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月6日，时年31岁的庄士敦决定逃离琐碎的日常生活，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次旅行计划以北京为起点，沿着当时刚刚通车的平汉铁路南下武汉，然后乘船沿长江三峡上溯入川，离船后先在四川省内游历，朝觐峨眉山，再从打箭炉，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康定市进入藏区，如果可能的话，他希望自己一路向西走到圣城拉萨。这次旅行过后13年，时年44岁，已生华发的庄士敦受邀走进紫禁城，出任末代皇帝溥仪的西学老师。想来，这位外教授课之余也应该给学生讲过自己当年在中国西南各地的经历见闻。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1874年10月13日生于爱丁堡，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业余时间学习汉语达到听说读写俱佳的水平，成年后从事的工作大多跟中国有关。1898年，庄士敦参加英国政府举办的公务员考试，进入殖民部，随后以见习生的身份被派遣到港英殖民机构任职。凭借出众的汉语优势，庄士敦迅速得到提升，终于在1904年混成了威海卫英国殖民机构的高级官员。同样也是凭借汉语优势，1918年，庄士敦经末代皇帝溥仪的前任老师，即将出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引荐，跟紫禁城结缘，开始了自己的“帝师”生涯，直到1938年告别人世。
中国人了解庄士敦的主要途径，除了那本已经再版过若干次的《紫禁城的黄昏》，就是几部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似乎老师的做派就应该端庄稳重，不苟言笑，所以1988年陈道明出演的28集电视剧《末代皇帝》就把庄士敦塑造成了个刻刻板板的半大老头子形象。生活中的庄士敦正好相反，终其一生都是个叛逆青年，即便头发花白，灵魂也还是个叛逆青年，个性得不能再个性。
1901年，27岁的庄士敦用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名为《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过分热心，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搞文化侵略。消息传出，西方宗教界立刻炸了窝，直接给庄士敦扣了个“叛教者”的罪名。庄士敦压根儿不管这套，他始终坚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尝试阶段，不管是谁，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对方都不明智，而且有失公允，所以他不仅坚决反对替财团出头的西方列强政府在经济领域西方化中国的企图，也尖锐抨击西方教会彻底基督教化中国的妄想。这样的思想理念让庄士敦在当时的西方成了公认的怪人。
庄士敦不希望西方世界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把中国强行拉进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与此同时，由于异常痴迷中国传统文化，他也不希望变革中的中国太过彻底地抛弃自己的旧有文化，从而在精神世界引发灾难。这个怪人认为，通过模仿西方确实可以让中国走上通往富强的捷径，然而如果富强的前提是以毁灭5000年的悠久文化作为代价，那可能得不偿失，因为精神世界的“失”或许会部分抵消掉物质世界的“得”。1930年10月1日，英国结束对威海卫长达32年的殖民统治，庄士敦卸任返回英国，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回到英国的庄士敦用《紫禁城的黄昏》的稿费买了个小岛，每天在岛上给来访者展示自己从中国带回去的物品，讲述自己的在华岁月，日复一日生活在对往事的追忆当中，直到1938 年3月6日去世，享年63岁，终生未婚。
很多时候，年龄其实是种心态，跟时间没太大关系，有些人可能刚上小学就会戴上“少年老成”的帽子，有些人则直到入土也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庄士敦无疑属于后者，恐怕也只有这种即便活到63岁，灵魂却还是个孩子的人才会心血来潮，带着有限几件行李，从中国的东北角跑到西南角，历尽千辛万苦深入藏区，只为看看心中的那片圣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鲁迅先生有段名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笔者在后面又加了句话，算是篡改前人文章——然而任何时代终究会有理想主义者存在，虽然他们永远都属于少数和另类。翻开庄士敦的《从北京到曼德勒》，茶马古道，打箭炉，折多山，雅砻江，木里大庙，丽江，纳西族，这些今天川藏线驴友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名纷纷跃然纸上。百年光阴犹如白驹过隙，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改了发式，换了服装，变了容颜，不变的只有渴望自由和理想的灵魂。无数个这样的灵魂汇聚起来，也就幻化成了这条老路的魂儿。它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世人，即便这个世界再现实，再严酷，也终究会有诗和远方等待着你。如果此时的你正羁縻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却又无法真正从现实中脱身出来，真正行走在川藏线上，那也不妨翻翻100年前庄士敦这位老驴友写的书，精神上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庄士敦是苏格兰人，1874年10月13日生于爱丁堡，先后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从小就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业余时间学习汉语达到听说读写俱佳的水平，成年后从事的工作大多跟中国有关。1898年，庄士敦参加英国政府举办的公务员考试，进入殖民部，随后以见习生的身份被派遣到港英殖民机构任职。凭借出众的汉语优势，庄士敦迅速得到提升，终于在1904年混成了威海卫英国殖民机构的高级官员。同样也是凭借汉语优势，1918年，庄士敦经末代皇帝溥仪的前任老师，即将出任大总统的徐世昌引荐，跟紫禁城结缘，开始了自己的“帝师”生涯，直到1938年告别人世。
中国人了解庄士敦的主要途径，除了那本已经再版过若干次的《紫禁城的黄昏》，就是几部相关题材的影视作品。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在逻辑，似乎老师的做派就应该端庄稳重，不苟言笑，所以1988年陈道明出演的28集电视剧《末代皇帝》就把庄士敦塑造成了个刻刻板板的半大老头子形象。生活中的庄士敦正好相反，终其一生都是个叛逆青年，即便头发花白，灵魂也还是个叛逆青年，个性得不能再个性。
1901年，27岁的庄士敦用 “林绍阳”的笔名在伦敦出版了名为《一个中国人关于基督教传教活动向基督教世界的呼吁》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的主要内容是指责基督教会的传教活动过分热心，把自己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搞文化侵略。消息传出，西方宗教界立刻炸了窝，直接给庄士敦扣了个“叛教者”的罪名。庄士敦压根儿不管这套，他始终坚信，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处在各自社会发展的尝试阶段，不管是谁，把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对方都不明智，而且有失公允，所以他不仅坚决反对替财团出头的西方列强政府在经济领域西方化中国的企图，也尖锐抨击西方教会彻底基督教化中国的妄想。这样的思想理念让庄士敦在当时的西方成了公认的怪人。
庄士敦不希望西方世界凭借自己的优势地位把中国强行拉进全球化的浪潮当中，与此同时，由于异常痴迷中国传统文化，他也不希望变革中的中国太过彻底地抛弃自己的旧有文化，从而在精神世界引发灾难。这个怪人认为，通过模仿西方确实可以让中国走上通往富强的捷径，然而如果富强的前提是以毁灭5000年的悠久文化作为代价，那可能得不偿失，因为精神世界的“失”或许会部分抵消掉物质世界的“得”。1930年10月1日，英国结束对威海卫长达32年的殖民统治，庄士敦卸任返回英国，他最后留下的一句话是——我坚信你们将会得到一位比我能力强的领导人，但绝不会遇到像我那样对威海卫有如此深厚感情的领导人。回到英国的庄士敦用《紫禁城的黄昏》的稿费买了个小岛，每天在岛上给来访者展示自己从中国带回去的物品，讲述自己的在华岁月，日复一日生活在对往事的追忆当中，直到1938 年3月6日去世，享年63岁，终生未婚。
很多时候，年龄其实是种心态，跟时间没太大关系，有些人可能刚上小学就会戴上“少年老成”的帽子，有些人则直到入土也还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庄士敦无疑属于后者，恐怕也只有这种即便活到63岁，灵魂却还是个孩子的人才会心血来潮，带着有限几件行李，从中国的东北角跑到西南角，历尽千辛万苦深入藏区，只为看看心中的那片圣地究竟是个什么样子。鲁迅先生有段名言：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笔者在后面又加了句话，算是篡改前人文章——然而任何时代终究会有理想主义者存在，虽然他们永远都属于少数和另类。翻开庄士敦的《从北京到曼德勒》，茶马古道，打箭炉，折多山，雅砻江，木里大庙，丽江，纳西族，这些今天川藏线驴友们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地名纷纷跃然纸上。百年光阴犹如白驹过隙，行走在这条路上的人改了发式，换了服装，变了容颜，不变的只有渴望自由和理想的灵魂。无数个这样的灵魂汇聚起来，也就幻化成了这条老路的魂儿。它的存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世人，即便这个世界再现实，再严酷，也终究会有诗和远方等待着你。如果此时的你正羁縻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却又无法真正从现实中脱身出来，真正行走在川藏线上，那也不妨翻翻100年前庄士敦这位老驴友写的书，精神上来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