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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光焘有一名部将叫郑连拔，字炳南，湖南邵阳县岩口铺人，早年投江忠源部，是一位资深的湘军将领，以作战勇敢而受左宗棠赏识，有“将略素娴，身长八尺，声如洪钟”之奏，当时任武威军合新右营的参将衔营官（通常统领500人），他也刻有一块《修桥种树碑记》，是“左公柳”的又一见证。
根据碑文内容可知，郑连拔于同治十三年（1874）驻扎于防区内的静宁县，其地属陇东孔道，西与会宁县接壤，溪涧众多，普遍缺桥，行人只能涉水而过。光绪二年（1876），魏光焘命其移驻会宁，“劈山通道，跨涧成梁”，从此解决了交通瓶颈问题。随后又回到静宁，在八里铺、界石铺、罐子峡、静东黑水河，先后架桥4座，尤其以平政桥最为著名，左宗棠专门为之撰文。随后，在道旁“树以官柳，杂以槐榆”，东西相计4.8万余株。由此一来，“夏则成荫可荫歇，冬则扫箨可以供炊”，使得“居者行者，具有利之”。他也强调，“未尝劳百姓一人”，全是由驻军出钱出人，唯希望当地士庶能够注意保护和培育。
世人或许会认为郑连拔刻碑之举有表功之嫌，但从其族谱所存文献来看，他在碑记中并没有过多描述会宁境内的溪涧多到“令人发指”的事实，因为当地有“七十二道脚不干者”之说，形容跋山涉水之艰难，由此可见他率领士兵“依山开路，遇沟造桥”是何其不易，又何其重要。与此同时，湘军提督周绍濂（湖南宁乡人）与李良穆（湖南湘乡人），则在会宁境内的清家驿东、西分别修利济桥、履顺桥，左宗棠曾为之撰写了碑文：
驿东七里许有水曰倒回沟，迤西三里许有水曰尚家湾。记名提督周绍濂从余转战来甘，驻军于此。同治十一年春，督其营员李提督良穆于两处各创一桥，并筹垦荒田，为永远修桥之费。桥成，为之赐名，倒回沟曰“利济”，尚家湾曰“履顺”。是年十一月立石。
此碑现已不知所踪，唯其文字被方希孟（晚清诗人，曾两次入疆）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前往新疆伊犁途经会宁时记于《西征续录》中而得以幸存。
除了广泛栽树、修桥，魏光焘还自己捐资，于光绪元年（1875）二月至五月，主持拓宽、改造了六盘山的险要之处三关口，开通新路20余里。新任陕甘学政、书法名家吴大澂途经此地，大为感动，撰文竖碑，如今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
可贵的是，魏光焘并未满足于此，又于光绪三年（1877）再次对这段逼仄的险要道路进行彻底改造，长约500米，竟然耗费2万个工时，白银千两，可见其工程之难，但依旧是“自捐，未动公帑”。一如左宗棠在奏报中所言，“所需经费皆由各营旗随时捐发，并由魏光焘陆续捐给经费银八千七百余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