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明末清初的学风》
虽然在后来很多历史记载和著作上强调此时期士人的忠贞义行，但这些作品多半受到传统儒家思想所注重的“忠”的观念的影响，也是受到清朝中期开始强调忠君与贬低贰臣的影响。
或许是这些文人用元朝的事例来激励自己在满人统治下要有较大的成就，或许是他们有使命感，要在异族统治下保存并发扬中国文化，因而造成清初文化主义盛行。从另一方面说，由于文化主义的影响，诱使他们产生以“文化的忠”胜过狭义的“政治的忠”的观念。
吴梅村的事例显示出当时文人的尴尬情况，中国传统文人的特质即是这种软弱摇摆不定的个性：第一，他们好名甚于好利；第二，他们怕死；第三，又多不甘寂寞。所以吴梅村本来隐居，但后来耐不住寂寞又出仕为官。出仕却受到朝廷冷遇与政争，于是休官返家，并终身悔恨，自怨不该失节轻出。
车复礼：对采取隐逸的士人分类，义务隐逸；自愿隐逸
王瑷玲以身处易代之际的知识分子对自身遗民身份之认定：大致应该指凡自觉为“遗民”，或自觉对前代应有一种“效忠”之情操者，无论其是否为当时社会或后代史家定义为“遗民”，皆属在内。王瑷玲将遗民与否的决定权交付给是遗民的人，似乎给“自觉”和“行为”之间保留了空间。这种分类的好处是可以把明清之际才出生的一代也列入遗民，也可以把一些游走在遗民边缘的人士加入其间。
作者在使用遗民一词时，将其定义为“在明末或是鼎革之际出生，但拒绝认同新朝的人。而认同方法可以很多元，也很丰富的来表达。”
黄毓棟《明遗民家庭对出处的安排——宁都魏氏个案研究》，清初遗民家族应付时局的方法。
王汎森特别强调遗民“醉”、“愧”、“悔”、“弃”的意识，而在态度上“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焚弃儒服、不入县廷、舍弃家庭、不收门徒”，王汎森认为文人自我批判和自我边缘化下，使得清代文化有着不同的面貌，这也是为何清代士风平实、学问朴素严谨的原因。但王汎森没有提到，在清初“遗民”是一个流行的时尚，很多人籍此来互相标榜，或是凸显自己。所以，“不入城、不赴讲会、不结社”是否真是士人悔罪的心态和行为，还是待更多的案例来讨论。
近二十年来研究遗民的趋势，已经不单是对于遗民的个人研究，而是从个人延伸到生活圈与交友圈，同时从个人发展扩张到扩张到区域群体的研究，以及用新的角度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