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祎是诸葛亮指定的蜀汉第三位接班人，早年与董允等闻名于世，刘备平定益州后，让费祎辅佐刘禅，而后得到诸葛亮的赏识，被征召到丞相府工作，为诸葛亮北伐奉献力量。
费祎有着很强的个人才能，他过目不忘，学识渊博，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泰然自若、处变不惊，即使面对魏国曹爽大军压境，费祎也能从容与蜀汉官员来敏下棋而不慌乱；
出使吴国时，面对吴国士子的语言上的针锋相对，费祎从容不迫，既不会有如自己作为使者的使命，又没有与吴国官吏发生语言冲突，孙权也断定费祎将来会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
费祎掌权之后，能在谈笑间处理国家政务，娱乐、工作两不误，董允想效仿费祎的处事风格，结果导致工作延误，不得不感叹费祎过人的才能。
对于蜀汉的政务，费祎虽然遵循诸葛亮留下的治国方略治理蜀汉，但他却不主张对魏国频繁使用武力，专注于休养生息，因此对于姜维北伐，常常进行兵力上的限制。
频繁用兵势必会消耗蜀汉的国力，姜维也常被人指责是在穷兵黩武，因此费祎休养生息的国策是蜀汉非常好的，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当初治理的非常好的蜀汉，却又是费祎亲手葬送。
陈寿作《三国志》中评价蒋琬、费祎说：“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陈寿先是将蒋琬、费祎夸赞了一番，但后面马上就对其进行指责。这样的指责还把后来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给搞懵了。裴松之指出，既然陈寿认为蒋琬、费祎“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应该举出具体事例进行说明，没有记载人家不好的事例，却在结尾说人家不好，让人“不知所谓”。
裴松之虽然为注《三国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未能搜集到蒋琬、费祎的反面事例。不过有一个事情，似乎是可以直接指责费祎的不称职。
费祎处理国政轻松自在，不像诸葛亮、蒋琬那样竭心尽力，也许是因为自身才能过于优秀，什么事在他都能轻松应对，这使得费祎便看轻了许多事情，慢慢的，在治理国家上，就开始变得懒散。懒散到开始频繁“大赦”。
大赦就是将全国的犯罪人民，无论罪行大小，全都赦免。这种事在古代很常见，但常见于改朝换代当中，用以庆贺皇帝继承大统，收买人心。但费祎总是无缘无故的，就突然来了一场大赦。
细数蜀汉的大赦次数：223年刘禅登基时大赦，234年诸葛亮去世后大赦，238年刘禅立张飞第二女为皇后大赦，243年费祎为大将军时大赦，246年无故大赦，249年无故大赦，251年无故大赦，254年无故大赦，256刘禅立儿子刘瓒为王大赦，257年无故大赦，258年发现祥瑞大赦，261年无故大赦。
诸葛亮执政期间，仅有刘禅登基时大赦一次，蒋琬执政期间大赦三次，一次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一次是刘禅立皇后，一次是和费祎权利交接后，费祎执政期间大赦三次，史书中都未记载缘由。费祎死后，姜维主要是负责军事，朝政先后由吕义、陈祗、黄皓等把持。
大赦虽然可以表现出执政者的仁慈，得到一定的人心，但是被赦免的人，都是犯罪的人，更感恩戴德的是一群罪犯，这些罪犯曾经有过伤害他人的行为，突然被赦免，就会让这些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使得被伤害的人痛心，正义得不到伸张，动摇朝廷的公信力，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家便会从此走向衰败。
刘备当初平定益州后，便马上让诸葛亮和法正、刘巴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遗失，无法考量，但是从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当中还是能窥探一二的。
按《三国志·诸葛亮》：“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治国的一个特点是“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将做好事的发扬光大，做坏事的无论大小都要惩治，正是在这种严厉的法律下，才治理出了一个“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蜀汉。
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鱼水之交，不仅仅是《隆中对》当中的发展战略，两人对于治国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众所周知的刘备临终遗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奸小恶的危害在于，如果不惩治，那么小恶势必会积累成大恶，更大的危害社稷，因此刘备对于小奸小恶也是极度重视。
引《华阳国志》：“初，丞相（诸葛）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凸嚷也。”
除了刘禅登基，诸葛亮执政十二年，一次大赦也没有，以至于有人问诸葛亮为什么不进行大赦。诸葛亮则明确表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并举出之前的刘表、刘璋为例，年年搞大赦，对社稷没有丝毫用处。因此，刘备刚一平定益州，就马上制定法律，一改之前益州人民“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
费祎的过错在于，已经有人向他详细分析了大赦的利害关系，但他却仍然执迷不悟。
按《三国志·孟光传》：“延熙九年秋，大赦，（孟）光於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延熙九年（246）是费祎进行的第一个大赦，蜀汉官员孟光立刻指出，大赦这种事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但是当下的蜀汉国泰民安，这种时候大赦，非但让蜀汉百姓得不到实际的恩惠，反倒让罪犯逍遥法外，危害社会，是有损江山社稷的行为。
费祎这个人，是个博爱的聪明人，却听不进去好话，从他没有反驳孟光可以看出，孟光的话，费祎多少是认同的，这当中的利害关系他也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大赦，反而继续将他的博爱发扬光大，连续无故大赦，让有罪行的人，继续危害社会。
蜀汉的灭亡，很多人都责怪姜维频繁北伐消耗国力，但实际上，作为蜀汉治理内政的重要人物，费祎已经在用他的博爱慢慢的将蜀汉推向灭亡，而姜维在费祎执政期间，不过是用不到万人的队伍在作战，所消耗的国有资源非常有限，费祎死后，姜维还有王嗣从羌胡手中获得非常多的战略资源来支持北伐，因此姜维其实对国力没有大的影响。
而诸葛亮当初北伐，动辄十几万大军，但是他还能做到让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可见，只要将诸葛亮的治国方略进行到底，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国库充裕，是可以办到的。
纵使费祎的才能比不上诸葛亮，但是他却将诸葛亮治国方法的最关键的地方进行改动，频繁大赦导致国家法礼崩坏，内政不稳，逐渐使蜀汉走向衰败。
蒋琬在世时未能意识到大赦的危害，费祎大赦时蒋琬也没有阻止，致使费祎之后，蜀汉的大赦越来越频繁，最终，诸葛亮辛苦治理的蜀汉，逐渐崩溃。笔者想来，这应该就是陈寿在赞赏蒋琬、费祎之后，突然“莫名其妙”对其进行批评。
费祎在有人点醒的情况下还不以为然，仍然大赦，其罪过远超于蒋琬；最后又不听张嶷的劝告被郭修刺杀。费祎因为自己的博爱的误了国家，让人痛心；又因为自己的博爱害了自己，却是活该。
费祎有着很强的个人才能，他过目不忘，学识渊博，他最大的性格特点是无论遇到什么事，他都会泰然自若、处变不惊，即使面对魏国曹爽大军压境，费祎也能从容与蜀汉官员来敏下棋而不慌乱；
出使吴国时，面对吴国士子的语言上的针锋相对，费祎从容不迫，既不会有如自己作为使者的使命，又没有与吴国官吏发生语言冲突，孙权也断定费祎将来会成为蜀汉的股肱之臣；
费祎掌权之后，能在谈笑间处理国家政务，娱乐、工作两不误，董允想效仿费祎的处事风格，结果导致工作延误，不得不感叹费祎过人的才能。
对于蜀汉的政务，费祎虽然遵循诸葛亮留下的治国方略治理蜀汉，但他却不主张对魏国频繁使用武力，专注于休养生息，因此对于姜维北伐，常常进行兵力上的限制。
频繁用兵势必会消耗蜀汉的国力，姜维也常被人指责是在穷兵黩武，因此费祎休养生息的国策是蜀汉非常好的，但另一方面，诸葛亮当初治理的非常好的蜀汉，却又是费祎亲手葬送。
陈寿作《三国志》中评价蒋琬、费祎说：“蒋琬方整有威重，费祎宽济而博爱，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是以边境无虞，邦家和一，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
陈寿先是将蒋琬、费祎夸赞了一番，但后面马上就对其进行指责。这样的指责还把后来给《三国志》作注的裴松之给搞懵了。裴松之指出，既然陈寿认为蒋琬、费祎“然犹未尽治小之宜，居静之理也”，应该举出具体事例进行说明，没有记载人家不好的事例，却在结尾说人家不好，让人“不知所谓”。
裴松之虽然为注《三国志》作了大量的工作，但还是未能搜集到蒋琬、费祎的反面事例。不过有一个事情，似乎是可以直接指责费祎的不称职。
费祎处理国政轻松自在，不像诸葛亮、蒋琬那样竭心尽力，也许是因为自身才能过于优秀，什么事在他都能轻松应对，这使得费祎便看轻了许多事情，慢慢的，在治理国家上，就开始变得懒散。懒散到开始频繁“大赦”。
大赦就是将全国的犯罪人民，无论罪行大小，全都赦免。这种事在古代很常见，但常见于改朝换代当中，用以庆贺皇帝继承大统，收买人心。但费祎总是无缘无故的，就突然来了一场大赦。
细数蜀汉的大赦次数：223年刘禅登基时大赦，234年诸葛亮去世后大赦，238年刘禅立张飞第二女为皇后大赦，243年费祎为大将军时大赦，246年无故大赦，249年无故大赦，251年无故大赦，254年无故大赦，256刘禅立儿子刘瓒为王大赦，257年无故大赦，258年发现祥瑞大赦，261年无故大赦。
诸葛亮执政期间，仅有刘禅登基时大赦一次，蒋琬执政期间大赦三次，一次是在诸葛亮去世之后，一次是刘禅立皇后，一次是和费祎权利交接后，费祎执政期间大赦三次，史书中都未记载缘由。费祎死后，姜维主要是负责军事，朝政先后由吕义、陈祗、黄皓等把持。
大赦虽然可以表现出执政者的仁慈，得到一定的人心，但是被赦免的人，都是犯罪的人，更感恩戴德的是一群罪犯，这些罪犯曾经有过伤害他人的行为，突然被赦免，就会让这些罪犯得不到应有的惩罚，使得被伤害的人痛心，正义得不到伸张，动摇朝廷的公信力，政治局面不稳定，国家便会从此走向衰败。
刘备当初平定益州后，便马上让诸葛亮和法正、刘巴等人制定了蜀汉的法律《蜀科》。《蜀科》的具体内容已经遗失，无法考量，但是从诸葛亮的治国方略当中还是能窥探一二的。
按《三国志·诸葛亮》：“於是外连东吴，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极，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於吏不容奸，人怀自厉，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
诸葛亮治国的一个特点是“无恶不惩，无善不显”，将做好事的发扬光大，做坏事的无论大小都要惩治，正是在这种严厉的法律下，才治理出了一个“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的蜀汉。
诸葛亮和刘备之间的鱼水之交，不仅仅是《隆中对》当中的发展战略，两人对于治国的看法也是完全一致，众所周知的刘备临终遗言“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小奸小恶的危害在于，如果不惩治，那么小恶势必会积累成大恶，更大的危害社稷，因此刘备对于小奸小恶也是极度重视。
引《华阳国志》：“初，丞相（诸葛）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也。’若景升、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于治！’故亮时军旅屡兴，赦不凸嚷也。”
除了刘禅登基，诸葛亮执政十二年，一次大赦也没有，以至于有人问诸葛亮为什么不进行大赦。诸葛亮则明确表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并举出之前的刘表、刘璋为例，年年搞大赦，对社稷没有丝毫用处。因此，刘备刚一平定益州，就马上制定法律，一改之前益州人民“德政不举，威刑不肃”的局面。
费祎的过错在于，已经有人向他详细分析了大赦的利害关系，但他却仍然执迷不悟。
按《三国志·孟光传》：“延熙九年秋，大赦，（孟）光於众中责大将军费祎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弊穷极，必不得已，然后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有何旦夕之危，倒悬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乎？又鹰隼始击，而更原宥有罪，上犯天时，下违人理。老夫耄朽，不达治体，窃谓斯法难以经久，岂具瞻之高美，所望於明德哉！’祎但顾谢踧踖而已。”
延熙九年（246）是费祎进行的第一个大赦，蜀汉官员孟光立刻指出，大赦这种事都是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进行，但是当下的蜀汉国泰民安，这种时候大赦，非但让蜀汉百姓得不到实际的恩惠，反倒让罪犯逍遥法外，危害社会，是有损江山社稷的行为。
费祎这个人，是个博爱的聪明人，却听不进去好话，从他没有反驳孟光可以看出，孟光的话，费祎多少是认同的，这当中的利害关系他也应该是知道的，但是他却没有因此而停止大赦，反而继续将他的博爱发扬光大，连续无故大赦，让有罪行的人，继续危害社会。
蜀汉的灭亡，很多人都责怪姜维频繁北伐消耗国力，但实际上，作为蜀汉治理内政的重要人物，费祎已经在用他的博爱慢慢的将蜀汉推向灭亡，而姜维在费祎执政期间，不过是用不到万人的队伍在作战，所消耗的国有资源非常有限，费祎死后，姜维还有王嗣从羌胡手中获得非常多的战略资源来支持北伐，因此姜维其实对国力没有大的影响。
而诸葛亮当初北伐，动辄十几万大军，但是他还能做到让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可见，只要将诸葛亮的治国方略进行到底，在发动战争的同时，保持国库充裕，是可以办到的。
纵使费祎的才能比不上诸葛亮，但是他却将诸葛亮治国方法的最关键的地方进行改动，频繁大赦导致国家法礼崩坏，内政不稳，逐渐使蜀汉走向衰败。
蒋琬在世时未能意识到大赦的危害，费祎大赦时蒋琬也没有阻止，致使费祎之后，蜀汉的大赦越来越频繁，最终，诸葛亮辛苦治理的蜀汉，逐渐崩溃。笔者想来，这应该就是陈寿在赞赏蒋琬、费祎之后，突然“莫名其妙”对其进行批评。
费祎在有人点醒的情况下还不以为然，仍然大赦，其罪过远超于蒋琬；最后又不听张嶷的劝告被郭修刺杀。费祎因为自己的博爱的误了国家，让人痛心；又因为自己的博爱害了自己，却是活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