就到了旺苍，邓锡侯也从绵阳到了剑阁，又到了广元。邓锡侯不断接到下面将领打来的电报，都是说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占领了红军阵地”之类的夸耀战功的说词。
红军为了进一步的诱敌深入，集中力量反击，便又从容地主动撤出了南江县。邓军于是推进到南江县城不远处的铁厂河一线，很快又占领了红军放弃的南江县城。前敌总指挥陈书农向总指挥部发电，保荐他的少将参谋长李鸿焘当了南江县县长。因红军的主动后撤，第一路军在进攻中沿途没有遇到激战，邓军官兵开始滋长轻敌思想。
邓锡侯面对部下的战报，还是不放心，担心步田颂尧的后尘，孤军深入被歼，于是下令停止进攻。后邓得知通江、宣汉、巴中等地都被其他部队占领，刘湘的主力与红军正在万源决战。邓于是决定暂时按兵不动，静候情况的变化，再作后图。前线部队就在小通河右岸布防，没有前进。邓部将领也有不少回成都，绵阳、广元，理由要么是有病、要么是有事、一些团长也离开了前线。
邓军在小通河一线与红军对峙了两个月，刘湘的主力部队在万源已经被徐向前指挥的红军击溃。随即横扫第五路以左的第四、三、二路川军，各路军望风崩溃，仪陇、营山等地相继又被红军收复了。到了一九三四年八月下旬，邓锡侯、陈书农了解情况后，以小通河一线突出过远，担心木门、长池、大黑滩等后方交通线被截断，即下令一线部队退守巴河，巩固南江，视情况变化再向后撤。但是各路军溃退的消息已经被红军知晓，还作了宣传。自己内部也有消息在传播，前方军心早已动摇，加之部分旅长不在前方，指挥系统混乱，命令贯彻不下去，都争先恐后地逃跑。在逃往广元方向的五个团经过分水岭时，分水岭垭口已经被红军占领了，五个团长意见不一，龚渭清的三个团，团长赵荣林与团长张南方、杨宪芸的看法不一致，也与周世英旅的钟开泽、唐庶康意见相左。赵荣林团长认为红军不多，决定从分水岭冲过去，赵利用黑夜摸上分水岭山腹，拂晓突然发起进攻，红军退据山两侧，赵团伤亡十余士兵，冲过了分水岭，后追上了陶器凯、黄时英的部队。钟开泽、唐庶康、张南方、杨宪芸等四团部队，绕道向广元前进，在袁家山和高肯垭隘口时，被红军阻止了道路，部队伤亡了近千人，才到脱离了红军的追击。
邓锡侯当时在旺苍坝的总指挥部，陈书农的前敌指挥部才撤到旺苍坝，可第一线败退回来的部队也撤到了旺苍坝。旺苍坝的东河水很深，要过河的部队又多，争相夺船要过河，场面十分混乱。邓锡侯、陈书农、黄隐、杨秀春、陈离等只好亲临现场，由何翔迥统一指挥渡河，由于木船少，大多数部队都沿东河左岸上行几里，徒涉过河。黄隐见此情况，下令何翔迥在广元附近的嘉陵江处必须在一天之内搭一座浮桥，以便部队过河。部队这才开始安定下来。但这次溃败，邓锡侯军伤亡了二千五百多人,加上一路逃散的士兵约四千人，共损失了六千多。邓锡侯很生气，对部队的一些官兵说：“你们进攻几个月，才打到小通河，几天就跑回来了，真是跑得快哟！”邓只好在广元整顿部队，杨晒轩、卢济清、龚渭清、陶凯回到川西防地补充，调林翼如旅，黄隐部队的王含光团，黄时英旅接替防务。
一九三五年一月，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胡宗南，借口巩固陕西甘肃边防，派出其独立旅后部三团来到广元、昭化接防。独立旅长丁德隆也看不起四川军队的装备，于是邓军的陈书农就率领部队退出了广元、昭化，驻军剑阁江口镇，接替第二路田军的部分沿江防务。丁德隆接防立足未稳，徐向前就发动了广元、昭化的战役，红军在广元城下游二公里处乘夜晚渡河，攻击丁德隆旅，双方血战三天三夜，广元飞机场都被红军占领了，丁德隆见情势危急，急电各方乞援。邓锡侯见此，一面下令在剑阁的周世英、黄时英旅回援，一面飞调刘乃铸、刁世杰等三个旅从后方兼程赶赴广元。红军见广元城坚，一时攻不下，邓锡侯的五个旅又逼近，威胁到红军的侧背，于是决定撤兵。红军在撤走时，夜袭羊摸坝，全歼丁德隆旅一个团。胡宗南见丁德隆刚一入川就即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又把广元交还给邓锡侯，丁德隆旅被胡宗南又调回甘肃去了。
邓锡侯没有想到，在防守嘉陵江这两个月里，自己的部队没有与红军发生战斗，但他的保定军校同学，二十九军军长田颂尧，防守的嘉陵江防线被红军突破了。邓军防守的剑门关，已经被过江的红军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岌岌可危。剑门关横亘于昭化、剑阁之间，扼控川陕大道，这也是邓的江防部署支撑点。红军方面是王树声在指挥，王动用了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果然，在迫击炮的掩护下，红军冲上去与邓军展开了肉搏，激战半天，邓军的三个团被歼灭。邓锡侯失去了剑门关，部队被分割成了两部。接着，又传来田颂尧的军长一职也被蒋介石给了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的消息。蒋介石和刘湘又给邓打电报，要求邓协助孙震的第二路军合击渡江的红军，并控制川陕公路。邓锡侯于是亲自率领八个团的兵力，向剑阁出发，邓才到达梓潼县时，就得到了刘汉雄守卫的剑阁县已经被红军占领，刘汉雄已经向西北逃走。邓的心情很焦虑，控制川陕公路来阻止红军已经不可能。红军的大部队渡过嘉陵江后即向他守卫的江油、彰明（后来并入江油县）、梓潼等县攻来。涪江河岸的防线很长，邓锡侯决定只能扼守住要点，才不致兵力分散。于是决定：

这次土门之战，是邓锡侯军事生涯中损失最大的一次，邓军共被歼灭了七个团的兵力。蒋介石“震怒”，给陶凯撤职留任处分，同时严电邓锡侯“指挥无方，阻剿不力，纵匪养匪，祸国祸川。”的十六字罪名。邓锡侯损失很大，蒋介石和刘湘又令三路军的李家钰跟了上去。李家钰的部队还没有来到过老同事黄隐的都江堰防地，接到命令后出动了两个旅的部队。但红军又把李部最精锐的敖向荣旅给消灭了，李也受到了蒋介石的申斥。蒋介石又下令邓派出部队到名山和杨森的部队一起追击红军。邓面对红军的攻势，心里很担心部队能不能顶得住，也知道部队官兵对红军已经有了畏惧心理，但要应付蒋介石和刘湘，只好下令让刘乃铸、李树桦两旅由绵竹到名山县向杨森报到。但对继续向懋功、理番追击红军，邓不愿再派兵，只是对外称派出了九个团的部队，实际只派了六个团的兵力，而且和红军保持了一天时间的距离。李树桦旅长在追击的过程中，接到了红军总司令朱德给邓锡侯的密信。大意谓：“党中央，毛主席号召，国难当头，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兄部愿来我们欢迎，如有困难暂时不能，希望互不干扰。”云云。邓锡侯同意，下令部队与红军保持一天的距离。当时，邓军当时粮食运不上去，只得叫士兵寻找野草充饥，一时又中毒不少，也无力进攻红军。
不久，红军内部分裂，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四川军阀这时候也都经过了蒋介石的整编，压缩了编制：
二十军杨森部共有十五个团；二十一军唐式遵部共有十六个团另十二个独立营；二十三军潘文华部共有十四个团另六个独立营；二十四军刘文辉部共十五个团另一个特务大队；四十一军孙震部共十八个团另一个特务团；四十五军邓锡侯部共二十四个团；第一0四师李家钰共九个团另一个补充团。刘湘的善后公署，还有暂编第三师、第四师、模范师、暂编第三旅、独立第五、六、七旅，警备第一路及边防第六混成旅等。四川军阀即被蒋介石控制。邓锡侯的四十五军也有了蒋介石派出的政工人员的监视，一有风吹草动即向蒋介石报告。邓锡侯面对这一现象，也有了自己的打算。邓的一生，有三个儿子，四个女儿。一个女儿已经成人，但还没有找婆家。邓发现军内政工人员的一个特务青年不错，很有学识，还没有成家，而且与蒋还有不错的关系。邓锡侯决定把自己的一个女儿许配给这个政工人员，这样四十五军不是就安全了吗。后来这个特务就成了邓的女婿。在一九四九年后，邓在成都起义，他的这个特务女婿和女儿都去了台湾。蒋介石不念恩怨，还接见了邓的女婿，询问生活有需要帮助没有。
这次整编，川军罗泽洲的二十三师的部队完全被蒋介石和刘湘吞并了。邓锡侯又奉命在大川场、太平场封锁，但红军攻破了邓军防线，邓军林翼如旅又退到大邑县境的横山岗，刘乃铸退到邛崃夹关，与刘湘部的王泽濬共同防守。在邛崃百丈关、黑竹关、夹关一带，川军各部与红军激战七天七夜，双方损失均极惨重，后红军往甘孜地区撤退，战争结束。邓锡侯的部队后来又到了陕南境的宁羌、阳平关、略阳等地，但没有与红军接触，邓军就全部撤回四川了。

峨眉军训
蒋介石的军事实力在一九三五年一月进入四川后，二月,邓锡侯即通电蒋介石和川军将领废除防区制，邓是四川军阀中第一个通电蒋介石的高级将领。
蒋介石入川后没有树立威信，贺国光还替蒋把田颂尧的军长职务撤掉，以副军长孙震升任来树立威信，这才让四川军人不敢不低头。
全川大小军阀，都深感蒋介石的威胁。蒋入川不久，就在峨眉山下，创办了军官训练团。川军营长以上（含）的军官大多数都参加军训。邓锡侯也成了受训的对象。当然，刘湘、刘文辉、孙震等也是受训对象。邓与刘文辉被指定驻报国寺后面的佛楼上，享受到了特殊待遇。刘湘当上了副团长，邓锡侯、刘文辉为团附，团长自然是蒋介石担任，陈诚任教育长。其实川军的几大头头都是蒋介石的受训对象，心中都是不乐意的。
邓锡侯这一次只带了师长陈书农来（黄隐是第二期来），陈担任训练团的连长，孙震担任了陈所在营的营长。陈光藻也被刘文辉叫上，也担任了连长。陈光藻在刘文辉失败后回到了老家雅安乡下，刘文辉后来知道后，为了拉和邓锡侯的保定同学关系，把只有两万人的部队中的一个师长头衔给了陈光藻，但其实还是刘文辉在直接指挥。但刘文辉与邓锡侯的关系从毗河大战时的敌对关系变成了朋友关系，两人又有了来往。这次受训，两人都知道蒋介石主要是对付刘湘，故陈诚当面骂刘湘的事情发生后，心里虽然有兔死狐悲之感，但同时也有快乐之感。毕竟刘湘控制三峡水路十多年，大大扼制了其他川军头头的武器购买，影响了各部的发展。
邓锡侯在军官训练的大礼堂讲了一次话。邓锡侯很健谈，面对的都是川军将领，一口四川话讲得很通俗诙谐，对四川的军官们的胃口，因此很受欢迎。邓锡侯结合当时的形势，讲了四川军队的混战，互相内斗，是一种罪恶行径，还不知外敌已经入侵中国了。现在四川统一了，防区制没有了，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把对内的枪口对准外敌了。军人也只有一致对外，才对得起中华民族，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峨眉军训，蒋介石没有把邓部陈书农、黄隐等拉过去，但把刘湘部的王缵绪、王陵基逐步给拉了过去。蒋介石军训的目的，部分达到了目标。

出川抗日的邓锡侯
在川康整军会议中，何应钦说到了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四川将领都表示要率领军队出川参加抗战。当然，这样可以避免军队被裁，出川是最好的选择。蒋介石也不好裁川军了。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八日，邓锡侯、刘湘、孙震、李家钰等商量出兵时，决定邓、孙两部各出两个师，李家钰出一个师，刘湘直辖的唐式遵、王缵绪、潘文华三个军各出两个师。北路走剑门为邓、孙、李三支部队，由邓锡侯统率。刘湘的直辖部队走三峡夔门的水路，由刘湘统率。杨森的二十军已经在贵州驻军（一九三五年担心刘湘吃掉他，故一心投靠了蒋介石，不在四川驻扎），也响应了抗战，部队直接开到上海前线。李家钰对留下一个师（三个团）也不放心，要求全军出川抗日。陈书农当时还在邓手下当师长，见邓已经当了第一纵队司令，很想当四十五军军长。邓也知道他的想法，但邓感到不能亏待了黄隐，故没有表态。因此，陈书农在出川后三个月才当上军长。
刘湘上报国民政府军委会，将四川出兵情况编成了两个纵队，一纵队，由刘湘任总司令，邓锡侯任副总司令；二纵队，由唐式遵任总司令。军委会公布川军出川序列与刘湘上报有出入：一纵队邓锡侯任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二纵队刘湘任总司令，唐式遵任副总司令，设司令部在河南省许昌。
一九三七年九月五日，在成都的少城公园（成都人民公园），川军举行了出川抗日誓师大会。邓锡侯的大本营长年在蓉城，现在要出川打日本人了，也没有表示出留恋。他在公园里面对民众，声音洪亮地表示：“我们四川人是有爱国传统的，黄花岗烈士有四川人；辛亥革命有四川人；护国之役也有四川人。当前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我们身为军人受四川人民二十余年的供养，当然要拼命争取历史的光荣，籍以酬报四川人民……”“司马穰苴就说过：“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援桴鼓之急则忘其身。我们也要忘掉这些，我们要上前线去干！”…“我们只有长期抗战，才能取得最后胜利！川军出川以后，如战而胜，当然很光荣地归来，战如不胜，决心裹尸以还！”邓锡侯最后表示：“我们踏着先烈的血迹前进，前仆后继，不计牺牲地干，纵然日本炮快枪利，他也不能灭我们四万万人的心，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邓锡侯的话让在场的群众深受感动。邓回到家后，对他的夫人邓田氏说：“我要出川打日本人去了，你在家里自己要照顾好自己……放心，这回是去打日本，不打倒他们，中国就不会安宁。……”邓田氏对他说：“何必你亲自去嘛！”邓锡侯愤然地继续说：“我作为总司令，哪能不亲自上前线，何以对国人，对士兵，对川中名父老？！”的确，邓锡侯带兵的一个特点，就是爱亲临前线，越是危急，邓越要去，给部下壮胆打气。红四军的某师政治委员回忆文章中就说到了邓的这方面。

原来，由于邓军远道跋涉，沿途又没有任何补给，势须就地购买粮草，这样一来对军纪不无影响。邓锡侯作为总司令差点牺牲，部队也被敌人的冲散，只得后撤。一二二师遇到了晋军的军械库，由于当时守护之人跑了。部队就直接破门而入，擅自补给，很快就把库存的枪支弹药全部取走。阎锡山本来就对川军看不起，也就抓住这个机会，要川军全部调出山西去。蒋介石才把刚整编好的四川军队调出川，闻报很不高兴，在军委会上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去，问问程长官要不要？”军委会就打电话到郑州给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告诉这一命令，并讲了原委。那知道，四川军阀在四川打内战的作风程潜也很了解，于是在电话上一口回绝，表示阎锡山都不要，你们送给我一战区，我也不要！当蒋介石得知一、二战区都不愿接受邓的二十二集团军时，当时南京初失，蒋介石心情不好，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四川去吧，让他们在四川称王称帝罢！”当时在一旁的桂系首领之一的白崇禧一听，便劝解说：“我给徐州的李长官打个电话，问问五战区要不要？”白崇禧就给李宗仁打了长途电话，白向李讲了邓锡侯这只川军的情况。李此时由于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退，无援兵可调，于是立即告诉白崇禧：“好得很啊，好得很！我现在正需要兵，请你们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
白崇禧说：“他们的作战能力要差一点。”李去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点调来！”
邓锡侯、孙震都很感激李宗仁。李后来和孙科竞争副总统，邓锡侯是动用了四川方面的不少力量支持李的。李宗仁后来在一九六五年从海外回国后，陈离在欢迎会上也和李宗仁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邓锡侯在离开山西到山东前，去和朱德辞行。朱德送了邓锡侯、孙震等二十二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各人一匹日本马，希望在抗日战场中永远不下马之意。然后，邓锡侯向军委会请假到陕西临潼华清池休息两天，事前约请刘湘派的第二十二集团军联络官乔诚、王海平前往等候。十二月中旬的一天，满脸疲倦的邓锡侯来到“西安事变”时蒋介石住过的那间屋子里，邓向乔诚、王海平开门见山地说：“我们川军出四川后，好像没妈的孩子，被人东支西舞，弄得东一块西一块，实在不是个办法。请你们辛苦一趟，到汉口面报甫澄兄（刘湘字），请他向蒋介石委员长力争，无论如何要把川军集中起来使用，我们一定听从他的指挥。川军出了川才感到大家格外亲热，死，我们都愿意死在一起。……”邓说得很沉重。十二月二十日，乔诚和王海平就到了汉口。第二天刘湘就接见了乔诚和王海平，转达了邓锡侯的原话给刘湘。刘湘此时病重，在十一月初，刘湘在成都得知两个集团军都调离了第七战区建制，心急如焚，急于赶赴前线。但刘湘的病情连弯腰穿鞋都不行，部下都叫他不要出川。刘湘不听，要求蒋介石归还建制，十一月九日，刘湘从成都乘飞机到了汉口。刘不知道，邓锡侯在此三天前，已经经历了九死一生。
邓锡侯部川军来到了山东，邓锡侯、孙震两人来到徐州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报到。李宗仁知道邓部士兵驻在成都平原，其防区通向外界之水路为川军刘湘所部封锁，无法购买弹械补充，故士兵所用的枪极其窳劣。李先与邓、孙两人谈了几句先前打内战实无意义，现在正是报国的时机。接着就说第二十二集团军有什么需要的，有困难没有？邓、孙异口同声地说：“枪械太坏，子弹太少。”李宗仁立即请求军委会补充。蒋介石太小气，给了五百支枪。第二十二集团军的四十一军、四十五军各二百五十支而已。李宗仁也知道不过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但李也无法，只好又从第五战区内拨出了大批子弹和迫击炮，交给两军补充。

两个月后，邓锡侯在成都招待外宾时，讲到中国正在遭受日本的欺侮侵略。邓很痛心，他告诉外宾，东邻日本，本来和我们中国是同文同种，但日本外面表示和平亲善，内心实在是阴贼险狠，它不但是要侵略中国，而且还有吞并世界的野心。这在日本已经死掉的首相田中义一的奏折上，看得出来。从九·一八侵略了我国的东北四省（现在为三省，察哈尔省已经撤。）接着是七·七卢沟桥事件，很快在八·一三从上海扩大侵略。我们中国人是爱和平的，但我们不得不应战，我们坚决抗战以来，已经有一年两个月了。我们的损失，人员牺牲是十分众多，财物不可计数。那里的人们，房屋荡然无存，人们流离失所，实在惨不忍睹，但他们不怨天尤人，他们还帮助中国军队，送茶送饭，运送伤兵，搬运粮食，这是民众的爱国表现。同时，中国的军队，武器不如敌人，在敌人的火炮之下，前仆后继，血肉横飞，我国的士兵还是不后退，没有一个士兵投降，精神是越战越勇，意志是愈发坚强。这是中华民族的新的优点的表现。邓再一次对外宾表示最后的胜利一定是中国人民的！
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邓锡侯对在川康的军政人员进一步分析敌我形势，并号召大家要克服困难。他分析道：中国同日本开战，已经有十七个月了。在广州被敌人侵占，武汉会战后，许多国人都认为敌人的势焰伸张了，但也有人说到敌人的兵员缺乏，经济恐慌，这都是要失败的征象，所以急欲向我国求和。这说明日本已经有不少的危机。一是日本是一个工业国家，而不是一个金融国家，只利于占有市场，决不利于占有领土。日本明知一九一四年后国际严重的局面，还要从事局部的争执。二是世界上的国家都在埋头扩军，积极增高国际上的对比力。日本却为侵略中国在消耗不少的国力，已经失掉了在国际上争衡的均势力，外交上必无自动周旋的余地。三是发动了对我国的全面战争后，经济凋敝，一切补救措施，全部依靠外国的资本。英美等国，已经掌握了世界的经济领导权。以后英美等国对不对日本经济的支持，已经是一个严重问题，不管怎样说，日本的经济一定会受到英美等国的控制。四是日本在中国作战，除点线之外，其余各地，都是在中国军队的游击活动的范围内。日本已经感到兵力不足，接济困难，它的策略在以华制华。在北平（今北京）南京两个伪组织，都不能灵活运用，又需要派出兵继续支持。这也会给日本造成很大的困难。
邓锡侯继续鼓动大家要看到我国的优势。一是国际上除了意大利外，其余国家如英美法俄等国家，都对我国的抗战已经从旁观者变成了关注者。英美两国家，已经援助我们经济，法俄两国，已经接济了我们军火。由于日本要封锁长江，这对西方国家在远东的权利损失太大，它们也在打算制裁日本。这是我国的外交上的好现象。二是我国全面抗战以来，军政军令是统一了的，纸币价格是统一了的，各党各派是团结的，军心民意是打成了一片的，全国人民是坚定了合作抗战的任务。三是全国人民除了极端少数汉奸走狗，民族败类外，都不愿无耻投降，屈辱言和。
邓继续号召大家，我们四川省要利用地势与人口的优势，一定要维护全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我们四川人要认识到有国才能有家，救国始能救己！
一九三九年，邓锡侯在一·二八事变七周年纪念日上，通过广播，作重号召川康军民要有抵抗和自力更生的苦干的精神。邓锡侯指出，一·二八战事的经过虽然不过是短短的一两个月，但我们可以认识到这次战事是由九·一八而起的，日本侵略者不但极端横暴地抢去了我们的东北三省，并且极凶狠地企图使我们从法律上，甚至至于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上丢弃东三省，要我们承认它占领东三省是合法，我们中国人在口头上哼一句也不许，老百姓的抵制日货要镇压。这些都是日本发动一·二八的借口，这是对我们中国人的极大侮辱！在一·二八中，日本士兵残酷屠杀无辜的人民，轰炸无防御的城市居民，文化机关，如商务印书馆，以及许多医院。这是日本侵略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第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是七·七事变后全国的全面抗战的英勇先锋。
邓锡侯指出，一·二八事件暴露了敌人灭亡中华的野心。日本由以前的蚕食中国变成了鲸吞中国，中国人已经惊醒过来，日本在东北从事伪满洲国的建立，又策动华北的分化，日本的野心全部暴露了出来。于是中国人民都知道，应该赶快做好对暴日的提防了。从一·二八事件中，中国人基本消除了畏惧日本的心理。在甲午战争以前，可以说中国人是‘轻日’的时代，因为‘轻日’才有甲午对日作战失败。甲午以后，中国人又有了‘畏日’的情绪，加之日本从甲午一战起家，不断强大起来。我们国家由于内乱频发，事事落后。这在许多国人心中的畏惧心理牢不可破。九·一八的不抵抗，这可说是最大的原因。但是，有了一·二八的英勇抗战，我们的十九路军和警卫八十七、八十八师两师，抵抗了日本的三千海军和其它部队的进攻，而且打了不少的胜仗，最后我们还是自动撤退的。国人不再畏惧日本，悲观的也不再悲观。现在，全民族的抵抗十分英勇，可以说一·二八是最大的因素，我们国人一定会继续地英勇抗战。
邓锡侯表示，一·二八事件已经激起了中国人民咬紧牙关埋头苦干的精神。由于日本抢去了我们的东三省，还不允许我们有抗日的行动。国人普遍有了觉悟，中国应该大家咬紧牙关准备抗日。国人已经知道，上海停战协定，随后的塘沽协定，我们都受到了侮辱。大家是含着眼泪，准备一点也不充分，但是我们已经打定了主意，作抵抗的准备，而且是作的持久的抗战打算。在纪念一·二八中，我们要认请敌人整个灭亡中国的野心，不要有畏惧日本的心理，要继续抗战下去，直到暴日的崩溃，中国的成功！
一九四零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了第四个年头，日本仍然不能把我英勇的人民和军队征服。四川省作为国民政府的所在地，遭受了敌机的多次轰炸，但人民从废墟上又建立起了房子，仍在艰苦抗战。邓锡侯作为四川防空司令，和部下想了不少办法来减少人员的伤亡。五月六日，邓还专门通过广播，告诉民众不要忘记复仇雪耻。邓锡侯说到复仇就是向敌人算账，雪耻是向自己算账，因为仇是敌人与我们结下的，耻是自己不争气所招致，所积累起来的。日本割我的台湾，并我朝鲜（中国是朝鲜的宗主国，邓有此说），这是四十多年前敌人与我积下的仇，这也是四十多年来我国未雪的耻。从那时起，敌人没有那一天不是想方设法积极谋我。邓还说五月是我国国耻最多的月份，例如济南惨案，二十一条纪念，上海南京路惨案等等，没有一个不是由敌人造成的。有名的五·四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个复仇的运动。就是这一运动，我国政府彻底否定，从根本上推翻了，但是敌人没有放松，一心要亡我国，灭我种。从九·一八，到一二·八，再到七·七全面抗战，日本灭亡我国之心是一天天为甚。不久前还在南京演出了一场傀儡戏（指汪精卫投降日本），还签定条约，这都是想奴隶我全国同胞。这比二十一条还要惨毒万倍。邓号召大家，复仇的根本就是抗战到底。要让日本退出中国，我国军队东征，摧毁他蕞尔岛国，根绝日本从丰臣秀吉，田中义一，直到天皇，近卫、板垣、阿部、西尾…一贯相传的大陆政策，要让日本永不敢再萌生灭亡中国的野心。
一九四四年五月，第三十六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河南省抗日前线牺牲，这对邓的心理也有不少的影响。邓锡侯亲自参加了李在成都的悼念活动。邓锡侯表示，李家钰早年是他的部下，早年在川做了一些对不起人民的事。但他出川抗战是积极的，勇敢的。邓特别指出一九四一年时，李亲笔写了两句诗：男儿欲报国恩重，死到沙场是善终。这是当时邓锡侯领衔组织“四川党政军民前线川军慰问团”，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李奋笔疾书的。邓锡侯号召大家，要学习李家钰的这种为国牺牲的精神。不久，日本军队又发动了在湖南、广西的战役，这场战役称为豫湘桂战役，中国军队一败涂地。邓锡侯对抗战的前途很是忧虑，邓就派出代表来到重庆找周恩来。周恩来对邓仔细分析了二战的形势，讲了苏德战场的情况，也谈到了我国在民众的支持下，抗战的前途是光辉的，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的。
附记：邓锡侯作为四川地盘上的大军阀，在领导川康军民抗战中，中国 共产 党人也非常重视做邓的统战工作。周恩来在抗战期间，一次来到成都，与邓锡侯会面交谈，既谈了抗日，也谈了后方的稳定工作。由于周恩来在山西亲送军用地图给邓，因此邓很敬重周。邓锡侯也知道像周这样的大人物，旁边监视的特务不少，在成都地盘上，邓锡侯有大部队在此驻扎，各路势力对邓都不敢小觑。邓锡侯为了让周在成都更加安全，下令自己的交际科长马某以私人客人的身份送周一程。十几年以后，邓曾到北京开政协会议，周恩来还向邓问及马某的生活情况。
一九三八年在重庆召开的国民 政府参政会议，共产 党的高级干部董必武、林伯渠在开会结束后，到成都时，专门拜访了邓锡侯，对邓率领川军出川抗日表示赞赏，也对邓正在组织四川军民积极支持前线的工作表示肯定。董、林两人同时也给邓宣传了共产 党的抗日主张。邓锡侯很高兴，在他的庆云西街公馆内宴请董、林等人，邓锡侯也是一个健谈之人，双方从下午谈到吃晚饭，吃了晚饭后又谈，一直谈到了晚上九点过。邓就把董、林等人安排在沙利文饭店（后曾是成都政协所在地），食宿都由邓负责安排。一九三九年，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来到成都，彭德怀也会见了邓锡侯。两人在山西抗战前线没有见面，但彼此在山西还是了解的。彭德怀和邓的谈天，彭也是谈抗日前途的分析。邓锡侯也表示，他对抗日必胜有信心。

领导川康军民防空
邓锡侯从津浦前线回到四川后，在担任川康绥靖主任不久，又担任了四川省防空司令一职。这是因为日本的飞机常飞到四川来投弹，扰乱后方的生活秩序。在此情况下，四川作为抗日的根据地，又是陪都所在，必须要很好地重视这一工作。邓锡侯对这一新职务，内心也感到了这是与抗战前途息息相关。他非常重视防空工作，作过多次的专门演说及指导工作。
一九三八年十月，邓锡侯就对川康民众指出现代战争是立体的，不同于以前的平面战争。以前是陆军为主，现在的空军已经由协助地位，几乎成了作战的主力了。这不但改变战场的几何观念，而且作战方面，也因此无限制的扩大了，领空已经成了战场。敌人的空军随时都可能来空袭，每一个被侵略的国家，水陆面上，都有很大的危险。国人要防止敌人的侵略，只是前线的工事和抵抗是不能做到的，必须要在整个国土上面的空间，从事有效的防备，才能保障整个国土的安全。邓锡侯强调，空防才是直正的国防，而空军的抗战，才是真正的全面抗战。战争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前方后面实已无甚区别。一城一地的得失，因此也不必斤斤计较。中国军队在前线的阵地虽屡经转移，只要能将后方的防务布置得很坚强，那么对整个抗战前途，还是异常乐观的。
邓接着指出，四川已经是事实上的全国政治经济的重心，军事的总力量。四川地位如此重要，当然要成为敌人袭击的目标，武汉放弃后，敌人空军根据地，更是推进到四川的边缘，空袭的可能性，大大增多，四川的防空工作，就特别要加紧，才能应付这种严重的局面。邓锡侯把防空工作的落实上，分为三种。分别是积极的；消极的；辅助的。积极面第一是配置强大的防空飞行队，可以向敌机迎战。第二是配置高射炮，高射机关枪等等。邓表示四川财力有限，只能由中央空军支做。四川能做的是消极防空，但所需要的财力，还是不小，如像消防、防毒、救护、避难所的设备，避难区的划定，空袭前的交通，空袭后的恢复等等工作，也十分重要。辅助防空，如情报工作，监视哨，照空灯，听声机等等，都是不容易办的事情。这些工作，对于四川民众来说，还没有深切了解到防空的重要，以及与抗战前途的关系。因此防空工作，不是政府可以完美地做到的，一定要人民全体参与才行。不久，邓锡侯就下令一二六师的李树桦旅带领部队在成都近郊划一避难区，供成都市区人员疏散，二十里内，可安宁居住。接着又加派王缵绪的二十九集团军的两个补充团，将避难区扩大为四十里。
十二月份，邓锡侯在防空监视队哨长训练班第一期结业学员的典礼上，鼓励青年学员在这个科学竞争的时代，一切战争的利器都随着科学的发明而日新月异，一定要负起防空的责任。邓甚至认为当前情势下，防空工作比绥靖工作都还要重要！四川的各项建设，也需要空防的健全，才能预防敌机的轰炸。防空监视队的工作，是防空的耳目。但由于国家的困难，一个人要做几个人事情，在开支上，自己要负有责任，要有好的习惯。
在一九四一年八月，邓锡侯对防空有了新的认识。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就为保种自卫所从事的防御一方面说，人类可分陆防时代、海陆兼防时代、空防时代。航空器械及攻击武器，均有飞跃的进步。各国的防空组织及设备，也都是在急起直追的前进中，各国都有无空防即无国防的呼声。
因此，邓锡侯认为抗战建国，必须一切都能与这空防时代相适应才好。千万不能认为防空只战争时期的事情，战争结束后便可以不讲防空。更不能认为防空是属于抗战工作或业务。人类一日未进入世界大同，国家便一日不能忽略国防，同时亦不能忽略国防中的空防。航空的进步，又正方兴未艾。对流层低空的袭击，已予人类以极大的威胁，航空研究家们，已经向最高速度的平流层的高空活动展开了研究。世界将是真正的天涯咫尺。中国民族怎样与这空防时代相适应？英国人是值得我们师法的。英国一直在孜孜不息地从事防空学术的研究，以及防空器械的改进与创造。在英德战争重开，英国两年来，经得起巨量纳粹机群的不断轰炸。中国与英国的空防相比，是不可以比的。虽然我们与日本长期的空袭相周旋，但我们没有什么可以自豪，这只是我国的国土广袤，目标分散，而且农业经济国家也不似工业国家容易遭受破坏。我国决不能以目前的空防为满足，战争结束后，我们的空防设备，也应当与各种建设同时并进，力求充实，国人并当积极致力于防空学术的研究。其次，人类社会的防御，常常落在攻击的后面，而永远赶不上攻击的进步，因此绝对的防空是不可能的。同时防空与航空不可分，必强化航空才能强化空防。再者，一个国家强大的空防力量，必须有其经济基础才好办。我们没有支持现代防空与航空的国力，我国事事均在开始，应当脚踏实地，不断向前进步。

附记：邓锡侯在谈防空时，也谈到航空发展的重要性。一九四零年四月，邓讲到自有了飞机，人类的生活，有了飞跃的进步。过去人类只有平面活动，现在进一步有了立体的活动，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战争方式亦跟着改变。因此建设空军要注意两大基础。一是‘人’的基础：首先要有大量的热血青年投效空军；二是要有许多的科学技术人才；三是要有无数的热心航空事业的民众。二是‘物’的基础：这就是后防建设。我们应以航空器材的自给自足为目标，而决定我们今后航空建设的步骤。我们国家要能制造飞机，还要能生产制造飞机的原料，一方面要发展航空工业，一面还要开发和冶炼航空工业所必须的各种金属。等等。邓还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纪，是人类加速进化的阶段，我们的思相，我们的精神，也应该跟着改变，不然，我们就会落伍。我们这一代中华民族的子孙，都是为抗战而生的，为了复兴民族而生的！邓希望大家把精神、智慧、金钱等大部都要贡献到各种建设方面，尤其是航空方面。这样，以后我国家民族雄踞寥廓无垠的领空，延续于万斯年的寿命。
八月，邓锡侯又讲到中国的航空工业基础是很薄弱的，中国空军的历史也短，但中国空军的抗战精神，是非常伟大的。几年来，空军在攻击敌军或防御方面，均建立了许多不平凡的战绩，这些战绩，足以使敌人惧服，世界震惊，并使敌人认识了中国空军的不可侮，进而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侮。
一九四一年底，邓的师长陈离从抗日前线回四川来了。陈离是通共的原因被撤职回来的。不久，因为邓的防空副司令朱暎因病去世，邓就委陈担任了这一职务。
在邓锡侯担任四川防空司令期间，曾下令在成都郊区挖防空洞，结果发现了前蜀皇帝王建的陵墓。这让四川人民多年在寻找的王建墓，终于在抗日战争期间找到了。这就是现在成都的永陵。
邓锡侯部士兵还发生过打空军的事件。此事发生在一九四一年的农历正月。邓锡侯率领全家去新津县纯阳观朝拜纯阳祖师王重阳。去的当天，邓锡侯乘车前行，他的二儿子邓亚民自己开车前往。车上搭着妻妹。车子在老南门检查站口，车子的发动机出了问题，邓下车自己修理。这时驻在新津县空军第三路司令部的军官乘车进城玩乐，见邓亚民的车子阻挡去路，出言恶骂。邓亚民当然也回骂。邓当时穿的是便衣，空军军官不晓得这就是邓少帅，竟有几人跳下车来和邓亚民动了手脚。检查站的人急忙出来劝阻，说这是邓主任的少爷，打不得。空军军官就走了。但邓亚民的眼睛已经肿了起来，纯阳观也无心再去了。邓锡侯在纯阳观久候儿子却不见到来，派王席儒转来查看，得悉情况，立回成都了。邓部将领官员，除纷往慰问外，并一致主张要给少帅‘复仇’。邓锡侯本人没有表态，但心里也大不痛快。于是，绥靖公署谍报科长蔡玉彬和特务团副团长刘瑀璜等就派出士兵穿起便衣专候在老南门一带，只要是空军的车辆，无论进城还是出城，一概阻挡，把车上的空军人员拉下来就打。由于空军人员素来奸淫估霸，横行街市，无所不为，成都的老百姓也十分仇恨他们。现在有人倡首打空军的时候，成都老南门一带到武侯祠一带的居民，都主动地加入了打空军的行列，老百姓也拿起砖头木棒，围打空军。当天打了不算，第二天再打，第三天、第四天也未停止，一直打了一个星期，空军官兵被打的有两百人左右，从此空军的汽车就不敢再进成都城了。但是空军官兵把进城玩乐看成比生命还重要的事情，空军官兵就只好改穿便衣进城。由于他们的临时抢购，成都老南门二巷子一带所有的旧衣当铺的长短便衣都被抢购一空，当铺商人都赚到了一笔钱财。
蒋介石得到了他的空军挨打的消息后，立即电饬四川省主席张群查办此案。张群早已经弄清了此事的内幕情况，马上到邓锡侯的绥靖公署处进行劝解。邓表示这是老百姓痛恨空军的奸淫估霸，与他的部属没有关系，他也毫不知情。张群只好把事情的真相报告给蒋介石。蒋介石为了不因小失大，特派张群和空军第三路司令晏玉琮亲去邓家表示歉意。接着蒋介石又给邓打来一通电报，对邓进行安慰，并答应把原第三路司令抽换。此事才平息下来，老南门到武侯祠一带打空军的老百姓也不打了。

关心川康青年
邓锡侯十七岁时就离开了营山县，来成都求学。他一路从下级军官走到川军军长、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主任，四川省主席的位置，十分不容易。因此，当有营山的青年来成都上门找他求出路，邓锡侯都会尽量热情接待，有的想去部队当兵，邓就介绍去；有的要去读书，邓就会资助学费。另外，不是营山的也不沾亲带故的青年，邓发现有才干，也会提携。比如他的师长杨秀春，不是军校毕业的，在他的部队当文书，邓觉得杨秀春这个人对人忠诚、有学识，就重用他，后来一步步当上了师长。虽然杨在打仗方面没有特别的建树，但对金堂（含青白江）的文化建设，得到了后来四川省的著名的文化名人流沙河的肯定。从中也可以看得出来邓对不同的青年是人尽其能，物尽其用的想法吧！
邓锡侯在一九三八年时，曾对防空哨所的青年除了希望他们干好防空工作外，也勉励他们首先要做到勤学，他让这些青年一定要认识到这个时代是一个不断进化的时代，因此要研究其他的学科，万一放下防空哨所的工作，也不能被社会淘汰，还有谋生的本领。其次是希望青年要有好的风范，青年正是服务社会的好时期，不要去和别人比穿得好、吃得好，这是不对的。青年要向好的方面看，要做好自己的本质工作。
在一九四零年五月，邓锡侯还对川康的青年发表谈话。当时川康热血青年纷纷参军，要出四川上战场报国了。邓希望热血青年要有进取心，要去除心中的急躁，要打破自私的观念。作为一个青年，必须首先要有进取之心。
结合对日作战，邓举例汉代的霍去病，很年青就在战场上为国家与敌人作战。汉武帝为了表彰霍去病，专门给他建造豪宅，但霍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拒绝了汉武帝。我们现在打日本，是为了革命，反对侵略。作为青年，一定要有复兴中华民族的前驱的作为。其次要除心中的急躁，不能让升官发财的观念在头脑里作祟。邓锡侯教育广大青年，青年应该立志做事情，不可心中只想做大官。青年尤应加强学习，要为以后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作准备。要知道古人就有一种不患无位，而是患何以立的精神，这种精神，正是青年应该学习的。再者，青年要打破心中的自私观念。中国革命数十年，却不能走上正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的自私自利的思想所致。现在我们常说的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就是要求我们青年一定要有国家民族的观念，让我们的思想放在国家上面，我们要做到心中有我们的中华民族。
邓锡侯在家中，教育子女也如此，邓最小的一个儿子邓宇民小时候和姐姐问父亲要钱买东西吃，邓锡侯常不给钱。如果子女向他要钱买书本，邓就从不拒绝子女的要求。一九四一年五月，邓锡侯对川康的青年讲在前线的五百万士兵中，至少有四百万以上是青年军人。这些青年，他们为了民族的生存和国家的独立，牺牲个人的一切，他们为国家的贡献是永远不会磨灭的。邓希望在后来的广大青年，特别是知识青年，是一个国家的菁华，是中坚力量，也是以后中国的基石。大家都应该自爱自重，绝不可以自暴自弃，更不能自私自利。当前抗战，青年切不可消沉颓废，也不应该放纵浪漫。为了抗战胜利，国家前途，广大青年要共同努力，肩付起对国家对民族的神圣使命。一九四二年五月，邓锡侯又对前线部队的青年，后防的农民青年，全国从事公务教育文化事业的服务青年，以及在中学、大学、研究院的青年讲话。他希望大家都要努力学习，努力工作，抖擞精神，再接再厉地干下去，就一定会迎接抗战胜利地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