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接下来的主题主要是元朝皇宫的！

元大都皇宫的整体布局！

这是皇宫正门：崇天门地位等同于明紫禁城午门，采用的五门洞+天子三出阙的规格，是中国古代规格最高的城门，元朝也是最后一个皇宫正门采用天子三出阙的朝代。可以说是长安丹凤门和洛阳城应天门的组合体。


这两张图来自《北京紫禁城》


目前崇天门的造型还有一定的争议，因为根据美国纳尔逊·阿金斯艺术博物馆藏元人《宦迹图》中就是下面的图片显示是单檐庑殿，而不是复原图里的重檐。
这是约画面2/3样子的图幅，可以点开看大图，大概知道是个怎么布局。

与洛阳应天门，东京宣德门的传承关系不可谓不清晰，同样单檐庑殿，同样五道过梁门道，同样左右出斜廊，甚至平廊尽头还有三出阙，与明清午门五凤楼大相径庭。与隋唐-宋的城门形制比较接近，传承关系明晰。细看可以发现，对比瑞鹤图之宣德门，崇天门正脊变长，斗栱尺寸缩小（主楼心间次间梢间补间都是三朵）


门楼部分

阙台和阙楼

棂星门

天子三出阙，阙楼主楼为十字歇山顶，不由得想到了清华给张北元中都复原的角楼，而且根据考古发现，元上都元采用了天子三出阙的规格！

隋唐第一门，长安大明宫：丹凤门

丹凤门全景


洛阳紫微宫：应天门

后人复制的北宋皇宫：宣德门，不过造型有区别

北宋大晟钟其中一枚表面有扩建后宣德门的形象（该枚钟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改建后的宣德门平面图（选自：尹家琦，《北宋东京皇城宣德门研究》，2009，河南大学硕士论文，该图由作者绘制）

大明殿殿门大明门立面地位相当于太和门，命名和大明殿都颇有含义！

正殿大明殿，地位相当于太和殿，这是否是寓意大元最后会被大明取而代之？？？


大明殿坐落在三层汉白玉石阶上，与后面寢殿以穿堂联结，形成工字形



大明殿立面

皇后居所延春阁

元大内中路平面图

以下是关于元故宫的变迁！

4《故宫遗录》中所说的琼华岛、兴圣宫和隆福宫，在整个洪武、建文朝（共35年）仍然存在。朱棣被封为燕王以后，就以隆福宫作燕王府。《祖训录》营缮门中特别申述：“凡诸王宫室，并依已定规格起造，不许犯分。燕府因元旧有，若子孙繁盛，小院宫室任从起造”。到建文元年，朱允炆指责朱棣所住的地方“越分”。朱棣上书辩解说，“谓臣府僭侈，过于各府，此皇考所赐，自臣之国以来二十余年，并不曾一毫增损，所以不同各王府者，盖《祖训录》营缮条云，明言燕因元旧，非臣敢僭越也”。也就是说，元隆福宫直到建文元年仍然完好，没有经过改建。至于琼华岛部分更有许多记载证明它没有拆毁。琼华岛上的广寒殿原是忽必烈居住的地方，于万历七年倒塌，当时的首辅张居正记：“皇城北苑有广寒殿，瓦甓已坏，榱桷犹存，相传以为肖后梳妆楼。成祖定鼎燕京，命勿毁，以垂鉴成。至万历七年五月，忽自倾圮，其上有金钱百二十文，盖镇物也。上以四文赐余，其文曰至元通宝。按至元乃元世祖纪年，则殿劫于元世祖，非辽时物矣”。由此可见万历七年（公元1579）以前，琼华岛上的重要建筑仍未毁掉，是在洪武元年以后的二百多年才倒坍。
　　5洪武二年，朱元璋召集群臣，讨论建都地点问题。有人提议建在北平，理由是“元之宫室完备，就之可省民力”。说明当时元故宫仍然完备。朱元璋并没有拆毁它的意思，只是说改建起来并不省力。由此反证当时并未下令拆毁元故宫。
　　在《故宫遗录》的结尾肖洵提到：……“我师奄至爱猷识理达腊仅以身免，二后，爱猷识理达腊妻、子及三宫妃嫔、扈卫诸军将师、从官，悉俘以还，元氏遂灭”。爱猷识理达腊是元顺帝的儿子，顺帝在漠北死后，他仅即位5天就被赶跑，连后妃、太子和文武官员都被俘虏。这是洪武二年（1369）的事。肖洵写《故宫遗录》当在此之后，那么至少在洪武二年以前，他并没有写拆毁元代宫殿的事。据有关资料元大内宫殿在洪武二年以后，宫殿还存在，只是荒芜了。如洪武五年（1372）有曾在北平做过官的宋讷，在他的《西隐文稿》中有过元故宫诗曰：“郁葱佳气散无踪，宫外行人认九重。一曲歌残羽衣舞，五更妆罢景阳宫”。这首诗说明在宫外还能辨认九重。回忆旧状可见元大内并未成为废墟。再有一个叫刘崧的，在北平做过按察使品级的官。时间是在洪武三年至洪武十三年之间。刘崧对元宫有诗曰：“宫楼粉暗女垣欹，禁苑尘飞辇路移”的话。这个景象是说宫殿上的彩画山径黑暗了，宫城上的女儿墙也歪斜了。这也说明在洪武元年并未拆毁。
　　总之，元故宫的琼华岛、兴圣宫、隆福宫在洪武朝仍然保存了下来。隆福宫在朱棣称帝后被改建为西宫，剩下的只是一个元大内的问题。大明宫位于大都的中轴线上，是元代的正朝，在徐达攻占大都时并没有被破坏。根据上述原因，足证洪武元年拆毁元故宫的说法是不确切的。故宫大明宫等拆毁时间幅度大体可以假定为洪武六年到十四年之间。很有可能是在永乐四年修建明紫禁城时、元大内宫殿才被彻底拆毁的。
以上摘自《故宫史话》，单士元著。
　　明军进入大都后，没有什么破坏活动，并把一些重要建筑封了起来。朱元璋甚至曾想迁都到那里，这样宫殿、府衙就不用盖新的了，能剩一大笔钱。断虹桥、浴德堂等就是元代遗物�

以下是另一篇文章
【原文出处】故宫博物院院刊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199702
【作 者】李燮平

明北京是在元大都基础上营建的。
　　元大都城为长方形。根据考古钻探，城的南墙位于今长安街稍南一线，北城墙即今德胜门外土城，东西墙的南半部成为明代北京城墙的一部分。
　　元大都宫殿共修建了三组，以太液池琼华岛为中心，东岸的一组宫殿叫大内，即宫城，规模最大；西岸偏南为隆福宫；偏北为兴圣宫。大都城建成未及百年，元政权即被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推翻。元朝灭亡以后，初兴的明代没有把这里作为都城，只是改为北平府。后来把这里作为都城进行建设的是明成祖朱棣。但是元代灭亡暨永乐迁都以前这段时间，元大都的命运如何，史料极少。见于记载的只有明初徐达筑城和修建燕王府，而没有明确记载元大内宫殿是否被毁。根据记载，徐达筑城是因“克复以后，以城围太广，乃减其东、西迤北之半”，“废光熙、肃清二门”。这段城墙后来成了明代北京的北城垣。对明代北京营建的研究中，经常涉及元大都宫殿是否拆毁的问题。
　　元宫是否被毁学术界有两种不同看法，一种认为元大内在洪武初年尽行拆毁；一种认为大内一直保留到永乐营建北京宫殿时才拆除。后一种看法中还包括燕王府本身就在元大内。　　　　　徐达为什么要新筑城垣
　　1.徐达筑城的原因
　　明代历史上，为朱元璋横扫天下的大将军徐达是一个在军事上很有见地的人。攻打元都以前，对战事的结果徐达曾有过一个基本估计。在北伐前的作战讨论中，徐达问朱元璋：“元都克，而其主北走，将追之乎？”朱元璋回答：“元运已衰矣，行自渐灭，不烦穷兵。出塞以后，固守封疆，防其侵轶可也。”[1]大都被攻，元顺帝果然北逃，但却滞留在塞外，逡巡不肯远去，并“命扩廓帖木儿（王保保）复北平”[2]。当时扩廓正占据太原，拥有秦、晋，元主命其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经居庸关以攻北平。徐达制定了围魏救赵的策略，他对诸将说：“王保保率师远出，太原必虚……我与汝等乘其不备，直抵太原，倾其巢穴，彼进不得战，退无所依……若还军救太原，则已为我牵制，进退失利，必成擒矣。”[3]徐达这一策略果然迫使王保保回师。这期间，王保保的部将豁鼻马见大势已去，派人与明军约降，“请为内应”，明军乘夜偷袭，仓促之中扩廓败走甘肃。虽然因徐达战略决策的正确挽救了北平被围的局面，但从中不能看出：由于朱元璋没有追歼残元败军，大都城被克以后，面对兵力尚未尽衰的北元，“固守封疆”的策略，客观上使本来处于攻势的明军反而居于守势。在当时情况下，对地处疆界的“北平城”来说，防守就成为第一要务。正是这一点构成徐达筑城的基本前提。
　　元主北逃以后屯于“盖里”（开平），北平城成为元军必欲夺回的主要目标，仅洪武二年二月和六月，元丞相也速就两次进犯通州。为了坚决反击，明军集中优势兵力一直打到上都，将元顺帝赶过沙漠。但是，七月脱列伯、孔兴就又以重兵攻大同，欲图恢复，虽然再一次被明军挫败，但北部边患自明代建国以后，一直是明王朝的致命所在，以致最终还是亡于北患。

　2.徐达筑城的特点
　　徐达所筑城垣从当时历史情况看，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筑城的时间是在来不及征得朱元璋同意的情况下进行的。
　　徐达“新筑城垣”是在攻下大都后的第七天。根据历史记载，徐达于八月“庚午”攻下元大都，“丁丑”开始在元大都内部构筑城垣。打下元都的第十二天（辛巳），“平元都捷表”才送到南京，第十四天朱元璋下令，命徐达转战山西，第二十五天释放元宫人。按时间计算，明军从攻占齐化门到进入大都，军、庶诸务丛脞，徐达在捷表中说“尽收图籍、封府库”，说明“捷表”是修于对元宫已作出安顿以后。如果献表使于打下元都的第二天起程，第十二天到达，在途时间是十一天。“捷表”到达南京，群臣纷纷庆贺。隔日（第十四天—癸未）朱元璋诏徐达、常遇春取山西。从诏令下达日，到第二十五天（甲午）放元宫人，相距时间和献表使从北平出发到达南京所用的时间正好相同，也是十一天。说明放元宫人那天，正是诏令到达之日，即北平到南京的单程时间最低不少于十一天。根据这一计算，最初的六天时间，对于刚刚攻下的大都来说，除了“封府库”，“守宫室”，抚民布防，休息士卒以外，筑城这件事在时间上是来不及征得朱元璋同意的一项举措。
　　第二、明代都城北垣结构表明，徐达所“新筑城垣”，是出于当时需要而采取的一项临时军事措施。
　　从当时筑城的情况来看，徐达把元都一分为二，割出了北部比较空旷的部分。这一措施在策略上，很像后来各门瓮城所起的作用，如果北元反攻，既能倚势抗衡，且更利攻守，构成了在元大都内部的一条第二防线。甚至可以做如下的假设：在万不得已时，还可以佯失光熙、肃清二门，以口袋计，造成“瓮中捉鳖”的态势。攻打元都前站的“通州之役”，徐达就是使用诱敌深入的办法将元军主力内陷于事先布好的口袋之中，分割全歼的。历史上的北京从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除了明末（崇祯）终于败亡于北京以外，从明初到中叶就有过三次“城下之役”，徐达攻占大都正是其中之一。后来的两次分别为：正统“土木之变”以后的于谦“北京保卫战”以及嘉靖时蒙古鞑靼部的“庚戌之变”。
　　元明交替之际，虽然“元运已衰”，明代的全兴已经成为一种定局，但军事上，战局的情况又往往是千变万化。在军事形势瞬息万变的战争时期怎样确保“固守封疆，防其侵轶”的使命，才是当时的徐达首先所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考古发掘，徐达所筑城垣，在垣体内部的结构上有以下具体特征：
　　城墙的“顶部有一弧线，弧线以下部分稍加夯筑，土质较软，夯层厚薄不匀，夯窝大小不等”。砖瓦（嘎嘎儿）层和黄土层，层次不规则（图一），“其中夹杂着元代各类瓦件，有的地段甚至还包含着未经拆除清理的房址、帐柱、棋子”。桦皮厂福寿兴元观遗址的石碑、观前的旗杆等被压城下。同时在部分垣墙段下还发现埋藏的木料，少量为原木，大部分是建筑材料，如：檩、椽、额枋、柱子等，有的还带彩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