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承歌 成瑶
再次见到徐承歌，距离那件事发生已是两月有余。
两月多没回家的我接到老成同志的电话，说母亲上课时不小心在讲台上崴了脚，现在走也不能走站也不能站，脚脖子肿的跟个面包似的，叫我开车回来带她拍个片子。
我火急火燎地请了半天假，又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跑出单位，开车回到那个两个多月没有踏足的家。
一开门，老成口中光荣负伤的母亲同志身姿矫健地在厨房忙上忙下，看到我回来，连忙向大喊:“老成！快出来！瑶瑶回来了！”
老成同志连忙从书房走出来，鼻梁上新配的老花镜都没来得及摘。
“你说的，脚崴了？”我眯眼看着一脸不知是喜色还是忧色的父亲，向厨房偏了偏头。
“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在讲台上磕了一下……”
“走也不能走，站也不能站？”
“唉，这不是看你这么久不回来没办法嘛。”老成同志摘下老花镜，右手揉着太阳穴，作头痛状。
看着父亲脸上新增的褶子，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我随手把提包搁在一旁的沙发上，找到我平时觉得舒适的那块坐垫坐下。
“我不是说了最近接了个大项目忙吗，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
“去你家给你打扫个卫生你都不让……”
我无奈道:“我家挺干净的，收拾的特别好，完全不需要您操心，真的。”
“小徐去给你收拾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似乎是看到我的脸唰地黑了下去，老成小心翼翼地向对门的方向使了个眼色，悄悄向我做口型:“吵架了？”
“没有。”我懒洋洋地回答。
“唉呀，原本以为你们从小青梅竹马有戏的，结果没想到呀没想到，居然是郎无情妾无意，我女儿要学历有学历要工作有工作要相貌有相貌，究竟是哪点不好？”
老成这机关枪似的一连串吹捧快把我绕晕了，我心不在焉地接上:“哪儿都不好”。
其实用“青梅竹马”来形容我和徐承歌二十九年的孽缘还不够贴切，“指腹为婚”一词更为合适。
老成同志和隔壁老徐同志不仅是同事，而且是高中校友，虽然一个教高数一个教语文相差的十万八千里，这并不影响二人跨领域的友谊，于是便相约定了娃娃亲，虽然现在看来是开玩笑的。
徐承歌比我小整整十天，我刚好是圣诞节的生日，而他则是一月五号，所以以前我总是调侃他比我小了一年。
大概是家里基因不错，我们两个都上学早，有幸住一栋楼，上一个学校，在一个年级，却无幸分到一个班，从幼儿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徐承歌同班过了。
不过也幸好没有和他同班过，我悻悻想。
说来，妈妈做的菜的确是好久没吃过了，我对妈妈的负伤表示了慰问，又对着她的手艺吹捧了一阵，确保她心情还不错，我不会有边吃饭边被训话的可能，才开始放心地大快朵颐。
就在这时，噩梦一样的声音响起了。
我听见楼道里传来的熟悉的脚步声，不轻不沉，连贯而匀称地用前脚掌着地，被我多次嘲笑过挡路的属于徐承歌的上楼方式。
连着上了最后的九级楼梯之后，是熟悉的敲门声。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徐承歌的左手中指的第二个关节是如何扣响在老式红漆木门上，依旧是不轻不重，间隔匀称的三下。
有时候我真的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被彼此的父母交换过，明显他比我更像是数学老师的孩子。
我也无心慢慢享用我的午餐，陪着父母多少吃了些，聊了聊他们在学校里的事，听他们槽现在的大学生，槽其他老师，槽校长，上天入地，无所不槽。
我估摸着徐承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来，遂解除了警报，安安心心地收拾了桌子洗完了碗筷才告辞。
我一边应付着父母对我急匆匆就要走的埋怨，一边拉开了沉重的木门。
再次见到徐承歌，距离那件事发生已是两月有余。
两月多没回家的我接到老成同志的电话，说母亲上课时不小心在讲台上崴了脚，现在走也不能走站也不能站，脚脖子肿的跟个面包似的，叫我开车回来带她拍个片子。
我火急火燎地请了半天假，又火急火燎地收拾东西跑出单位，开车回到那个两个多月没有踏足的家。
一开门，老成口中光荣负伤的母亲同志身姿矫健地在厨房忙上忙下，看到我回来，连忙向大喊:“老成！快出来！瑶瑶回来了！”
老成同志连忙从书房走出来，鼻梁上新配的老花镜都没来得及摘。
“你说的，脚崴了？”我眯眼看着一脸不知是喜色还是忧色的父亲，向厨房偏了偏头。
“上课的时候一不小心在讲台上磕了一下……”
“走也不能走，站也不能站？”
“唉，这不是看你这么久不回来没办法嘛。”老成同志摘下老花镜，右手揉着太阳穴，作头痛状。
看着父亲脸上新增的褶子，我一下子就心软了。
我随手把提包搁在一旁的沙发上，找到我平时觉得舒适的那块坐垫坐下。
“我不是说了最近接了个大项目忙吗，等忙完这一阵就好了。”
“去你家给你打扫个卫生你都不让……”
我无奈道:“我家挺干净的，收拾的特别好，完全不需要您操心，真的。”
“小徐去给你收拾的？”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似乎是看到我的脸唰地黑了下去，老成小心翼翼地向对门的方向使了个眼色，悄悄向我做口型:“吵架了？”
“没有。”我懒洋洋地回答。
“唉呀，原本以为你们从小青梅竹马有戏的，结果没想到呀没想到，居然是郎无情妾无意，我女儿要学历有学历要工作有工作要相貌有相貌，究竟是哪点不好？”
老成这机关枪似的一连串吹捧快把我绕晕了，我心不在焉地接上:“哪儿都不好”。
其实用“青梅竹马”来形容我和徐承歌二十九年的孽缘还不够贴切，“指腹为婚”一词更为合适。
老成同志和隔壁老徐同志不仅是同事，而且是高中校友，虽然一个教高数一个教语文相差的十万八千里，这并不影响二人跨领域的友谊，于是便相约定了娃娃亲，虽然现在看来是开玩笑的。
徐承歌比我小整整十天，我刚好是圣诞节的生日，而他则是一月五号，所以以前我总是调侃他比我小了一年。
大概是家里基因不错，我们两个都上学早，有幸住一栋楼，上一个学校，在一个年级，却无幸分到一个班，从幼儿园之后，我就再也没有和徐承歌同班过了。
不过也幸好没有和他同班过，我悻悻想。
说来，妈妈做的菜的确是好久没吃过了，我对妈妈的负伤表示了慰问，又对着她的手艺吹捧了一阵，确保她心情还不错，我不会有边吃饭边被训话的可能，才开始放心地大快朵颐。
就在这时，噩梦一样的声音响起了。
我听见楼道里传来的熟悉的脚步声，不轻不沉，连贯而匀称地用前脚掌着地，被我多次嘲笑过挡路的属于徐承歌的上楼方式。
连着上了最后的九级楼梯之后，是熟悉的敲门声。我闭着眼睛都能想到徐承歌的左手中指的第二个关节是如何扣响在老式红漆木门上，依旧是不轻不重，间隔匀称的三下。
有时候我真的都怀疑我们是不是被彼此的父母交换过，明显他比我更像是数学老师的孩子。
我也无心慢慢享用我的午餐，陪着父母多少吃了些，聊了聊他们在学校里的事，听他们槽现在的大学生，槽其他老师，槽校长，上天入地，无所不槽。
我估摸着徐承歌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出来，遂解除了警报，安安心心地收拾了桌子洗完了碗筷才告辞。
我一边应付着父母对我急匆匆就要走的埋怨，一边拉开了沉重的木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