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震撼曹魏：
這一段是要分析姜維透過這一戰，對曹魏當下造成了多大的震撼，分析方式基本上會採用：引述史料-簡短翻譯-加以分析的模式。而要分析的目標就是自曹魏接到敗報開始，從中央到前線，做出的處置與決策。
1.中央方面：緊急調遣援軍，組成黃金組合（陳泰-鄧艾）及最後調司馬孚出陣
高貴鄉公（曹髦）本紀：「（正元2年，公元255年）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並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9月）甲辰，姜維退還。」
這邊先界定日期，根據中研院的中西曆轉換網頁，可以得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8月辛亥＝8月2日（西元255年陽曆9月19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8月辛未＝8月22日（西元255年陽曆10月9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8月戊辰＝8月19日（西元255年陽曆10月6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9月甲辰＝9月25日（西元255年陽曆11月11日）
Ps：裡面戊辰日，也就是任命司馬孚增援的日子，換算出來是8月19日，但任命鄧艾增援日卻是8月22日，鑑於鄧艾增援應當在司馬孚之前（依照史料敘述順序也是如此），可見兩者日期必有一誤，推測可能是司馬孚的任命日期（戊辰日）記錯了，實際上的任命日期應該是在8月22日到9月25日之間。不過這不改變司馬孚增援的事實，因為連司馬孚的本傳也證實了確有其事。
從上可以得知，8月2日曹魏中央收到洮西慘敗的報告，隨即做緊急調度援軍的準備，然後到8月22日援軍準備完畢，乃任命鄧艾率領增援陳泰。
Ps：魏方為調度大軍增援，前後花費了20天進行軍隊及後勤準備，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訊息，因為這告訴我們：
如果西線出現事先未預料到的情況，需要魏國中央調大軍前往隴山以西支援時，從開始集結援軍，到後勤準備完成，大概需要花費的時間（王經的慘敗絕對是魏國中央事先未預期到的事件）。
同時這也附帶解開了孔明第一次北伐時，到底魏國有沒有事先準備的爭議。顯然，魏略所謂的魏國不把孔明準備北伐當一回事，因而沒有準備應該是錯的；孫資傳內提到的曹叡重視孔明進駐漢中，故而接受孫資建議，早就準備集結部隊應該才是正確的。
理由是：參考這次在沒有事先準備的情況下，光是準備物資與集結部隊就花了20日，而張郃當時可是要率5萬人的龐大兵力西進，要花費的時間應該不會少於這次，那再加上張郃行軍的時間，若無事先準備，只怕趕到街亭時，孔明早就把隴山給堵起來了；只有曹叡早有準備，大幅縮短集結與後勤準備所花費的時間，才更能解釋張郃可以及時趕去街亭作戰的情況。
照我們後人看來，調鄧艾增援陳泰，有了陳泰-鄧艾的強強聯手，根本是豪華到不行的人事安排，甚至可以說這就是當時魏國最強的野戰指揮官組合（當然純就威名來說，或許還沒到這程度，因為鄧艾還沒透過在段谷擊敗姜維來證明他是魏軍西線第一人。但即使如此，他兩人之前的戰功也已經夠多，至少都足以證明他們是曹魏當時指揮官中的一時之選），應該沒有什麼不放心了才對。
但司馬昭以實際行動告訴你，這樣他還是不放心（換句話說，這樣的王牌組合他還覺得沒有足夠的戰勝把握），因為他又請出司馬孚（司馬懿的三弟）來坐鎮。
相信很多人其實不明白這行為代表的意義，這是因為不瞭解司馬孚的地位、能耐，還有當主帥的經歷，讓我這樣說吧：
司馬孚是當時司馬氏中輩份最高的長輩，也可以說是除司馬昭以外，最強的司馬家族人（要比他強，那可能得司馬懿復生才行），事實上如果只考慮軍事眼光的話，司馬昭還未必贏得了他。
最早提出中央必須成立快速反應部隊2萬人以專責對付孔明（不過理由是孔明太變態，邊軍根本擋不住，等中軍準備好赴援時，邊軍可能早就被打趴…呃，他是用比較好聽的說法「失去戰機」）的就是他，第五次北伐秦朗帶去增援的2萬人，很可能就是來自他的建議；而協助司馬懿完善西線後勤補給，遷冀州5000農民到關中地區屯墾，以增強西線魏軍就地補給能力的也是他，可以說第五次北伐司馬懿能龜到最後，成為一代龜王…呃，我是說成功拖到蜀軍撤退，他也是重要功臣之一。
然後，司馬孚當主帥的經歷也不多，在這之前只有一次：就是諸葛恪發動20萬人北伐那次。那次司馬師窩在洛陽調度，而實際上進駐壽春協調各部隊行動，統一指揮魏軍援軍20萬人，最後挫敗諸葛恪的魏軍主帥還是他。
所以，當司馬昭請出司馬孚壓陣時，就反映了三件事：
（1）司馬昭認為局勢嚴峻，光是陳泰+鄧艾還不夠保險，必須司馬孚出馬壓陣，以其優秀的能力與崇高的威望，確保作戰指揮與意志貫徹不會出問題。
（2）就主帥份量的角度來說，可以說除非司馬昭親自出馬，否則這就是當時曹魏最高層級的任命。因為你再也找不到比司馬孚更符合兼具威望夠、能力佳、還有司馬昭絕對信任這三項條件的人物。而洮西這一敗可以讓司馬昭把他請出來擔任主帥，則司馬昭對這一戰戰敗重視的程度，由此可見。
（3）在司馬昭眼中，姜維這次的威脅，顯然跟諸葛恪20萬人北伐那次是同等級的，儘管姜維能調動的兵力，可能只有諸葛恪那次的1/4不到。
2. 前線方面：魏軍援軍（包括鄧艾）從上到下的怯戰心理
這要看陳泰傳的紀錄。陳泰傳：「（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
（鄧）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
（姜維退兵後，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
翻譯：
王經與姜維會戰，大敗，只撤出萬餘人退守狄道城，其餘的部隊都崩潰散亡了。姜維乘勝包圍狄道城，陳泰本軍抵達上邽，分遣部隊守住各要點（應該是守隴山的要隘，換言之，陳泰也有做最壞的打算）後，率軍急速前進，這時鄧艾、胡奮、王祕率領的援軍也趕到了，所以就整編為三支部隊，繼續前進進入隴西郡。
這時鄧艾等將領認為：「王經手下精銳的雍州邊軍已經在西邊慘敗，敵軍士氣大振，兵鋒正盛難以對抗；而我軍是從中央調來的各部拼湊起來的部隊，又面對雍州邊軍剛剛慘敗局面，士氣低落，隴右地區也動盪不安，對我軍沒有信心。古人說：『被毒蛇咬到手，為保全生命，壯士就只能選擇斬斷手腕』，孫子也說：『有的軍隊是不能攻擊的，有的地方是不能固守的』，這是因為雖然付出較小的代價，但卻保住了大局啊！
現在隴右地區慘敗後的情況比面對蝮蛇還嚴重，狄道城就是孫子所指無法固守的地方，姜維軍團就是我們現在應該避開的鋒銳。因此我建議目前應該放棄救援，先保住自己，等到姜維野戰找不到敵人打擊，因為補給不繼或士氣衰退出現疲態後，我們再考慮進兵救援（如果還有得救的話XD），這是目前的上策。」
姜維退兵後，王經感歎說：「糧剩下不到10日份，要不是援軍趕到，狄道城必然失守，整個雍州也就完蛋了。」
魏軍會戰慘敗後，局勢已經嚴峻到連鄧艾都覺得救不了王經，打算放棄救援，只求保住隴山以東（隴西地區最大的險要就是隴山，要自保最適合的地點就是退守隴山）就好。當時如果真這樣做，也就是魏軍援軍主力不再向西推進，那可以預見接下來就是狄道城破，王經殘兵萬人被殲滅（看王經說的內容，如果陳泰接受鄧艾等人的建議，停止救援王經，那王經自認自己必然完蛋，而且可能整個隴右都會丟掉），接著姜維運用內線作戰的優勢，擊滅前來增援的涼州軍。倘若如此，那蜀漢就可能真的會拿下整個（東漢概念的）涼州，達成孔明與姜維一直以來希望做到的目標。
所以陳泰這次冒險進軍救援，可以說是改變局勢的關鍵，要不是他果斷進兵救援，也許姜維就真的改寫三國歷史了。但即使如此，從連鄧艾這樣的名將都失去救援信心也不難想像，這場會戰魏軍損失之慘重（應該不會有人懷疑連山都敢爬、敢走無人之地七百里、敢帶頭用毯子裹著自己滾下山的鄧士載意志堅定程度吧？可當時連他都動搖了）。
讓我們再拿另一個時期做對比，以瞭解這次魏軍怯戰心理的嚴重程度，也就是和孔明第四、第五次北伐時來做對比。
魏軍將領不是沒有對蜀軍出現怯戰心理過，孔明時代就有，但自從孔明死後，一直到本次會戰之間，魏軍對蜀軍就沒有出現怯戰心理了，而這次是自從孔明死後，魏軍在迎擊蜀軍入侵時，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反應。而且，嚴格來說，這次的反應又和孔明那時不一樣。
從孔明時代從魏軍內會嘲笑司馬懿「畏蜀如虎」，以及司馬懿必須要搬出曹叡來壓住部下請戰的意見這兩件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在孔明北伐時，對孔明出現怯戰心理的只有魏軍最高層領導層（曹叡、司馬懿、張郃、郭淮等），至少在第四次北伐以後，他們一致認為即使有絕對優勢也不要跟孔明決戰，風險實在太大（請唸成他們判斷「打起來一定會輸」）。所以他們寧願丟臉也要當烏龜；但對於魏軍其他中、高層軍官與基層將士而言，他們知道高層不願打，但並不能理解這樣的心理，所以才會出現嘲笑與求戰的聲浪。
但在洮西會戰時則有些不同，照陳泰傳上的紀錄，魏軍諸將可說是普遍性的主張停止救援，陳泰是力排眾議獨斷堅持救援的，要不是他是雍涼方面的最高主帥，在司馬孚抵達前，大家都得聽他的，很可能他的意見根本不會被眾人接受。這就反映了在魏軍援軍中，不只高層將領，可能連中層軍官都對救援成功沒多大信心，所以才會這樣普遍性的想要據險自保（對比第四次北伐時司馬懿被嘲笑「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即可知情況落差有多大），而不是積極求戰。
即使到戰後，魏軍對於蜀軍（或著具體的說，是對姜維）的怯戰心理也沒有消失，這點在鄧艾傳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鄧艾不得不以承認慘敗來敲醒部下面對蜀軍必將再來的現實。以下引用鄧艾傳內容並加以分析：
鄧艾傳：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複，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
翻譯：
（姜維退兵後）許多人認為姜維的部隊戰力應該也損耗很大，想來不會再來進攻才是。鄧艾則聽到後當場打臉說：「洮西會戰對我軍而言，並不是一場小挫敗。將士死傷慘重、物資消耗殆盡、百姓流離失所，整個局面差點無法挽救。
目前分析起來，蜀軍可以乘勝進攻，士氣高昂，而我軍甫戰敗，狀態正虛弱，這是第一點。蜀軍經多次實戰磨合，上上下下都熟知彼此的能力與狀態，裝備也良好（應該是指擄獲很多魏軍裝備吧），而我軍則將領新到，部隊充斥菜鳥（因為熟悉隴右的軍官及老兵已經在洮西會戰中死得差不多），裝備也還沒補充完，這是第二點。蜀軍乘船，我軍陸上行軍，他們輕鬆而我們疲累，這是第三點。狄道、隴西、南安、祁山，都是重要據點，必須分兵防禦，所以我軍分散四地，而蜀軍卻可以集中兵力進攻任何一點，優劣不言而喻，這是第四點。蜀軍進攻南安、隴西，可以就地獲取羌人的物資，如果攻向祁山，那附近熟麥千頃，也不乏補給，這是第五點。所以綜合以上因素，蜀軍一定會再次進攻的。
從鄧艾傳這段紀錄，我們可以得知：
（1）洮西會戰魏軍確實損失慘重。
（2）戰後的隴西魏軍瀰漫著期待蜀軍不會再來的意見，而鄧艾不但反對這個看法，還以承認慘敗的方式來告訴部下：別傻了，姜維一定會再來的！
這裡面值得分析的一點是：為什麼鄧艾要以公然承認慘敗的方式來反駁這個意見（或說期待）？
因為依照常理，主帥通常都是宣揚己方強而敵方弱，這樣才會給予部下信心，正常來說沒有人會坦白承認自己會被敵方狂電（那怕才剛被電過，這點去看看南北戰爭北軍前期波多馬克軍團幾任統帥的言論，或是二戰北非戰場上英、美軍對隆美爾的宣傳評論即知），因為這不僅面子掛不住，也有損士氣。鄧艾不會不知這個道理，那為何還要坦承慘敗？
顯然是有不得不為的理由。細究他的評論內容，全部圍繞在蜀軍享有哪些優勢，而結論是蜀軍一定會再來，那麼我想最合理的解釋是，隴西魏軍在戰後瀰漫著期待蜀軍不會再來的意見，帳面的理由是姜維應該也損失不輕，但實際上期待的原因其實是怯戰心理---試想，如果蜀軍在洮西會戰戰果普通或損失不輕，那魏軍的反應正常來說應該是巴不得蜀軍趕快過來，好給他們送人頭、送戰功，怎麼會是期待蜀軍不來？
鄧艾很可能是察覺了這一點，為了不讓部下一廂情願最後在面對現實時崩潰，鄧艾寧可選擇承認戰敗以損士氣，迫使部下把頭從沙堆抬起來，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士氣受損可以用別的方式激勵，部下不肯面對現實，等到姜維真的再來進攻就完了。
而從鄧艾不得不對部下承認魏軍損失慘重，並且告誡部下蜀軍必將再來一事觀之，洮西會戰造成的心理打擊並不止於高層將領，而是包括中層軍官，甚或基層將士可能多少都產生了心理打擊，戰後隴西的魏軍完全沒有滅此朝食的氣概，而是滿腦子催眠自己蜀軍不會再來，這根本是慶幸自己得脫大難的想法，可見當時的動搖程度是普遍性的。所以鄧艾才要對他們分析情況，告訴他們不要一廂情願的認為蜀軍撤了就沒事了，他們一定會再來的。
3. 附論：姜維與張翼意見之優劣
如果只看張翼傳的內容，又加上姜維後來被迫放棄攻下狄道的結果，很容易會讓人產生張翼的想法才是對的，姜維太不懂得見好就收了的印象。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如果你參看曹魏那邊的紀錄，你就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印象，以下我轉一段以前寫的文章過來說明：
最後，張翼和姜維的意見不同之處在於：
張翼認為，大勝很不容易，既然打贏了就撤退吧，免得偷雞不著蝕把米（還有，張翼本來就算是不想北伐那派，所以積極性當然不太高）。
姜維則是：王經已經大敗，退守狄道城的是殘兵，士氣不高，只要猛攻是有機會搶在援軍抵達前攻陷的，這麼好擴張戰果的機會，不能輕易放過。
那姜維的想法對不對呢？我想這段紀錄說明一切：（姜維退兵後，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
也就是說，姜維的判斷是正確的，王經已經快撐不住了，要不是陳泰冒險進兵救援，王經殘部只有全滅一途。
而且，事實上姜維時機把握的也很好，一發現沒辦法立刻吃掉陳泰，且狄道城殘兵的士氣已經提高，立即果斷撤退，魏軍不但留不下他，甚至連他就近駐紮在鍾提也無力驅逐（請參看地圖，看看鍾提離狄道有多近）。
我們可以說，整個洮西會戰姜維除了沒料到陳泰迂迴這件事外，其他都是他在掌握主動權，要打就打，要撤就撤，魏軍空有優勢力量，卻拿他沒辦法，甚至連給他造成重大損失都辦不到，只能止血而已。姜維以劣勢之軍面對強敵卻能做到這種程度，實在是非常驚人的成就。
五、曹魏的戰後安撫措施
姜維退兵後，魏方開始辦理善後，但這次的善後非常的不同，也因此讓我們知道這次會戰與其他會戰不同的特殊性。
那麼這個特殊是特殊在哪裡呢？這就要去看高貴鄉公（曹髦）紀的紀錄了：
高貴鄉公（曹髦）紀：「（9月）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湣，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
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陳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同樣的，讓我們透過中研院的中西曆轉換網頁先界定日期後，再來分析：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9月甲辰＝9月25日（西元255年陽曆11月11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11月甲午＝11月16日（西元255年陽曆12月31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12月癸丑＝12月5日（西元256年陽曆256年1月19日）
翻譯：
9月25日，姜維退兵。10月曹髦下詔：「我的德行不夠，不能阻止賊寇肆虐，所以才讓蜀漢在邊疆作亂，洮西會戰遭到慘敗，將士陣亡數以千計，有的將士在戰場上陣亡，忠魂都不能返家；有的將士被蜀軍俘虜，流落異鄉不能返家，這些讓我深感痛心。所以我命令這些（陣亡與被俘）將士家鄉所在的郡太守、典農校尉及安夷護軍和撫夷護軍（據說是專門監管內遷的氐族的職務---應該是指曹操放棄漢中時遷來的那批---，性質類似護羌校尉，然後，由此可見，這一戰魏軍也有徵發氐族人參戰），要派他們麾下的重要官員去那些將士的家屬那裡撫卹慰問，免除他們1年的賦稅和力役，而力戰陣亡的將士，就按照既有的規定辦理撫卹，不要有所遺漏。」
11月16日，又下詔：「隴右四郡及金城郡，連年遭到蜀軍進攻，有些人因此投降蜀軍，這些人的親人還留在本土者因此感到不安（怕魏國清算報復），現在都予以特赦，讓他們不用擔心。」
12月5日，再次下詔：「之前的洮西會戰，將士、官員與百姓有的在戰場上戰死，有的在洮水中溺死，他們的屍骸散佈在原野上無人收殮，讓我感到痛心。所以我命令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發動部屬去戰場及洮水邊收殮遺體，以使這些忠勇將士的英靈及他們的家屬都能得到安慰。」
分析：
從上面的時間點我們可以發現，在短短2個月左右的時間內（10、11、12月各1次），曹髦他連下三道詔書（其實就是「罪己詔」，關於「罪己詔」的意義，下面再談）撫慰將士與百姓，在詔書內他說自己品德不夠，不能阻止蜀軍入侵，導致洮西慘敗，將士死傷慘重，這讓他做為皇帝感到深為痛心，所以要求做好安撫死傷將士家屬、減免他們的賦稅與力役、特赦投降蜀軍的人的家屬、為陣亡將士收屍…等一系列安撫措施，這是連石亭或東關大敗時都還沒有的待遇。
做為對比，讓我們看看曹魏其他幾次有名的戰敗時，魏方的本紀內記錄了啥，還有有沒有提到善後措施，就可以得知洮西大捷對於魏國是不是有著特殊性：
石亭之戰：
明帝紀：「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興勢之戰：
曹芳紀：「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
東關之戰：
曹芳紀：「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于東關。不利而還。」
襄武之戰：本紀無紀錄...
是的，各位沒看錯，就這樣，沒了。別說罪己詔、別說安撫將士、別說減免傷亡將士賦役、別說特赦投降將士留在魏國的家屬、別說為陣亡將士收屍，什麼都沒有好嗎！
不管在洮西會戰之前或之後，其他的戰敗不論敗得多慘，損失多大，曹魏從沒有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善後，僅此即可以證明洮西會戰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非其他會戰可比。洮西大捷後的2個月內連3道詔書，根本是魏國絕無僅有的紀錄！
當我們證明了洮西會戰善後的特殊性後，我們又要問，為什麼這一戰這麼特殊呢？曹魏並不是沒有其他損失慘重的戰敗啊？為何差異會這麼大？
關於這一點，我的想法是，可以從罪己詔的定義與使用時機來進行理解：
首先要說明的是，曹髦這三道詔書，第一和第三道其實都可以說是罪己詔，特別是第一道，因為他直陳自己德行不夠，不能感化賊人，導致治下軍民不幸。
其次，讓我們瞭解罪己詔的定義與使用時機：
罪己詔的簡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AA%E5%B7%B1%E8%AF%8F
基本上呢，罪己詔就如同維基上記載的一樣，是君主「進行自我批評的詔書」，使用時機不一，不過大致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情形：
（1）君主因為某件事（或某些政策）處理不當，於是透過罪己詔表示自己認錯並願意予以改善。
這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漢武帝的輪台詔。
（2）重大天災或天有異象。
古人對這個很重視，一般常認為這代表君主或朝廷有失德的行為。
典型例子就是漢明帝因為日蝕，所以下罪己詔並徵求直言。
（3）發生危及政權的重大事故，比如戰爭、叛亂戰況不利，極需收攏人心。
典型例子就是宋徽宗下過的兩次罪己詔：
一次是方臘起事，震動整個東南時，宋徽宗下罪己詔，承諾廢除花石綱，並讓童貫到處宣揚以挽回人心。
第二次就是金兵南下，宋徽宗沒法解決，於是下罪己詔後把爛攤子丟給宋欽宗，自己跑路了。
以上這三種情況，除了第一種事情本身是可大可小（大者可以像是輪台詔，是根本改變國策；小的可能只是皇帝表示一些懺悔，比如李世民對於干預司法一事表示道歉）外，其餘兩種情況在古代都是非常嚴重的大事，也就是說，一旦皇帝因為後兩種情況而下罪己詔，就代表發生的事情很嚴重（天有異象在現在未必當回事，但古人是很認真把這當作警示的，漢代還常因此而換掉三公等級的高官），必須慎重以對，而不得不透過罪己詔來安撫、收攏人心。
那麼洮西會戰後曹髦的罪己詔是哪一種？很顯然的，是第3種。這可以從以下幾點證明：
（1）魏國從立國到滅亡，不是沒有打過敗仗，損失慘重的敗仗也不是沒有，東關就是，但因戰敗而下罪己詔的（事實上，曹魏立國46年，這是唯一的一次下罪己詔），只有這次。
（2）或許有人會說這次曹髦個人想要下，但同樣是曹髦在位期間發生的襄武之戰（精確的說，應該是發生在曹芳被廢，曹髦上位的前後），也是魏國戰敗，結果魏國連點反應都沒有（本紀內還沒紀錄）。
（3）詔書內容都很具體的指出因為洮西會戰的失利，所以才會下此詔書並推出諸多安撫政策（也是魏國從立國到滅亡，從來沒有過的紀錄）。
（4）最重要的是，罪己詔內的這些安撫政策，不但指明就是針對洮西會戰敗後的隴右地區，同時也是一次性的，以後魏國並沒有把這些安撫政策變成他們的制度，這完全是為洮西會戰戰敗後的收尾量身定做的。這也足以證明絕對是第3種而非第1種。
也就是說，這應該反映了洮西會戰的戰敗被魏國高層認為是足以動搖政權的大事，甚至其事態之嚴重還在石亭、興勢、東關這些大敗之上，所以才會決定下罪己詔來安撫民心。
另外，罪己詔是以詔書的形式下達。換言之，不比平常說話可能只有史官會記錄 下來，這是等於向全天下公告，拿現在來比，可以說就是政府以新聞稿正式對外宣布事情的形式，所以君主沒事不會喜歡亂發罪己詔的，除非他喜歡整天對全天下公告：我無能、失德，是個廢物之類。
六、總結：
透過上面的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到，姜維的北伐絕非無功，也絕不是無意義的行動。洮西會戰對於蜀漢而言，不是一場普通的勝利；對於魏國而言，也絕不是一場無足輕重的戰敗。
事實上，這一戰對動搖魏國在隴西地位，以及削弱政權統治力的效果，恐怕較之前諸次北伐都要高，故而魏國才會推出一系列絕無僅有的措施，並以罪己詔的形式發布，以求穩定局勢。
若要類比，或許坎尼敗後的羅馬，應該會是一個頗為接近的情形（當然，坎尼的影響某部分來說應該是更深刻，畢竟那幾乎是搞到羅馬城內家家縞素了，而洮西會戰陣亡的主要是雍州州郡兵，對於潼關以東地區的影響力，應該相對低得多）。
很可惜的是，就像坎尼敗後的羅馬，不再給漢尼拔打出第二次坎尼會戰的機會，對姜維也是如此。在之後的段谷之戰，姜維失敗了，所以洮西會戰的影響也就戛然而止，未能延續下去。
如果姜維能夠再締造2-3場對魏軍的勝利，很可能魏軍就會出現恐姜症（一如二戰北非英美軍對隆美爾的忌憚），這對北伐非常有利，但老天沒有給姜維機會，就像老天也沒有給漢尼拔機會一樣。
但儘管如此，這一戰還是給予曹魏高層深刻的印象，因此姜維成為司馬昭在考慮滅蜀時的頭號大敵，擬定的作戰計畫裡，明白指出作戰成敗完全取決在「能否絆住（不是擊敗或消滅）姜維」身上，並為此動用最王牌的將領（鄧艾）、1/3的遠征軍兵力（約6～7萬人）、專門的牽制部署，就為對付他一人…
附帶一提，雖然說洮西會戰戰果大概是歷次北伐之最，動搖整個魏軍士氣的程度可能也是最大的一次，不過這並不是說姜維的用兵能力就勝過孔明了。孔明沒能締造出這樣的效果，不是他打不出來，而是魏軍高層避戰的結果，如果拿漢尼拔戰爭舉例，第五次北伐時的魏軍高層就如同費比，自知打不贏所以絕不肯決戰，所以漢尼拔還是漢尼拔，但對上費比時是打不出坎尼會戰的；而王經有點像是法羅，願意出來一戰，所以才會被姜維捕捉到戰機一舉重創。
這一段是要分析姜維透過這一戰，對曹魏當下造成了多大的震撼，分析方式基本上會採用：引述史料-簡短翻譯-加以分析的模式。而要分析的目標就是自曹魏接到敗報開始，從中央到前線，做出的處置與決策。
1.中央方面：緊急調遣援軍，組成黃金組合（陳泰-鄧艾）及最後調司馬孚出陣
高貴鄉公（曹髦）本紀：「（正元2年，公元255年）八月辛亥，蜀大將軍姜維寇狄道，雍州刺史王經與戰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辛未，以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征西將軍陳泰並力拒維。戊辰，復遣太尉司馬孚為後繼。……（9月）甲辰，姜維退還。」
這邊先界定日期，根據中研院的中西曆轉換網頁，可以得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8月辛亥＝8月2日（西元255年陽曆9月19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8月辛未＝8月22日（西元255年陽曆10月9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8月戊辰＝8月19日（西元255年陽曆10月6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9月甲辰＝9月25日（西元255年陽曆11月11日）
Ps：裡面戊辰日，也就是任命司馬孚增援的日子，換算出來是8月19日，但任命鄧艾增援日卻是8月22日，鑑於鄧艾增援應當在司馬孚之前（依照史料敘述順序也是如此），可見兩者日期必有一誤，推測可能是司馬孚的任命日期（戊辰日）記錯了，實際上的任命日期應該是在8月22日到9月25日之間。不過這不改變司馬孚增援的事實，因為連司馬孚的本傳也證實了確有其事。
從上可以得知，8月2日曹魏中央收到洮西慘敗的報告，隨即做緊急調度援軍的準備，然後到8月22日援軍準備完畢，乃任命鄧艾率領增援陳泰。
Ps：魏方為調度大軍增援，前後花費了20天進行軍隊及後勤準備，這是一個很有價值的參考訊息，因為這告訴我們：
如果西線出現事先未預料到的情況，需要魏國中央調大軍前往隴山以西支援時，從開始集結援軍，到後勤準備完成，大概需要花費的時間（王經的慘敗絕對是魏國中央事先未預期到的事件）。
同時這也附帶解開了孔明第一次北伐時，到底魏國有沒有事先準備的爭議。顯然，魏略所謂的魏國不把孔明準備北伐當一回事，因而沒有準備應該是錯的；孫資傳內提到的曹叡重視孔明進駐漢中，故而接受孫資建議，早就準備集結部隊應該才是正確的。
理由是：參考這次在沒有事先準備的情況下，光是準備物資與集結部隊就花了20日，而張郃當時可是要率5萬人的龐大兵力西進，要花費的時間應該不會少於這次，那再加上張郃行軍的時間，若無事先準備，只怕趕到街亭時，孔明早就把隴山給堵起來了；只有曹叡早有準備，大幅縮短集結與後勤準備所花費的時間，才更能解釋張郃可以及時趕去街亭作戰的情況。
照我們後人看來，調鄧艾增援陳泰，有了陳泰-鄧艾的強強聯手，根本是豪華到不行的人事安排，甚至可以說這就是當時魏國最強的野戰指揮官組合（當然純就威名來說，或許還沒到這程度，因為鄧艾還沒透過在段谷擊敗姜維來證明他是魏軍西線第一人。但即使如此，他兩人之前的戰功也已經夠多，至少都足以證明他們是曹魏當時指揮官中的一時之選），應該沒有什麼不放心了才對。
但司馬昭以實際行動告訴你，這樣他還是不放心（換句話說，這樣的王牌組合他還覺得沒有足夠的戰勝把握），因為他又請出司馬孚（司馬懿的三弟）來坐鎮。
相信很多人其實不明白這行為代表的意義，這是因為不瞭解司馬孚的地位、能耐，還有當主帥的經歷，讓我這樣說吧：
司馬孚是當時司馬氏中輩份最高的長輩，也可以說是除司馬昭以外，最強的司馬家族人（要比他強，那可能得司馬懿復生才行），事實上如果只考慮軍事眼光的話，司馬昭還未必贏得了他。
最早提出中央必須成立快速反應部隊2萬人以專責對付孔明（不過理由是孔明太變態，邊軍根本擋不住，等中軍準備好赴援時，邊軍可能早就被打趴…呃，他是用比較好聽的說法「失去戰機」）的就是他，第五次北伐秦朗帶去增援的2萬人，很可能就是來自他的建議；而協助司馬懿完善西線後勤補給，遷冀州5000農民到關中地區屯墾，以增強西線魏軍就地補給能力的也是他，可以說第五次北伐司馬懿能龜到最後，成為一代龜王…呃，我是說成功拖到蜀軍撤退，他也是重要功臣之一。
然後，司馬孚當主帥的經歷也不多，在這之前只有一次：就是諸葛恪發動20萬人北伐那次。那次司馬師窩在洛陽調度，而實際上進駐壽春協調各部隊行動，統一指揮魏軍援軍20萬人，最後挫敗諸葛恪的魏軍主帥還是他。
所以，當司馬昭請出司馬孚壓陣時，就反映了三件事：
（1）司馬昭認為局勢嚴峻，光是陳泰+鄧艾還不夠保險，必須司馬孚出馬壓陣，以其優秀的能力與崇高的威望，確保作戰指揮與意志貫徹不會出問題。
（2）就主帥份量的角度來說，可以說除非司馬昭親自出馬，否則這就是當時曹魏最高層級的任命。因為你再也找不到比司馬孚更符合兼具威望夠、能力佳、還有司馬昭絕對信任這三項條件的人物。而洮西這一敗可以讓司馬昭把他請出來擔任主帥，則司馬昭對這一戰戰敗重視的程度，由此可見。
（3）在司馬昭眼中，姜維這次的威脅，顯然跟諸葛恪20萬人北伐那次是同等級的，儘管姜維能調動的兵力，可能只有諸葛恪那次的1/4不到。
2. 前線方面：魏軍援軍（包括鄧艾）從上到下的怯戰心理
這要看陳泰傳的紀錄。陳泰傳：「（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祕亦到，即與艾、祕等分為三軍，進到隴西。
（鄧）艾等以為“王經精卒破衄於西，賊眾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
（姜維退兵後，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
翻譯：
王經與姜維會戰，大敗，只撤出萬餘人退守狄道城，其餘的部隊都崩潰散亡了。姜維乘勝包圍狄道城，陳泰本軍抵達上邽，分遣部隊守住各要點（應該是守隴山的要隘，換言之，陳泰也有做最壞的打算）後，率軍急速前進，這時鄧艾、胡奮、王祕率領的援軍也趕到了，所以就整編為三支部隊，繼續前進進入隴西郡。
這時鄧艾等將領認為：「王經手下精銳的雍州邊軍已經在西邊慘敗，敵軍士氣大振，兵鋒正盛難以對抗；而我軍是從中央調來的各部拼湊起來的部隊，又面對雍州邊軍剛剛慘敗局面，士氣低落，隴右地區也動盪不安，對我軍沒有信心。古人說：『被毒蛇咬到手，為保全生命，壯士就只能選擇斬斷手腕』，孫子也說：『有的軍隊是不能攻擊的，有的地方是不能固守的』，這是因為雖然付出較小的代價，但卻保住了大局啊！
現在隴右地區慘敗後的情況比面對蝮蛇還嚴重，狄道城就是孫子所指無法固守的地方，姜維軍團就是我們現在應該避開的鋒銳。因此我建議目前應該放棄救援，先保住自己，等到姜維野戰找不到敵人打擊，因為補給不繼或士氣衰退出現疲態後，我們再考慮進兵救援（如果還有得救的話XD），這是目前的上策。」
姜維退兵後，王經感歎說：「糧剩下不到10日份，要不是援軍趕到，狄道城必然失守，整個雍州也就完蛋了。」
魏軍會戰慘敗後，局勢已經嚴峻到連鄧艾都覺得救不了王經，打算放棄救援，只求保住隴山以東（隴西地區最大的險要就是隴山，要自保最適合的地點就是退守隴山）就好。當時如果真這樣做，也就是魏軍援軍主力不再向西推進，那可以預見接下來就是狄道城破，王經殘兵萬人被殲滅（看王經說的內容，如果陳泰接受鄧艾等人的建議，停止救援王經，那王經自認自己必然完蛋，而且可能整個隴右都會丟掉），接著姜維運用內線作戰的優勢，擊滅前來增援的涼州軍。倘若如此，那蜀漢就可能真的會拿下整個（東漢概念的）涼州，達成孔明與姜維一直以來希望做到的目標。
所以陳泰這次冒險進軍救援，可以說是改變局勢的關鍵，要不是他果斷進兵救援，也許姜維就真的改寫三國歷史了。但即使如此，從連鄧艾這樣的名將都失去救援信心也不難想像，這場會戰魏軍損失之慘重（應該不會有人懷疑連山都敢爬、敢走無人之地七百里、敢帶頭用毯子裹著自己滾下山的鄧士載意志堅定程度吧？可當時連他都動搖了）。
讓我們再拿另一個時期做對比，以瞭解這次魏軍怯戰心理的嚴重程度，也就是和孔明第四、第五次北伐時來做對比。
魏軍將領不是沒有對蜀軍出現怯戰心理過，孔明時代就有，但自從孔明死後，一直到本次會戰之間，魏軍對蜀軍就沒有出現怯戰心理了，而這次是自從孔明死後，魏軍在迎擊蜀軍入侵時，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反應。而且，嚴格來說，這次的反應又和孔明那時不一樣。
從孔明時代從魏軍內會嘲笑司馬懿「畏蜀如虎」，以及司馬懿必須要搬出曹叡來壓住部下請戰的意見這兩件事，我們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在孔明北伐時，對孔明出現怯戰心理的只有魏軍最高層領導層（曹叡、司馬懿、張郃、郭淮等），至少在第四次北伐以後，他們一致認為即使有絕對優勢也不要跟孔明決戰，風險實在太大（請唸成他們判斷「打起來一定會輸」）。所以他們寧願丟臉也要當烏龜；但對於魏軍其他中、高層軍官與基層將士而言，他們知道高層不願打，但並不能理解這樣的心理，所以才會出現嘲笑與求戰的聲浪。
但在洮西會戰時則有些不同，照陳泰傳上的紀錄，魏軍諸將可說是普遍性的主張停止救援，陳泰是力排眾議獨斷堅持救援的，要不是他是雍涼方面的最高主帥，在司馬孚抵達前，大家都得聽他的，很可能他的意見根本不會被眾人接受。這就反映了在魏軍援軍中，不只高層將領，可能連中層軍官都對救援成功沒多大信心，所以才會這樣普遍性的想要據險自保（對比第四次北伐時司馬懿被嘲笑「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即可知情況落差有多大），而不是積極求戰。
即使到戰後，魏軍對於蜀軍（或著具體的說，是對姜維）的怯戰心理也沒有消失，這點在鄧艾傳中得到充分的體現：鄧艾不得不以承認慘敗來敲醒部下面對蜀軍必將再來的現實。以下引用鄧艾傳內容並加以分析：
鄧艾傳：
議者多以為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廩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實，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複，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為一，我分為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為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
翻譯：
（姜維退兵後）許多人認為姜維的部隊戰力應該也損耗很大，想來不會再來進攻才是。鄧艾則聽到後當場打臉說：「洮西會戰對我軍而言，並不是一場小挫敗。將士死傷慘重、物資消耗殆盡、百姓流離失所，整個局面差點無法挽救。
目前分析起來，蜀軍可以乘勝進攻，士氣高昂，而我軍甫戰敗，狀態正虛弱，這是第一點。蜀軍經多次實戰磨合，上上下下都熟知彼此的能力與狀態，裝備也良好（應該是指擄獲很多魏軍裝備吧），而我軍則將領新到，部隊充斥菜鳥（因為熟悉隴右的軍官及老兵已經在洮西會戰中死得差不多），裝備也還沒補充完，這是第二點。蜀軍乘船，我軍陸上行軍，他們輕鬆而我們疲累，這是第三點。狄道、隴西、南安、祁山，都是重要據點，必須分兵防禦，所以我軍分散四地，而蜀軍卻可以集中兵力進攻任何一點，優劣不言而喻，這是第四點。蜀軍進攻南安、隴西，可以就地獲取羌人的物資，如果攻向祁山，那附近熟麥千頃，也不乏補給，這是第五點。所以綜合以上因素，蜀軍一定會再次進攻的。
從鄧艾傳這段紀錄，我們可以得知：
（1）洮西會戰魏軍確實損失慘重。
（2）戰後的隴西魏軍瀰漫著期待蜀軍不會再來的意見，而鄧艾不但反對這個看法，還以承認慘敗的方式來告訴部下：別傻了，姜維一定會再來的！
這裡面值得分析的一點是：為什麼鄧艾要以公然承認慘敗的方式來反駁這個意見（或說期待）？
因為依照常理，主帥通常都是宣揚己方強而敵方弱，這樣才會給予部下信心，正常來說沒有人會坦白承認自己會被敵方狂電（那怕才剛被電過，這點去看看南北戰爭北軍前期波多馬克軍團幾任統帥的言論，或是二戰北非戰場上英、美軍對隆美爾的宣傳評論即知），因為這不僅面子掛不住，也有損士氣。鄧艾不會不知這個道理，那為何還要坦承慘敗？
顯然是有不得不為的理由。細究他的評論內容，全部圍繞在蜀軍享有哪些優勢，而結論是蜀軍一定會再來，那麼我想最合理的解釋是，隴西魏軍在戰後瀰漫著期待蜀軍不會再來的意見，帳面的理由是姜維應該也損失不輕，但實際上期待的原因其實是怯戰心理---試想，如果蜀軍在洮西會戰戰果普通或損失不輕，那魏軍的反應正常來說應該是巴不得蜀軍趕快過來，好給他們送人頭、送戰功，怎麼會是期待蜀軍不來？
鄧艾很可能是察覺了這一點，為了不讓部下一廂情願最後在面對現實時崩潰，鄧艾寧可選擇承認戰敗以損士氣，迫使部下把頭從沙堆抬起來，這是兩害相權取其輕，士氣受損可以用別的方式激勵，部下不肯面對現實，等到姜維真的再來進攻就完了。
而從鄧艾不得不對部下承認魏軍損失慘重，並且告誡部下蜀軍必將再來一事觀之，洮西會戰造成的心理打擊並不止於高層將領，而是包括中層軍官，甚或基層將士可能多少都產生了心理打擊，戰後隴西的魏軍完全沒有滅此朝食的氣概，而是滿腦子催眠自己蜀軍不會再來，這根本是慶幸自己得脫大難的想法，可見當時的動搖程度是普遍性的。所以鄧艾才要對他們分析情況，告訴他們不要一廂情願的認為蜀軍撤了就沒事了，他們一定會再來的。
3. 附論：姜維與張翼意見之優劣
如果只看張翼傳的內容，又加上姜維後來被迫放棄攻下狄道的結果，很容易會讓人產生張翼的想法才是對的，姜維太不懂得見好就收了的印象。
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如果你參看曹魏那邊的紀錄，你就會得到一個完全不同的印象，以下我轉一段以前寫的文章過來說明：
最後，張翼和姜維的意見不同之處在於：
張翼認為，大勝很不容易，既然打贏了就撤退吧，免得偷雞不著蝕把米（還有，張翼本來就算是不想北伐那派，所以積極性當然不太高）。
姜維則是：王經已經大敗，退守狄道城的是殘兵，士氣不高，只要猛攻是有機會搶在援軍抵達前攻陷的，這麼好擴張戰果的機會，不能輕易放過。
那姜維的想法對不對呢？我想這段紀錄說明一切：（姜維退兵後，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
也就是說，姜維的判斷是正確的，王經已經快撐不住了，要不是陳泰冒險進兵救援，王經殘部只有全滅一途。
而且，事實上姜維時機把握的也很好，一發現沒辦法立刻吃掉陳泰，且狄道城殘兵的士氣已經提高，立即果斷撤退，魏軍不但留不下他，甚至連他就近駐紮在鍾提也無力驅逐（請參看地圖，看看鍾提離狄道有多近）。
我們可以說，整個洮西會戰姜維除了沒料到陳泰迂迴這件事外，其他都是他在掌握主動權，要打就打，要撤就撤，魏軍空有優勢力量，卻拿他沒辦法，甚至連給他造成重大損失都辦不到，只能止血而已。姜維以劣勢之軍面對強敵卻能做到這種程度，實在是非常驚人的成就。
五、曹魏的戰後安撫措施
姜維退兵後，魏方開始辦理善後，但這次的善後非常的不同，也因此讓我們知道這次會戰與其他會戰不同的特殊性。
那麼這個特殊是特殊在哪裡呢？這就要去看高貴鄉公（曹髦）紀的紀錄了：
高貴鄉公（曹髦）紀：「（9月）甲辰，姜維退還。冬十月，詔曰：“朕以寡德，不能式遏寇虐，乃令蜀賊陸梁邊陲。洮西之戰，至取負敗，將士死亡，計以千數，或沒命戰場，冤魂不反，或牽掣虜手，流離異域，吾深痛湣，為之悼心。其令所在郡典農及安撫夷二護軍各部大吏慰恤其門戶，無差賦役一年；其力戰死事者，皆如舊科，勿有所漏。”
十一月甲午，以隴右四郡及金城，連年受敵，或亡叛投賊，其親戚留在本土者不安，皆特赦之。
癸丑，詔曰：“往者洮西之戰，將吏士民或臨陳戰亡，或沈溺洮水，骸骨不收，棄於原野，吾常痛之。其告征西、安西將軍，各令部人於戰處及水次鉤求屍喪，收斂藏埋，以慰存亡。”」
同樣的，讓我們透過中研院的中西曆轉換網頁先界定日期後，再來分析：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9月甲辰＝9月25日（西元255年陽曆11月11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11月甲午＝11月16日（西元255年陽曆12月31日）
魏高貴鄉公正元2年12月癸丑＝12月5日（西元256年陽曆256年1月19日）
翻譯：
9月25日，姜維退兵。10月曹髦下詔：「我的德行不夠，不能阻止賊寇肆虐，所以才讓蜀漢在邊疆作亂，洮西會戰遭到慘敗，將士陣亡數以千計，有的將士在戰場上陣亡，忠魂都不能返家；有的將士被蜀軍俘虜，流落異鄉不能返家，這些讓我深感痛心。所以我命令這些（陣亡與被俘）將士家鄉所在的郡太守、典農校尉及安夷護軍和撫夷護軍（據說是專門監管內遷的氐族的職務---應該是指曹操放棄漢中時遷來的那批---，性質類似護羌校尉，然後，由此可見，這一戰魏軍也有徵發氐族人參戰），要派他們麾下的重要官員去那些將士的家屬那裡撫卹慰問，免除他們1年的賦稅和力役，而力戰陣亡的將士，就按照既有的規定辦理撫卹，不要有所遺漏。」
11月16日，又下詔：「隴右四郡及金城郡，連年遭到蜀軍進攻，有些人因此投降蜀軍，這些人的親人還留在本土者因此感到不安（怕魏國清算報復），現在都予以特赦，讓他們不用擔心。」
12月5日，再次下詔：「之前的洮西會戰，將士、官員與百姓有的在戰場上戰死，有的在洮水中溺死，他們的屍骸散佈在原野上無人收殮，讓我感到痛心。所以我命令征西將軍（陳泰）與安西將軍（鄧艾），發動部屬去戰場及洮水邊收殮遺體，以使這些忠勇將士的英靈及他們的家屬都能得到安慰。」
分析：
從上面的時間點我們可以發現，在短短2個月左右的時間內（10、11、12月各1次），曹髦他連下三道詔書（其實就是「罪己詔」，關於「罪己詔」的意義，下面再談）撫慰將士與百姓，在詔書內他說自己品德不夠，不能阻止蜀軍入侵，導致洮西慘敗，將士死傷慘重，這讓他做為皇帝感到深為痛心，所以要求做好安撫死傷將士家屬、減免他們的賦稅與力役、特赦投降蜀軍的人的家屬、為陣亡將士收屍…等一系列安撫措施，這是連石亭或東關大敗時都還沒有的待遇。
做為對比，讓我們看看曹魏其他幾次有名的戰敗時，魏方的本紀內記錄了啥，還有有沒有提到善後措施，就可以得知洮西大捷對於魏國是不是有著特殊性：
石亭之戰：
明帝紀：「秋九月，曹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興勢之戰：
曹芳紀：「五年春二月，詔大將軍曹爽率眾征蜀。……丙午，大將軍曹爽引軍還。」
東關之戰：
曹芳紀：「冬十一月，詔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破眾軍于東關。不利而還。」
襄武之戰：本紀無紀錄...
是的，各位沒看錯，就這樣，沒了。別說罪己詔、別說安撫將士、別說減免傷亡將士賦役、別說特赦投降將士留在魏國的家屬、別說為陣亡將士收屍，什麼都沒有好嗎！
不管在洮西會戰之前或之後，其他的戰敗不論敗得多慘，損失多大，曹魏從沒有以這樣的方式來處理善後，僅此即可以證明洮西會戰意義絕對非同小可，非其他會戰可比。洮西大捷後的2個月內連3道詔書，根本是魏國絕無僅有的紀錄！
當我們證明了洮西會戰善後的特殊性後，我們又要問，為什麼這一戰這麼特殊呢？曹魏並不是沒有其他損失慘重的戰敗啊？為何差異會這麼大？
關於這一點，我的想法是，可以從罪己詔的定義與使用時機來進行理解：
首先要說明的是，曹髦這三道詔書，第一和第三道其實都可以說是罪己詔，特別是第一道，因為他直陳自己德行不夠，不能感化賊人，導致治下軍民不幸。
其次，讓我們瞭解罪己詔的定義與使用時機：
罪己詔的簡介：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D%AA%E5%B7%B1%E8%AF%8F
基本上呢，罪己詔就如同維基上記載的一樣，是君主「進行自我批評的詔書」，使用時機不一，不過大致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情形：
（1）君主因為某件事（或某些政策）處理不當，於是透過罪己詔表示自己認錯並願意予以改善。
這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漢武帝的輪台詔。
（2）重大天災或天有異象。
古人對這個很重視，一般常認為這代表君主或朝廷有失德的行為。
典型例子就是漢明帝因為日蝕，所以下罪己詔並徵求直言。
（3）發生危及政權的重大事故，比如戰爭、叛亂戰況不利，極需收攏人心。
典型例子就是宋徽宗下過的兩次罪己詔：
一次是方臘起事，震動整個東南時，宋徽宗下罪己詔，承諾廢除花石綱，並讓童貫到處宣揚以挽回人心。
第二次就是金兵南下，宋徽宗沒法解決，於是下罪己詔後把爛攤子丟給宋欽宗，自己跑路了。
以上這三種情況，除了第一種事情本身是可大可小（大者可以像是輪台詔，是根本改變國策；小的可能只是皇帝表示一些懺悔，比如李世民對於干預司法一事表示道歉）外，其餘兩種情況在古代都是非常嚴重的大事，也就是說，一旦皇帝因為後兩種情況而下罪己詔，就代表發生的事情很嚴重（天有異象在現在未必當回事，但古人是很認真把這當作警示的，漢代還常因此而換掉三公等級的高官），必須慎重以對，而不得不透過罪己詔來安撫、收攏人心。
那麼洮西會戰後曹髦的罪己詔是哪一種？很顯然的，是第3種。這可以從以下幾點證明：
（1）魏國從立國到滅亡，不是沒有打過敗仗，損失慘重的敗仗也不是沒有，東關就是，但因戰敗而下罪己詔的（事實上，曹魏立國46年，這是唯一的一次下罪己詔），只有這次。
（2）或許有人會說這次曹髦個人想要下，但同樣是曹髦在位期間發生的襄武之戰（精確的說，應該是發生在曹芳被廢，曹髦上位的前後），也是魏國戰敗，結果魏國連點反應都沒有（本紀內還沒紀錄）。
（3）詔書內容都很具體的指出因為洮西會戰的失利，所以才會下此詔書並推出諸多安撫政策（也是魏國從立國到滅亡，從來沒有過的紀錄）。
（4）最重要的是，罪己詔內的這些安撫政策，不但指明就是針對洮西會戰敗後的隴右地區，同時也是一次性的，以後魏國並沒有把這些安撫政策變成他們的制度，這完全是為洮西會戰戰敗後的收尾量身定做的。這也足以證明絕對是第3種而非第1種。
也就是說，這應該反映了洮西會戰的戰敗被魏國高層認為是足以動搖政權的大事，甚至其事態之嚴重還在石亭、興勢、東關這些大敗之上，所以才會決定下罪己詔來安撫民心。
另外，罪己詔是以詔書的形式下達。換言之，不比平常說話可能只有史官會記錄 下來，這是等於向全天下公告，拿現在來比，可以說就是政府以新聞稿正式對外宣布事情的形式，所以君主沒事不會喜歡亂發罪己詔的，除非他喜歡整天對全天下公告：我無能、失德，是個廢物之類。
六、總結：
透過上面的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理解到，姜維的北伐絕非無功，也絕不是無意義的行動。洮西會戰對於蜀漢而言，不是一場普通的勝利；對於魏國而言，也絕不是一場無足輕重的戰敗。
事實上，這一戰對動搖魏國在隴西地位，以及削弱政權統治力的效果，恐怕較之前諸次北伐都要高，故而魏國才會推出一系列絕無僅有的措施，並以罪己詔的形式發布，以求穩定局勢。
若要類比，或許坎尼敗後的羅馬，應該會是一個頗為接近的情形（當然，坎尼的影響某部分來說應該是更深刻，畢竟那幾乎是搞到羅馬城內家家縞素了，而洮西會戰陣亡的主要是雍州州郡兵，對於潼關以東地區的影響力，應該相對低得多）。
很可惜的是，就像坎尼敗後的羅馬，不再給漢尼拔打出第二次坎尼會戰的機會，對姜維也是如此。在之後的段谷之戰，姜維失敗了，所以洮西會戰的影響也就戛然而止，未能延續下去。
如果姜維能夠再締造2-3場對魏軍的勝利，很可能魏軍就會出現恐姜症（一如二戰北非英美軍對隆美爾的忌憚），這對北伐非常有利，但老天沒有給姜維機會，就像老天也沒有給漢尼拔機會一樣。
但儘管如此，這一戰還是給予曹魏高層深刻的印象，因此姜維成為司馬昭在考慮滅蜀時的頭號大敵，擬定的作戰計畫裡，明白指出作戰成敗完全取決在「能否絆住（不是擊敗或消滅）姜維」身上，並為此動用最王牌的將領（鄧艾）、1/3的遠征軍兵力（約6～7萬人）、專門的牽制部署，就為對付他一人…
附帶一提，雖然說洮西會戰戰果大概是歷次北伐之最，動搖整個魏軍士氣的程度可能也是最大的一次，不過這並不是說姜維的用兵能力就勝過孔明了。孔明沒能締造出這樣的效果，不是他打不出來，而是魏軍高層避戰的結果，如果拿漢尼拔戰爭舉例，第五次北伐時的魏軍高層就如同費比，自知打不贏所以絕不肯決戰，所以漢尼拔還是漢尼拔，但對上費比時是打不出坎尼會戰的；而王經有點像是法羅，願意出來一戰，所以才會被姜維捕捉到戰機一舉重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