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自通鉴《晋纪十五》。
对白话原文作整理：西晋末年，朝廷统治腐朽，爆发“八王之乱”，自此国力倾颓、天下大乱。北方胡人势力趁机崛起，举兵侵犯晋王朝，致使晋朝两京沦陷，北方国土尽失。后，镇守江东的晋室宗亲、镇东大将军司马睿在江南士族阶级的拥护下于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王朝，是为晋元帝。后，元帝为改变权柄下移于臣僚的局面，采取措施制衡以丞相王导为首的琅邪王氏家族，激怒了王氏家族掌握重兵的地方大将王敦，导致矛盾逐步激化，终于永昌元年爆发“王敦之乱”，王敦率叛军攻入建康，朝廷战败。随后，王敦坐镇武昌遥控朝政。及至元帝驾崩，晋明帝继位，此时王敦的力量逐渐衰弱，明帝遂与亲信策划，终于太宁二年平定王敦叛乱，将其势力一举荡平。
后，晋明帝驾崩，晋成帝继位，时年五岁，其母庾太后临朝称制，国舅庾亮主持朝政。庾亮系老臣，自元帝时代起便担任朝廷重臣。起初，王导执政，以宽和赢得人心，然庾亮主政，治事过于严苛，且在赏罚之事上裁决不公，加之又因为个人恩怨诛杀了几位皇亲与先帝旧臣，因而颇失人心。
起初，掖县人苏峻在乡里聚众自保，因讨伐叛逆有功，被东晋朝廷授以淮陵内史之职。晋明帝永宁年间，已官拜临淮太守的苏峻参与了讨伐王敦的战争，建立军功，因而获得朝廷的嘉奖，受命治理长江流域。及至庾亮当政，苏峻在地方上拥兵万人、威势显赫，颇有骄纵之心，轻视朝廷，招降纳叛，不断扩充个人实力。庾亮对其深为反感和忌惮，并采取措施防备苏峻，导致双方矛盾升级。后，庾亮认为“晚反不如早反，早反的危害要小些”，遂不顾众人劝阻，强行征召苏峻入京，图谋卸其兵权。咸和三年，苏峻举兵谋反，率叛军攻入建康，朝廷战败，庾亮等败逃，苏峻由此专擅朝政。
个人原创读书笔记：我以为，新主甫即位，又是主少国疑，国家处于极不稳定的情势下，此时管理国家的原则应当是“得过且过”。国家历经变乱久矣，现在好不容易剪除了作乱的元凶逆臣，迎来一片百废待兴的气象，这时应当以安定为重，所持的应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兴起刀兵、引发争斗，这是执政大臣所应具备的稳重。推究朝廷与苏峻的争斗，其根由就是庾亮与苏峻的矛盾激化。庾亮没有容人的气量，如果作为一般人，无非是两个人不和而已，然而庾亮作为执掌国家的权臣，由于没有管理好自己的心态，因此就会做出用国家权力解决个人恩怨的无道之事，将江山社稷的安危卷入个人恩怨之事当中，国家岂能不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呢！
苏峻不同于王敦，王敦发兵攻陷朝廷，其罪行昭然于天下，此时谁讨伐他，谁就是正义的一方，是普天下的功臣。苏峻于国有功，虽然占据一方，日益骄横，有拥兵自重的嫌疑，但是毕竟还没有与朝廷撕破脸皮，没有明显的罪行暴露在世人面前，这时候挑起与苏峻的战争，对于庾亮而言，若赢了，则无非是积累和树立更大的威望，然而自己已经位极人臣了，再树立这个威望就是非必要不可的吗？若输了，将国家带入灾难当中，立时就会成为国家的罪人，导致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综合看来，挑起与苏峻的战争，于庾亮而言不划算！
同一种策略或办法，因为情势的不同、使用者和适用对象的不同，其结果是大相径庭的。昔日，曹魏权臣司马昭也是采用“故意征召盘踞在地方的异己势力，从而逼迫其举兵作乱，再顺理成章地讨灭之”的办法，但是当时曹魏朝廷历经司马懿、司马师两代经营，人心所向，司马氏的地位已经稳若磐石，加之曹魏朝廷经过自曹操时代起，东征西讨，并没有经历过大的变乱，因而国家根基稳固、军力雄厚，这时如果地方上生变，只要经营得到，完全能够平息。以强制弱，以大击小，可以讲胜算非常大。但是庾亮执政的东晋王朝，历经国人内耗和胡人践踏已经非常久了，两京沦陷、国土尽失，南迁以来，还没有稳定下来，又遭遇了王敦的叛乱，国家的元气大伤，况且庾亮不能和司马昭相比——司马昭以主君的身份发号施令，众人莫不臣服，这是因为司马昭有父兄打下的基础；庾亮凭借姻亲关系从臣子的身份一跃成为掌权的第一权臣，昔日与他平起平坐的同僚们心中不见得愉快和服气，加之庾亮自执政以来，没有注意笼络人心，还做出了一些失人心的事情，因此从朝廷到地方，并不是所有人都和庾亮是一条心。庾亮对内没有稳如磐石的势力，对外不具备强大的实力，想要效仿司马昭“通过逼迫他人造反从而名正言顺地铲除他”这种办法来取得成功，可能吗？
所以，硬碰硬是不行的，即便赢了也会造成国力的极大损耗，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对苏峻“徐图之”——对其暂且容忍，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置之不理，要有这样的度量，这是政治智慧，是为了防止激怒苏峻而导致变乱的发生。还应当凭借外戚的尊贵身份，用谦虚的口吻修书与苏峻致礼问候，表达对其旧日功勋的认可与感激之情，表达朝廷甚至是他庾亮个人的倚重和信任之意，倾心结交，封官许愿，这就是对苏峻的安抚和拉拢，必定能够令其感到欢悦，即便有反心，也会陷于犹豫当中，这就是利用私人之间的恩德交情，化解国家的危机。即便苏峻最终并不买帐，朝廷也已经尽可能地延缓了其反叛的时间，做好了充足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