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各种金融创新来说，通过模式、运营、技术手段提高效率，开拓新的市场是攻，控制风险、保证资金的安全是守。在金融创新的闭环中，催收的重要性不仅在于能为金融创新中的未知风险“挡刀回血”，甚至可以说是这一批金融创新企业的重要核心竞争力。
根据人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国不良资产的规模概有三万亿，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约2.2万亿，P2P现金贷约3000亿，消费金融小贷公司约5000亿——而这个规模，仅仅是官方统计浮出水面的，还有众多未持牌或以“民间借贷”等方式的存在未被统计，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冰山一角。
据了解的另一组数据，中国约有800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催收行业从业人员约20-30万”。目前我国拥有4000多家业务涉及催收的公司，网络催收企业近400个，催收项目近百万个，产业链涵盖传统催收、不良处置撮合、法律咨询等不同节点。
在金融科技的浪潮中，处于底层的“催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前台，人们感受到的是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投顾等酷炫概念，而在后台，催收仍是这个行业最后一个劳动密集型业务，相伴的高利贷、暴力催收的话题，在互联网的放大下，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影响，而这个这个传统而古老的产业，也到了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这是一片价值万亿的蓝海，在充满诱惑的同时也充满着各种阴影和陷阱。
催收1.0：与银行信用卡“跑马圈地”共同成长的岁月
在中国的金融业，面向个人信用借贷的催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0时代是2003年到2013年，以银联的成立和信用卡的普及为标志，开始出现为之服务的催收公司；2.0时代是2013年到2017年，伴随金融科技的发展，P2P、消费金融、现金贷的火爆，催收公司接单量剧增；而2017年之后，随着一系列针对催收监管文件的发布，监管、合规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中国，针对个人的小额消费信贷业务，可以追溯到1985年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各银行的业务均在高度垄断和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不仅当时仅能在大型商场等少数地方刷卡消费，而且商场会有一个纸质黑名单记录本，手工逐人核查后，才能确认刷卡消费。
直到2002年银联的成立将此前各家银行的信用卡聚合起来，让信用卡有了跨银行、跨地区使用的条件；而同年工行牡丹信用卡中心的成立则标志着信用卡业务以事业部形式独立核算运营的开端，随后的2003年，也被称之为“中国信用卡元年”。
此时的信用卡目标客户主要针对高端人群：2003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为300万张，不少银行设立了苛刻的条件，仅企业主、高管及高收入人群才能核卡申请成功，此时的客户可以用“非富即贵”来形容，逾期也是少而又少。此时的催收员大多以“客户助理”的身份存在，在与逾期客户沟通时也是小心翼翼礼貌有加，唯恐惹恼了大客户。
2006年，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上线运行，为信用卡业务的大规模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国民消费观念也发生着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卡量的剧增：2007年银联信用卡发卡量超过4000万张，2008、2009年发卡量超过5000万张，到2009年底，累积信用卡发卡量达到18555.56万张。
一方面是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不断降低发卡门槛，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环境恶化、坏账率增高，到2009年，信用卡逾期的问题逐步开始暴露出来。根据央行发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74.28 亿元，而在年初的第一季度末，这一数字为49.70亿元，半年内增长了将近50%；对此，“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第四季度加大了信用卡逾期贷款催收力度，强化了信用卡风险管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卡坏账风险。”
这里的“加强逾期贷款催收力度”，指的就是外包催收公司的参与。银行的一般做法是，对于3个月之内（M0-M2）的逾期贷款通过银行内催方式进行催收，3个月以上（M3）以上的贷款委外催收，包括一些逾期60天内、但信用卡中心内催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难处理、有问题或发现跑路失联的客户委托给专门从事催收行业的公司进行催缴。
中国的催收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料中就有记载在战国时期，“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派人催收欠收导致无法正常还款，“得息钱十万”的记录，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和分工的进一步明细，体系化、系统化的公司运作模式，当中以2000年，总部位于香港的高柏（亚洲）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中国为标志，2005年，另一家主营信用卡而另一股“民间讨债”的力量，也从中得到不少借鉴
根据人行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7）》，中国不良资产的规模概有三万亿，其中银行业金融机构约2.2万亿，P2P现金贷约3000亿，消费金融小贷公司约5000亿——而这个规模，仅仅是官方统计浮出水面的，还有众多未持牌或以“民间借贷”等方式的存在未被统计，我们看到的可能是冰山一角。
据了解的另一组数据，中国约有800万金融从业人员，“其中催收行业从业人员约20-30万”。目前我国拥有4000多家业务涉及催收的公司，网络催收企业近400个，催收项目近百万个，产业链涵盖传统催收、不良处置撮合、法律咨询等不同节点。
在金融科技的浪潮中，处于底层的“催收”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在前台，人们感受到的是大数据、云计算、智能投顾等酷炫概念，而在后台，催收仍是这个行业最后一个劳动密集型业务，相伴的高利贷、暴力催收的话题，在互联网的放大下，产生着巨大的社会影响，而这个这个传统而古老的产业，也到了需要做出改变的时候。
这是一片价值万亿的蓝海，在充满诱惑的同时也充满着各种阴影和陷阱。
催收1.0：与银行信用卡“跑马圈地”共同成长的岁月
在中国的金融业，面向个人信用借贷的催收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1.0时代是2003年到2013年，以银联的成立和信用卡的普及为标志，开始出现为之服务的催收公司；2.0时代是2013年到2017年，伴随金融科技的发展，P2P、消费金融、现金贷的火爆，催收公司接单量剧增；而2017年之后，随着一系列针对催收监管文件的发布，监管、合规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
中国，针对个人的小额消费信贷业务，可以追溯到1985年第一张信用卡的诞生——但在此后很长时间内，各银行的业务均在高度垄断和封闭的状态下运行，不仅当时仅能在大型商场等少数地方刷卡消费，而且商场会有一个纸质黑名单记录本，手工逐人核查后，才能确认刷卡消费。
直到2002年银联的成立将此前各家银行的信用卡聚合起来，让信用卡有了跨银行、跨地区使用的条件；而同年工行牡丹信用卡中心的成立则标志着信用卡业务以事业部形式独立核算运营的开端，随后的2003年，也被称之为“中国信用卡元年”。
此时的信用卡目标客户主要针对高端人群：2003年，中国信用卡发卡量为300万张，不少银行设立了苛刻的条件，仅企业主、高管及高收入人群才能核卡申请成功，此时的客户可以用“非富即贵”来形容，逾期也是少而又少。此时的催收员大多以“客户助理”的身份存在，在与逾期客户沟通时也是小心翼翼礼貌有加，唯恐惹恼了大客户。
2006年，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上线运行，为信用卡业务的大规模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国民消费观念也发生着深刻变化。随之而来的则是发卡量的剧增：2007年银联信用卡发卡量超过4000万张，2008、2009年发卡量超过5000万张，到2009年底，累积信用卡发卡量达到18555.56万张。
一方面是银行为了抢占市场份额，不断降低发卡门槛，一方面由于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大环境恶化、坏账率增高，到2009年，信用卡逾期的问题逐步开始暴露出来。根据央行发布的《2009年第三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74.28 亿元，而在年初的第一季度末，这一数字为49.70亿元，半年内增长了将近50%；对此，“部分银行业金融机构在第四季度加大了信用卡逾期贷款催收力度，强化了信用卡风险管理，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信用卡坏账风险。”
这里的“加强逾期贷款催收力度”，指的就是外包催收公司的参与。银行的一般做法是，对于3个月之内（M0-M2）的逾期贷款通过银行内催方式进行催收，3个月以上（M3）以上的贷款委外催收，包括一些逾期60天内、但信用卡中心内催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难处理、有问题或发现跑路失联的客户委托给专门从事催收行业的公司进行催缴。
中国的催收行业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史料中就有记载在战国时期，“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派人催收欠收导致无法正常还款，“得息钱十万”的记录，到20世纪90年代末，随着商业化的发展和分工的进一步明细，体系化、系统化的公司运作模式，当中以2000年，总部位于香港的高柏（亚洲）资产管理公司进入中国为标志，2005年，另一家主营信用卡而另一股“民间讨债”的力量，也从中得到不少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