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边备的缘起：金世宗的巡幸与南宋的反应
淳熙十一年至十三年（1184—1186），金朝当时的君主金世宗在其国内有过一次巡幸之事，《金史·世宗纪下》载：
（大定二十四年即淳熙十一年，二月）癸酉，上曰：“朕将往上京（按：即金源，今黑龙江阿城）念本朝风俗重端午节，比及端午到上京，则燕劳乡间宗室父老。”
（大定二十四年三月）壬寅，如上京，皇太子允恭守国。
（大定二十五年四月）甲戌，……上谓群臣曰：“上京风物朕自乐之，……祖宗旧邦，不忍舍去。”
（大定二十六年闰七月）己未，还都（按：即中都，今北京）。[2]
从《金史》来看，世宗从中都巡幸上京是想念故土人物似乎并非出于政治目的。然而南宋方面却产生了极大的警惧，举两例说明：在中央方面，周必大档案集《奉诏录》载淳熙十一年（1184）四月《移义胜军御笔》云：“两月前闻虏主巡幸，欲移义胜军赴襄阳府驻扎。”[3]可见二月时金世宗提出巡幸的打算，就已为南宋探知，孝宗就此提出调防军队的计划。地方方面，周必大则有《（致）扬州郑帅兴裔》信札称：“虏主迁都（按：即指金世宗巡幸），淮民已多疑惧。”[4]
探究南宋对于金世宗巡行警惧的原因，我们须追溯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的史事。该年金主完颜亮发动侵宋战争，在开战以前，完颜亮派遣使者前往宋廷，宣称自己“乐南京（按：即汴京）风土，常欲巡幸。今营缮将毕功，期以二月末先往河南。帝王巡守，自古有之，以淮右多隙地，欲校猎其间，从兵不逾万人。”[5]然而其后金军却大举侵宋，完颜亮借巡幸之名发动战争的阴谋毕现于世。23年以后的淳熙十一年（1184），金世宗又有巡幸之举，可以想见此时南宋方面一定会联想到前事，对金朝的动向保持高度的警惕。金世宗巡幸上京的路线是由南向北，与此前完颜亮巡幸汴京由北向南的方向正好相反。那么南宋又是如何将此次巡幸与侵宋意图联系一处的呢？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致）林黄中（栗）少卿》信札云：
虏主已到上京，……其储在燕，而守汴者爱婿也。静待固上策，但闻素欲传授，易世之后，扰扰万绪自此始。[6]
同年周氏又有《（致）程泰之侍郎大昌》信札云：
其（按：即金世宗）子监国，与今汴之统军乌林答天锡者素有踊跃用兵之志，因而生事，亦未可知，大要彼国传授之后定须妄作。[7]
南宋方面揣测金世宗此次至上京，是准备做太上皇，不久将会传位太子，即前引《金史》提及的允恭，允恭得位之后有可能联合汴京将领乌林答天赐发动侵宋战争。针对这一情况南宋开展了一次对金边备行动。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的档案、信札文献反映出当时中央朝廷与长江中游、长江下游、四川三处地域驻屯大兵（正规军）将领之间密切的联系：[8]他们讨论军事，进行部署；然而，也正是这些边备事务，暴露了军界之中复杂的人事矛盾，反映出南宋军政体制长期的弊端。

二 长江中游的边备：荆鄂驻兵正、副都统制之间的隔阂
南宋长江中游地域的主要军力是荆鄂驻屯大兵，负责荆襄一带防务。淳熙十一年（1184）该军新任正、副都统制为郭杲与牛僎，分驻于鄂州与襄阳。不久牛僎因病去职，由阎世雄接任，另外知襄阳府事王卿月也对边事负责。边备之时，荆鄂驻兵要求朝廷向襄阳增兵。考察周必大的档案、信札，我们能发现在当时的增兵事务中，荆鄂驻军的正、副都统制颇存隔阂，严重影响到军务的协调。
探讨这一问题，我们先须回溯一段历史。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期间，荆襄地区形成了两帅分戌的军事格局，王宣、赵樽分领荆南、鄂州都统制之衔[9]，他们各统一军，自行其是，互不节制。这种格局给此后荆襄的防务带来了长期的弊病。周必大《朝散大夫直秘阁陈公从古墓志铭》载：
（乾道）九年正月（陈从古）开府于襄，即奏言：“朝廷以襄为上游重地，增陴益戍缓急许调鄂师，善矣。但节制不一，莫知适从。绍兴、隆兴间尝萃荆、鄂两军于此，分地以守。东尽随与枣阳，鄂帅赵樽主之；西尽均州、光化军，荆帅王宣主之。权均力敌各行其说，……今若合为一军，……则号令归一，无敢首尾误国矣。”疏入上适有此意。四月，乃用吴挺为荆鄂驻札诸军都统制，而王世雄副之……至今以为便。[10]
乾道九年（1173）知襄阳府事陈从古看到自王宣、赵樽以来，荆襄地区驻军行动不一的弊病，建议朝廷合二军为一，组成荆鄂驻屯大兵，设定正、副都统制的节制关系，希望以此统一荆襄军政的号令与行动，朝廷从之。周必大评价此举“至今以为便”。那么在此新制度之下，荆鄂正、副都统制相与配合的实情究竟如何呢？我们可以通过周必大的相关文献来作考察。
淳熙十一年（1184）荆鄂正、副都统制出现人事上的变动，《奉诏录》载本年二月孝宗御笔称：“今欲迁郭杲鄂州都统制副帅目下未有人。”[11]他任命郭杲为都统制，并向周必大问询副都统制的人选。周氏回奏云：
昨岳建寿荐到阎世雄，……然却未曾询问郭杲，恐其未相谙悉。有牛僎者，……久在襄阳，曾随王宣立战功于汝州确山，解围蔡州。……若用为副，令就戍襄阳，盖有三利：一则在彼立功，军中信服；二则乘势置副，将来免至创差；三是郭杲所荐，杲必欣然无疑，僎亦不敢更张其规模。……奉御批：“牛僎为副帅甚当，卿拟指挥。”[12]
副都统制的人选有阎世雄与牛僎两位，周必不赞成前者，而主张后者。其原因是前者“未曾询问郭杲，恐其未相谙悉”，而后者则久在襄阳任事、立有功勋，更因为是“郭杲所荐，杲必欣然无疑”。孝宗予以批准。由此可见副都统制的任命，很大程度上是考虑到了郭杲与牛僎私人关系的密切。
然而事有不巧，牛僎上任不久即因病离职，副职改由阎世雄担任。牛、阎二氏交接不久，边备事务中即发生了襄阳方面请求增兵之事，可以见出人事的更改对于正、副都统制关系的影响。
淳熙十一年（1184）王卿月向朝廷提出襄阳兵力的缺乏，孝宗御笔过问此事，周必大回奏称：
（王卿月）大要谓襄阳可以守，可以进取，而专言兵少。缘是时牛僎无恙，故其说与今又是不合。臣方筹度欲奏禀间，偶直易帅，既改除阎世雄，则卿月所论复难胶柱。臣两日再三谕世雄，以荆、鄂本是一家，须到鄂州日凡百先与都帅子细商量。[13]
知襄阳府事的任所与荆鄂副都统制的戌地都在襄阳。王卿月“专言兵少”之论是在阎世雄上任以后提出，与其在牛僎任职时的说法不同，周必大察觉到王氏改口背后的原因应当是阎世雄的主张，他立刻提出并强调荆鄂正、副都统制之间应当保持协同关系。那么调兵与协同此二事之间到底存有怎样微妙的联系呢？对此还须觅得更多材料来考察。王卿月“专言兵少”的奏章原文已然不存，但楼钥《太府卿王公（卿月）墓志铭》却载有相关内容：
（淳熙）十年七月（王卿月）移帅襄阳。观览形势，极论事宜，致于元枢周公（按：即周必大）。大要谓襄阳重地，当屯三万人，乞移荆南之屯并归襄阳，仍以鄂兵万人隶荆南。分荆、鄂为二军，以襄阳为都统，荆南为副。未几，寿皇（按：即孝宗）令条列边防利害，公径以此书缴进。[14]
墓志所谓“襄阳重地，当屯三万人，乞移荆南之屯并归襄阳”之事与“专言兵少”之言正相对应，当是出自王卿月奏章的内容。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有致王卿月信札亦言及此项内容：
所奏三事，屡于榻前商议，万兵自鄂移荆，孰若径趋襄之为便？昨郭帅（按：即郭杲）有书，欲与副帅协力，比过武昌，必得要领。两军缓急相应，乃是朝廷命令，非副帅（按：即阎世雄）召正帅也。[15]
以上引数则材料相参，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增兵事件的本末。阎世雄到任以后希望尽量增加襄阳的守军，他意欲移三万荆南驻军至襄阳，再由鄂州派遣一万驻军回填荆南军备的空缺。这样的做法是迂曲的，因为如要增兵可以直接从荆南、鄂州两地调兵前往襄阳。阎氏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鄂州为郭杲的辖区。他不愿直接向郭杲请兵，于是想到由王卿月出面，朝廷主持，以荆南为中转地，绕过郭杲，间接调兵至襄阳。但是这样显然会增加不必要的人力、物资支出，而且也可能使得郭杲心生嫌隙。周必大觉察到这一点，径直提出鄂州万兵“径趋襄”更为便利。上引墓志还透露王卿月曾向朝廷提出过“分荆、鄂为二军以襄阳为都统，荆南为副”的建议，此论背后的推手应当也是阎世雄，这明显是企图恢复王宣、赵樽时期的状态，彻底摆脱郭杲的节制。增兵、分军二议使周必大明显感觉到了荆鄂二都统制之间的隔阂，所以他一再劝导阎、王“荆、鄂本是一家”、“两军缓急相应”，力图弥合二人的关系。
上述的事例只是当时荆襄边备中纷繁军政事务的鳞爪。然而见微知著，我们由此可以看出，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以来王宣、赵樽互不节制的局面直至淳熙十一年（1184）其实一直存在，中间虽然经过改组名义上分出正、副都统制的节制关系，但无法解决根本问题，朝廷不能信任新制度可以产生真正的协同行动，所以选任都统之时特别注重考察正、副职的私人关系。私人关系一旦生疏，边备的弊端便立即显现出来。

三 长江下游的边备各路驻兵对协防任务的逃避
南宋长江下游正规军有建康、池州及侍卫马军司三支驻屯大兵。[16]淳熙十一年（1184）这三支军队负责边备的将领分别是建康都统制郭钧、池州都统制张诏、马军都虞候雷世贤。边备之时，长江下游诸军的主要事务是协同防守两淮地区。
我们首先来简要了解南宋两淮防务的历史问题。绍兴四年（1134）金军攻入淮东滁州，迫使“淮西江东宣抚使刘光世移军建康府，淮东宣抚使韩世忠移军镇江府”。[17]从此以后两淮之地就再未设立专门的驻兵，该地的防御一定程度上依靠山水寨、万弩手这种地方民兵的武装力量。但是这些武装只能充当正规军的辅助角色，不能单独承担作战任务。[18]所以后来朝廷诏令附近的驻兵分任两淮重要地段的守卫之责，作为防御体系的根本。例如淮西庐州（即合肥）的防务即曾交由建康驻屯大兵负责。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开始，建康府都统制王权尚未与金军交战，就连弃淮西之地而退，其“自庐州引兵遁屯昭关”，接着“退保和州”，后又“自和州遁归……屯于东采石”。[19]此为建康驻兵逃避防御庐州职责的一件史事。
淳熙年间两淮的防务依然有附近的驻屯大兵参与。然而诸路将领为保存自身的实力往往派军驻扎于易于防守、不当要冲的地区，这是当时两淮防务的一大顽疾。周必大对此早有注意，淳熙九年（1182）他曾上奏朝廷：
昨雷世贤相见，说淮南地形缓急欲守滁。臣谓不然，滁有山林之阻，可守而不可御敌。若庐、和婴虏冲，此则当备御。[20]
当时掌管马军的雷世贤有责任分兵守卫淮东地域，他建议其军防守滁州却是看中其“山林之阻”的险阻而非“婴虏冲”的军事要害之地，明显是自保之计，周必大予以反对。
淳熙十一年（1184）边备之际，王希吕任知庐州府兼淮西安抚使[21]，《周必大行状》载：
王希吕乞增兵守庐，上曰：“令郭钧、雷世贤共分数千人与之。”又云：“万弩手、民兵自可为用，若添得一藩篱，甚好。”公（按：即周必大）曰：“希吕欲二万人，少犹半之，盖须以正军为主，则帅司可立。帅司既立，则沿淮归正、山水寨、民兵、万弩手等皆为我用矣。”[22]
《奉诏录》载本年六月孝宗《王希吕郭钧雷世贤》指挥云：
淮西屏蔽江表，密迩中原，在今日最为重地，……将来守御攻讨之策，皆当精思熟讲，……得旨以此宣谕，请一面仔细回奏，合措置事件。
王希吕向朝廷提出增兵防御淮西、尤其是庐州的请求。孝宗允以郭钧的建康驻军及雷世贤的马军与之协防。周必大特别指出这些正规军在防务中的重要性，认为他们有助于凝聚地方民兵的力量。本年周必大有信札致王希吕云：
石湖关等，比有旨令张都统（按：即张诏）过江就行相视，更移书与画长久之策，甚善。……顷固有旨，三处分认修茸，不知可与二君先议定，共为申详否？不然，恐彼有词。正缘自来人惮守庐，专主历阳，为自营计，所以众听未孚。[23]
从此信看来除去郭、雷二军，朝廷还指派张诏的池州驻军前去庐州附近的和州戌守，张诏得令去和州石湖关巡视，[24]王希吕巳与张诏互通信息，相商防御之事。这样就有三路正规军分认淮西地界的防务。周必大提醒王希吕亦应及时与其他“二君”即郭、雷详细洽商以免他们“为自营计”。
以上是由周必大、王希吕发起的淮西边备计划。可见朝廷已经将长江下游相当的军力配给淮西之用。然而周必大的另外一些文件却展现了事实的另一面：当时淮西防御的推行遭到了很大的阻力。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还有信札致王希吕云：
合肥何可不守？议者欺诳，诚如来谕，方共图之。[25]
随后一封信札又云：
合淝控扼淮西，众议谓决难守，而专守江淮，朝夕以为言，而寡不敌众，未能定也。尚书（按：即王希吕，其曾任兵部、吏部尚书）自当一面，利害非轻，合本路兵民之数，亦可支吾否？……今岁诸郡皆教民兵，太守中颇有可仗者否？所在险隘处，分大兵则决无力，使诸郡自守以挠敌，度亦无难。然须预行约束。池州张都统以巢县是其地分，乞筑南边城及通月城而别开濠，似是自为谋，盖巢非冲要也。[26]
由两信内容可见，当时诸路将领仍然为自身实力考虑，极力议论庐州难以防守，以求逃避分兵之任，被周必大斥为“欺诳”，他开始尚表示要与王希吕共同反对此议。但其后的情况却并不容乐观：在朝廷上，“合肥难守”的言论充斥左右，致使周必大“寡不敌众”；在地方上，张诏为“自谋”之计，有意经营巢县这一“非冲要”的地段，俨然淳熙九年（1182）雷世贤的故伎重演。周必大感觉到“分大兵”的驻守之策实现的渺茫，所以只能劝勉王希吕组织诸郡的地方军队并且教阅民兵，在险溢处自为守卫，这其实是无可奈何的补救之法。当时淮西的边备最终布置成怎样一个局面，现存的史料无法提供足够的细节。但从周必大各种文件反映出的信息来看，虽然他极力主张诸路驻军协同防守，但驻兵却各为利益而逃避值守，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四 四川的边备：吴氏家族与朝廷的积怨
南宋四川地区正规军的主力为兴州驻屯大兵，淳熙十一年（1184）吴挺为该军都统制。吴挺出吴氏将门，吴氏为南宋著名的家族军事集团。南宋初期宋金战争之中，吴挺伯父吴玠、父亲吴璘曾在川陕地区抗击金军建立功勋。以后吴氏家族长期镇守四川，在该地拥有显赫的权势。边备之时，孝宗与吴挺来往信札讨论战守之事俱载于《奉诏录》之中。考察这些文件，我们能够从中看出朝廷与吴氏家族之间存有长久的积怨。
淳熙十一年（1184）孝宗有《宣示蜀帅亲札御笔》，向吴挺问及边备事宜：
将来虏人或有侵犯口衅，国家或为进取之策，先于何路出师？合取是何要地？昨者兴师，主帅愚谬举措无谋，宜为深戒。[27]
孝宗亲札中“昨者兴师，主帅愚谬”之语分外严厉。其所指之人即为吴挺之父吴璘。此亦要追溯到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的史事，当时吴璘任四川宣抚使，曾出师德顺，后来遵从朝廷诏令班师回蜀，归途遭到金兵伏击，损失惨重。[28]朝廷与吴氏家族对于德顺之战功过是非的理解很有分歧，我们举两则材料进行对比，楼钥《纯诚厚德元老（史浩）之碑》云：
吴璘以兵取德顺，捷至，方议行赏。公（按：即史浩）奏：“……臣恐遂失蜀矣，宜勉谕其
归。”登命公即选德殿庐作诏令，撤戍班师，专保蜀口，以俟大举。……既而吴拱、王彦奏敌已扼璘归路，方募人往报，璘亦势迫，间道以归。[29]
王曮《吴武顺王璘安民保蜀定功同德之碑》云：
（绍兴三十二年）复德顺军，……（隆兴元年）是时议者遥度形势，以谓兵久在外，虽得三路，恐去川口远，声援辽绝，……乞下诏旋军捍蜀。诏至，……幕府请覆奏曰：“苟利社稷，专之可也。此举所系甚重，兵不可遽退。”王愀然曰：“璘岂不知此？……但主上即位之初，璘握重兵在远，朝廷伴以诏书从事，璘敢违诏耶？”幕府语塞。[30]
德顺之战在朝廷看来，吴璘不顾蜀地安危，由危道进军德顺，最后回师遭伏，责在吴璘；在吴氏看来，吴璘进军有利于社稷，被朝廷猜疑才不得已撤军丧师，责在朝廷。这种分歧显然在朝廷与吴氏家族之间投下了相互怨恨的阴影。孝宗亲札重提此战虽未直接点名，但是如此严厉的批评是针对吴璘，当时之人一见即知。这则亲札引起吴挺的怨望，其回奏《兴元具状》云：
虏自用兵以来，前后犯蜀，皆由凤翔、秦州两路。……若破秦州，即可直据德顺，则泾原、熙河、秦凤三路皆为我有。[31]
对于与金作战吴挺提出“破秦州”、“据德顺”的方案，此与其父先前在德顺的作战行动完全一致，丝毫没有引为“深戒”的意思。其中隐义正是不满于孝宗御笔中“愚谬”的指责。这种态度引起了孝宗的愤怒。他随后的批示云：
若以卿言，恐并日未为得计，寻检会吴璘、王之望所奏，前后累章，备见辛巳（按：即绍兴三十一年）出师秦州、德顺舍重取轻，首尾失据，应援辽远，几失川口，费我全力，竟致无功。……是皆前事之危道也。故辙可复蹈哉？……勿以向一时之误，不为后事之戒。[32]
这一次孝宗终于直接挑明了吴璘之名，以及他出师秦州、德顺的军事行动，称“费我全力，竟致无功”，予以完全的否定，警告吴挺必须引以为戒。孝宗与吴挺的议论，从表面上看来，是君臣之间军事见解的分歧。从更深的层次理解，则是中央朝廷与吴氏将门对于往事的积怨。

五 边备中的弊端对后世的影响：开禧北伐
上文考察孝宗朝晚期的边备之事反映出军界之中的各种人事矛盾，暴露了南宋军政的许多弊端。当时的边备并未导致宋金之间真正的战争，这些弊端一直隐藏于南宋军界，并不因为具体人事职务的更换而消除。至开禧北伐，它们终于一一爆发出来，造成了南宋军中许多恶性的事件。
先看长江中游，开禧北伐时荆鄂都统制为赵淳，副都统制为魏友谅。当时荆鄂驻军发生过一次将领相杀事件，不少文献记载此事，我们选取赵淳部下赵万年《襄阳守城录》的相关内容录之如下：
（开禧二年十一月）七日，（金军）犯[神]马坡。时副帅魏友谅统兵于彼，……拔围而出。
……（赵淳）急抽江北诸处把截官兵及战退卒，相继入城（按：即襄阳城）几万人，……忽宣参谭鼓院良显、抚干章时可具言：“忠勇军统制吕渭孙见魏帅神马坡之战未知存亡，欲胁取副帅印。”公（按：即赵淳）素知渭孙凶暴，恐生事，夜遣万年委曲开谕之。夜半，忽魏帅至，渭孙失望愤嫉。翌早，渭孙求杀魏帅，并其子普俱被刃，仍杀虞兵二人，左右格杀渭孙。[33]
该书记载魏友谅与忠勇军统制吕渭孙相杀事件，将责任归于吕渭孙的“凶暴”。然而仔细思考其事本末，我们必须指出，赵淳对部下的无力节制亦是导致此一惨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吕渭孙在不知魏友谅存亡的情况下希求代任其职，赵淳是知情的他连夜遣人“委曲开谕”吕渭孙，从“委曲”二字，可知赵淳对于代任没有表示明确的反对。后来魏友谅归来，赵淳就当以主帅之重，节制二将澄清误会消弭嫌隙。然而我们看到的是主帅权力的阙失以及将领相杀的肆虐。前论荆鄂驻兵正、副都统制存有的隔阂，该事件更牵涉另一系统的忠勇军，那么隔阂之处更不待言。在军情艰险、军职任免的紧迫情势之下，隔阂就会产生不听节制、彼此猜忌乃至相与攻杀的恶果。
再来看长江下游。开禧北伐时宋军在此处的攻势由三路军队发起：池州副都统制郭倬、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汝翼、马军司后军统制田俊迈分别领军进攻金军。宋军在作战失利、被金军围困的情况之下，发生了一例出卖友军的事件：郭倬将田俊迈绑架押送给金人，以求得自保。《宋史·宁宗纪二》载开禧二年（1206）五月事：
以池州副都统郭倬、主管马军行司公事李汝翼会兵攻宿州，败绩。……金人追而围之，倬执马军司统制田俊迈以与金人，乃得免。[34]
岳珂《桯史》对此事有更详细的记载，并提及李汝翼也参与了绑架。[35]前论长江下游诸军在协防淮西时显现的弊端是为求自保而逃避值守，由此看来，战事失利更使得这种弊端恶化为彼此的出卖。
最后看四川，开禧北伐时，吴氏将门与朝廷长期的积怨无法得到消释，即所谓“蕾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36]，终于爆发为吴挺之子吴曦的叛变投金。这一史事已为学界所共知，在此不作详述。
六结语
孝宗朝晚期，南宋方面针对金世宗巡幸之事开展了一次边备行动。通过对淳熙十一年（1184）周必大档案、信札的探究，本文考察了此次边备的情况，揭示出当时南宋军界的人事矛盾，其中有长江中游荆鄂驻兵正、副都统制的隔阂、长江下游各路驻兵对协防任务的逃避以及四川吴氏将门与朝廷的积怨。这些矛盾的意义上承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战争的历史余绪，下启开禧北伐的恶性事件。从技术而非道德的角度评价，可以说它们反映出了南宋军政体制长期的弊端。希望这一考察能够为宋金军事史的研究领域提供一份值得参考的资料。
（责任编辑：池桢）

参考文献
[1]关于宋金平亊研究通史性质的著述，早年有沈起炜编著的《宋金战争史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近年有粟品孝等学者撰著的《南宋军亊史》，上海籍出版社年版。这两部著作对宋金两国的重大战事有较为详细的叙述，但对两国之间微妙的军事活动则较为忽略，并未述及孝宗朝晚期宋金关系的悄况。
[2]《金史》卷8，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86-194页。
[3]周必大：《奉诏录》卷3，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7，道光二十八年刊本。
[4]周必大：《书稿》卷12，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7。
[5]《金史》卷5，第112-113页。
[6]周必大：《书稿》卷10，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5。
[7]周必大：《书稿》卷5，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0。
[8]南宋的正规军主要驻扎于长江中游、下游、四川三处地域。参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8-185页。
[9]参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200，上海古籍出版,1992年版，,875页。
[10]周必大：《宵斋文稿》卷34，载《庐陵周益阔文忠公集》卷34。
[11]周必大：《牟录》卷1，载《庐陵周益同文忠公集》卷146。
[12]周必大：《奉诏录》卷1，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6。
[13]周必大：《奉诏录》卷2，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7。
[14]楼钥：《攻愧集》卷102，四部丛刊本。
[15]周必大：《书稿》卷12，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7。
[16]侍卫马军司原为三衙之军，后移戌至建康府，相当于一支驻屯大兵。参见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第194页。
[17]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2，第148页。
[18]参见黄宽重《两淮山水寨——地方自卫武力的发展》，载氏著《南宋地方武力——地方军与民间武力的探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版第177页。
[19]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93，第757-765页。
[20]李壁：《行状》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附录卷2。
[21]参见吴廷燮《南宋制抚年表》，载氏著，张忱石点校《北宋经抚年表 南宋制抚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81页。
[22]李壁：《行状》，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附录卷2。
[23]周必大：《书稿》卷8，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3。
[24]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29《和州》载和州地理：“石湖关，在州西北。宋绍兴中兀术犯境，张俊以兵五千守石湖关，兀术遁去。”可见石湖关为和州一带的关隘。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425页，
[25]周必大：《书稿》卷8，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3。
[26]周必大：《书稿》卷8，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93。
[27]周必大：《奉诏录》卷1，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6。
[28]关于德顺之战，参见王智勇《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年版，第,150-163页；杨倩描《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177-186页
[29]楼钥：《攻愧集》卷93。
[30]杜大珪编《新刊名臣碑传琬琰集》上集卷14，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8年版。
[31]周必大：《奉诏录》卷2，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7。
[32]周必大：《奉诏录》卷2，载《庐陵周益国文忠公集》卷147。
[33]赵万年：《襄阳守城录》，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45册，,49页。
[34]《宋史》卷38，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741页。
[35]岳珂著，吴企明点校《桯史》卷14，中华书,1981年版，第165-168页。
[36]《金史》卷98，,2178页。

李凤娘的所作所为，已为太上皇的孝宗与太上皇后谢氏也早留意到了。谢氏为皇后时，对太上皇高宗和吴太后孝顺有礼，恭敬非常；可是如今李凤娘不仅对丈夫光宗无礼，更处处顶撞太上皇和太上皇后，在太上皇后好言相劝时，以一句「我与皇上是结发夫妻，嘉王是我亲生的，名正言顺，又有何不可？」回应，暗讽公公婆婆，讽刺公爹孝宗不是高宗亲生子，嘲笑婆母谢皇后不是孝宗原配妻子，把孝宗气得非要废了儿媳妇，还是丞相劝谏才息事宁人孝宗与谢太后自是非常愤怒，打算废掉李凤娘，但由于太师史浩认为立后不久便废后实过于草率，坚决反对，致使废后一事不了了之。

李凤娘不仅和太上皇关系弄得不大愉快，她还几次离间孝宗与光宗父子之间的感情。光宗最初即位时，没立嫡长子赵扩为皇太子，令李凤娘忐忑不安。一次，她趁刚刚病愈的光宗在宴席上醉酒时，请求光宗立已封为嘉王的赵扩为皇太子，以帮助光宗处理政务。光宗也觉得挺有理的，但他坚持请示父亲孝宗再行册立。可是凤娘不听，愤然而去，又不许孝宗等人面见光宗。
几天后孝宗没能见着儿子，便把李凤娘召来，询问皇帝的病况，李凤娘于是藉词光宗多病，要求立嘉王赵扩为皇太子以辅政。但孝宗认为光宗才即位不久，连政事也没熟习，却把政务都委托于儿子，实在于理不合，因而否决过早立太子的建议。李凤娘觉得孝宗处处针对自己，于是回宫向光宗哭诉说孝宗不想立太子必定另有企图，光宗被蒙在鼓里，以为孝宗别有用心，于是气得以后不再朝见孝宗。他对太上皇的决绝，令全朝哗然。
阴谋乱政
过了一年多，光宗身体略微好转，重视上朝听政，文武百官乘机请求光宗朝见太上皇，光宗迫不得已去了一次，关系算是改善了。可是接连几次李皇后从中作梗，致使父子关系时好时坏。后来，孝宗驾崩，百官请光宗主持丧礼，光宗却一直拖延着不想去，结果由仍然在世的太皇太后吴氏垂帘代行祭奠。后来大臣见光宗不理政事，请求光宗以嘉王为储君。但处处受掣肘的光宗连皇帝也不想当了，结果，心灰意冷的光宗让位予嘉王，退居太上皇。而李凤娘也因而成了太上皇后。

，因为都在梅尧臣的日记里一笔一笔地记着，后人说欧阳修嗜鲫鱼，根据就在《梅圣俞集》里，一共记了好几十处。今天进奏院聚餐，会不会让梅尧臣把家里的老婢带过来烧几道南方菜呢？此事虽然梅在日记里没有记载，但应该是有可能的。
此外，参加者大致还有集贤院校理刁约、章岷、陆经、江休复，直集贤院吕溱，太常博士周延隽，殿中丞周延让，馆阁校勘宋敏求，将作监丞徐绶，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活动实际上是分两个阶段进行的。第一阶段是本单位职工的内部联欢，敬神、聚餐，也喝酒，还请了外面的优伶来助兴。作为单位领导，苏舜钦要热情洋溢地致祝酒词，要一桌一桌地敬酒，然后还要接受大家的回敬，互相都勾肩搭臂地说了很多话，虽是贴心贴肺的，却有点夸张。这些都是例行公事，任何一个单位的聚餐都会上演类似的情节。等走完了一应程序，助兴的优伶也唱了几阕小词，说了几段笑话，联欢就恰到好处地收场了，一点也不拖沓。本单位职工散去之后，文酒之会才正式开场，前面的活动实际上只是起一个暖场的效果。为了让文友们更尽兴，还把野路子的优伶换上了颜值更高的营妓。这是重

，三天一个别扭，两个人都有些吃不消了。宋代尽管开明开放，在男女不平等上却一点也不含糊，法律规定丈夫能休妻，妻子不能炒丈夫的 “鱿鱼”。可是陈氏心里苦啊，缘浅如丝，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禁不起你来我去的折腾，陈氏是个勇敢的女人，勇于那个朝代别的的女人的不敢，她打定主意之后和章元弼进行一次长谈。
陈氏动之以情：“存在就是合理。既然苏词是我们之间的第三者，既然你为此冷落我忽视我，请放我一马放爱一条生路，求求你，我们和离吧。”章元弼有些不愿意，毕竟娶老婆也不容易。可是自己实在分身无术，鱼和熊掌既然不能兼得，就让陈氏这条美人“鱼”回到属于她的江湖去吧。
一纸和离书，陈氏重获自由。这件事沸沸扬扬传开了，有说他不该追星追到离婚，有说陈氏是个有胆有识的奇女子的。据说

横炽，正本清源进行改革的总纲
领，也是他为官从政近三十年的总结 乾兴
元年（1022），他即撰写了上张右丞（知白）
书；天圣三年（1025），他曾向刘太后和仁宗
上奏上时务书；天圣五年（1027），守母丧
期间，他向宰相王曾等上上执政书；天圣
八年（1033），他向宰相吕夷简上上时相议
制举书，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另外，他还撰
写了 任官惟贤材赋 得地千里不如一贤
赋 选任贤能论等，在政治上也没有起到
太大的作用被擢为参知政事，他才得以将
以往的建言总结归纳概括为答手诏条陈
十事，付诸实施 庆历新政也是士大夫与
天子共治天下的一次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