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秦至唐时期的君臣礼仪
中国古代君臣之礼的变化，主要是在秦朝以后，已称皇帝的君主在礼制方面提高与维护其至尊的身份地位，礼敬大臣的仪制与行为减少，君尊臣卑的纲常由此强化。秦统一后，建立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度，君主称皇帝，君臣之礼方面突出了强化皇权与提高皇帝尊威，先秦时期君主礼敬大臣而卑己尊臣的礼仪，当然有损皇帝至尊身份，因而从礼制中取消，皇帝只向极个别的大臣主要是自己的授业师及“三老五更”行礼，所以在朝仪及其他场合中已见不到像先秦时期的君主那样，向诸侯、卿大夫、士等各级臣属先施以揖礼、跪拜臣下的场面了。此后，只有那至尊的皇帝在朝仪上心安理得地接受百官的跪拜。
汉代，最高级的官员为三公：即丞相(东汉称司徒)、太尉、御史大夫（东汉称司空)，皇帝对他们的礼敬仪节有“兴”，是以起立作为对他们进见的迎接礼，或对其叩拜的还礼，相比先秦时期君主的向臣下行揖礼、空首礼要怠慢多了，不需向臣下俯身作揖或叩首，无伤皇帝至尊身份，因而尚作为礼仪制度保留。例如汉代元旦朝贺之仪，其制为: 三公上殿后面向皇帝座位，赞礼之太常就高声唱喝:“皇帝为君兴”，即皇帝起立对三公的礼贺表示敬谢之意。三公于是跪伏，然后皇帝坐下。皇帝册、授王、公爵、职时，王、公拜谢，皇帝也以起立作答礼。

、宋以后君臣之礼的变化
宋以后，君臣之礼变化的重要表现，就是皇帝大力维护自身至尊威严，同时大臣的身份地位在礼制方面越来越受贬抑，文武大员地位身份因此降低，君臣等级的差距向天壤之别发展，君臣间宜师宜友的人际关系再也无法重现了。
这种显著变化，主要表现在举止性礼节方面。清人康有为对这一变化描述说:“汉制，皇帝为丞相起，晋、六朝及唐，君臣皆坐。唯宋乃立，元乃跪，后世从之。” (康有为《康有为遗稿》下卷《拟免跪拜诏》)，这里说的就是古代中国君臣共同议政的场合中礼节变化的大概情况：唐以前是臣与君共坐，到了宋朝，皇帝仍坐，大臣则由坐改为站立。元朝进一步发展为臣下跪着向坐着的皇帝察复，明清沿袭而不改。
　　

每次看到中国这些礼仪都毛骨悚然这算是中国特色吧！

由明朝开始，由于尊君卑臣的强化，君主对臣下已表现为非礼对待的地步，其突出体现，便是明代对大臣们的“廷杖”—堂堂大臣在皇宫大殿上被扒了裤子打屁股。《明史》总结: “廷杖之刑，亦自太祖始矣……而殿陛行杖习为故事矣。……公卿之辱，前此未有。” 据明史专家吴晗先生说，廷杖“始于元代，元代中书省长官也有在殿廷被杖的记载。朱元璋较元代实行得更普遍、更厉害，无论多大的官员，只要皇帝一不高兴，立刻就把他拖下去痛打一顿，打完了再拖上来，打死了就抛下去完事。”(见《明代特务政治》)正德、嘉靖时的两次大廷杖，谏止正德南巡廷杖146人，死者11 人；嘉靖争大礼，廷仗134人，死者16人，规模浩大，旷古未有。清代的皇帝也有鞭打官员，板责皇子的老师的事。堂堂朝廷命官们甚至皇子之师竟遭杖责，简直是斯文扫地，也可见当时臣僚身份地位降低的程度。

清朝继承明制，皇帝与大臣议政，或是御门听政，或是便殿召对，都是臣向君跪，大臣持本章至本案前跪放，起立归班“入班首，跪，口奏某事几件”。内阁大学士、学士也是“依班次跪”，皇帝降旨宣答，“大学士等承旨讫，兴，由东阶降”。御门听政，大臣们是跪在硬地上，而且“动辄逾刻”，甚至一跪就跪上几个小时，年迈大臣实在不堪其苦。乾隆五年严冬清高宗御门听政时才萌生了点恻隐之心，为此降谕给在砖地上向其长跪的一品高官宰辅级的大学士、年老大臣加个跪垫，在乾隆看来，已算是对他们的特别优待了。此时的皇帝，与汉代对三公宰辅起立相迎的皇帝相比，在礼待大臣的观念上已有天壤之别！
　　

便殿召对，多是在皇帝的寝宫室内，为高级官员设有跪垫，其实跪在垫上时间长了也受不了，所以有大臣在召见时，在膝间以厚棉裹起来做个垫子。至召对完毕，皇帝令其退出，大臣才能站起来，退后几步，再下跪口祝圣安，然后退出，即所谓“跪安”也。御座之下，天威咫尺，长时间毕恭毕敬地跪，没有顽强坚韧的毅力及一定体力是坚持不了的。乾隆朝的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于义，在年已七十余时奏事养心殿，因跪的时间太久，站起时踩到自己衣服角，一下摔倒在高高的御座下，因身体肥胖年纪太老，这位七十多岁的正一品宰辅高官就此跌死在乾隆脚下，不知算不算因公殉职？
同是君坐臣跪，明清两代从细节上看又不一样。明代君臣议事时，只有奏事者跪，其他人站立，且跪奏者奏事完毕，皇帝即命其起立。清代则不然，御门听政时，轮到某班奏事，该班官员要全邵一起跪下。便殿召对，则所有大臣都要跪在皇帝脚下。康熙以后，召对大臣时间久了，也会赐垫于大臣坐，但是慑于皇帝威严与森严的君臣之礼，实际大臣们并不敢坐，所谓得“赐垫坐”者，最多不过是跪在垫上。受优礼的，是各机构的最高级官员，因而被赐坐—跪在垫上。至于正二品的侍郎及以下员，则连跪在垫上的资格都没有。
皇帝既然要求臣下在其面前站立、跪伏，体现他的至尊威严，向臣下屈尊施礼的事就不可能了，所以，汉唐时期仅存的皇帝向业师、三老五更跪拜的古礼，也在宋代以后被取消。
我们看看宋朝的三老五更之礼可以发现几个特点:
1.皇帝不出迎三老、五更，而由太常寺博士排皇帝安坐等候。
2.皇帝不向三老、五更施礼，而是三老、五更来至御座前，先.向皇帝行揖礼“皇帝为兴”，只是以站起来作还礼。
3.席间，皇帝也不为三老割肉、执酱，而由尚食官代行。
4.皇帝也不送出，而是三老、五更至御座前行揖礼告别。
可见宋代，礼敬三老五更的仪节大量省略了，皇帝再也不需要向别人礼拜了。元明以后干脆取消了这一礼仪。至清朝中期，就是那位让年迈大臣在其座下因跪的太久而跌死的乾隆皇帝，一度心血来潮，打算行三老五更之礼，然而大学士张廷玉婉言劝止，说是这种古礼“臣下谁敢受之?!”
在君臣称谓之礼方面，皇帝对臣下礼敬的现象也大为减少，如君对臣之称字就已不多见，至于“赞拜不名”，大臣得此礼遇者更为罕见，就连明万历时身为宰辅兼皇帝之师的张居正也未被赐予这种荣誉。明代皇帝对大臣已是直指其名，清代皇帝的“上谕”、对臣下奏折的“朱批”所保留下的称谓看，清帝对臣下也直呼其名，或以“尔”、“汝”称之，宰辅之臣大学士从来也无人敢像南梁蔡撙那样对此表示不满。 　　

宋以后的宰相，包括无宰相之名的大学士、军机大臣，其身份地位和权势都已不能与汉魏之时位极人臣的宰相同日而语。明代虽有严嵩、张居正等权臣，但他们并非如以前依宰相制所当然具有之权，本质上说他们不过是皇帝的秘书，所以他们之有权，是在皇帝荒政、昏庸的情况下代行了一部分皇权。清代皇帝勤政、乾纲独揽，宰辅之臣就权力轻微，碌碌无为。明代的宰辅如张居正等人，尽管也曾权力炙手可热，只不过是个别的暂时现象。因为他们的地位身份已相对卑下，因而无一不在低级官员的弹劾下，被皇帝轻易铲除。明崇祯朝17年中，被皇帝换掉的宰辅之臣大学士竟有43人，平均两年5人，其中23人为罢免；七卿即六部长官尚书、都察院都御史，被撤换52人，平均一年3人，其中27人是罢免，21人以罪削职，以罪削者多下狱、处死或充军（据《明史》卷100《宰辅年表二》、卷112 《七卿年表二》统计）。这就是说这些高级官僚身份地位相对低下，已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抗皇权了。
君尊臣卑的强化，使臣下每天生活在恐惧中，不敢主动大胆地匡正君主过失，从而削弱臣僚的辅政作用。明清时期皇帝的威严已被抬高到绝对至尊的地步，卑视臣下，君主容不得臣下对其尊严的丝毫损伤，包括直言谏净，甚至以残酷的非礼手段如廷杖对谏净之臣进行严惩，君主的错误施政与行为已无法得到官僚系统的纠正，而曲从、讨好君主，不顾是非的奸臣，则往往因此得势，借此营私，打击正直的大臣，从而导致朝政的腐败。
君主礼敬大臣的仪制被逐步取消，在礼节上不断卑抑臣下的过程，反映出君尊臣卑纲常的不断强化，君臣之间等级差距加大并森严化。宋太祖要求臣下站立地下，自己高坐椅上，就是借此而造成君臣之间的高下之分，以尊君、卑臣。朝堂之上，对宰辅之臣不让坐的“非礼”之举，更属一种有意贬斥臣下的行为。明初强化君主专制，强调大臣跪拜君主的礼仪，就是要将臣僚变为臣仆。到了清朝，明代君主专制体制的延续，又融人满族君臣之礼的旧俗，进一步发展为奏事之臣的全部列跪。这时的君臣礼仪已是一种加强专制君权的手段。
话又说回来，有皇帝的专制主义的存在和加强，大臣变成臣仆或奴才是必然趋势。考证“臣”字的本来意义；臣，上古就是指男**隶。《尚书.费誓》：“臣妾逋逃。役人贱者，男曰臣，女曰妾。”还有《礼记.少仪》所载：“臣，征伐所获民虏也。”据近人研究，甲骨文中的“工”、“奴”、“奚”、“臣”、“妾”等，也都是指奴隶。由此看来，大臣们由先秦到清朝，完成了一个语言学上名致实归的大循环。本来就是这么回事：想做皇帝座下的大臣，就先得有做奴才的觉悟。

1、先秦的君主之礼
上古先秦的礼仪繁褥，所记述的经典史料文字古朴，十分艰涩难懂，现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参考后世经学家们的注疏进行解释。
古代君臣之间的礼节，可分为两种形式:
一是举止性礼节，主要是站立礼与跪拜礼;二是称谓之礼。
先说举止性礼节：
先秦时期，君臣之间的举止性礼节，不仅仅是臣下向君主施行，而且君主也有向臣下施用仪制。站立礼中，君主向臣下所施行的主要是“揖礼”，即后世所说的“作揖”。据《周礼》载，周王召见诸侯之时，向其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庶姓诸侯，施以“推手小下之”也即合手前推再稍往下动的“土揖”礼。向有姻亲关系的异姓诸侯，施以合手平推的“时揖”礼。向同姓诸侯，施以合手前推再稍向上举的“天揖”礼。
周王与自己的直属臣下在朝仪之时的礼节，《周礼.夏官》记载：“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还，揖门左、门右。”
上古人写文章惜墨如金，如果没有注释，估计现在没几人能看懂这里在说什么意思。这条记载，郑玄的《注》、唐朝贾公彦的《疏》、清朝孙贻让的《正义》，皆认为是描述周王向臣下行揖礼各定班位的场景。孙贻让说得比较具体:“此朝仪，……孤、卿、大夫皆未就位，王揖之，乃各就本位。士则亦先立在位，待王揖与彼” （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大致意思是：
对孤、卿，一一行揖礼;对大夫，因其同爵者多，且分等，故以对众而行的旅揖分等而揖之:对士,因士分上中下三等，所以分三次行揖礼。所谓“王还，揖门左、门右”，是王回首而对侍从之故士、虎士、太仆辈们行揖礼，因王御朝之时，这些人在王的身后两旁门左门右，王向左右作揖完后还得向后左右作揖,所谓“王既出，(背)负屏，揖卿、大夫讫，乃还，面微向后而揖门左右。”〔孙贻让《周礼正义》卷59〕
以上所述，周王天子无论是对诸侯，还是对孤、卿、大夫、士乃至更低级的故士、虎士、大仆等行揖礼，都属于君臣之礼的范畴，而且是君向臣先施礼,还得是向大臣部下一一行礼，而大伙只要对周王行一次礼就行了。可以看出这时的朝堂上最忙的人就是君主了,后世君主高居宝座巍然不动的景象，周王们大约是做梦也没想到的。
再看跪拜礼。先秦时的人席地而坐，正规的坐姿，是双膝跪席，臀部压在脚后跟（呵呵，日本人就是这样坐的）对同坐的对方表示敬意，则臀部抬起离开双脚，上身挺直。若再施以手或头、上身的其他动作，则形成各种形式的跪拜礼，如所谓稽首、顿首、空首什么的。《说文解字.手部》段玉裁的注:“凡不跪不为拜”，所以史籍中提到具体的“拜”礼，就是指的这种跪拜礼。先秦时期，无论是礼制，还是史事，都有君向臣“ 拜”--也即行跪拜礼的记录。没错，就是君主向臣下跪拜。
据《礼记.曲礼下》记述:“大夫见于国君，国君拜其辱……同国始相见，主人拜其辱。”这段话所涉及的君主行礼有两方面，一是国君对别国来的大夫行拜礼。二是对“同国”即本国始任为大夫者行拜礼。“拜其辱”之“辱”，按经学家解释是谦指对方的屈下来见，所以“拜其辱”便是行拜礼以欢迎对方的来见,君主以跪拜礼对初任大夫的臣下表示敬意与拜托。《战国策.秦策三》记载秦昭王恳请范睢帮他，也是“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唯应允而向秦王“再拜”，“秦王亦再拜”，并对范雌说:“昔者齐公得管仲时以为仲父，今吾得子亦以为父！”对范雌待以极高礼遇。

君对臣还礼的跪拜礼是“空首”，所谓:“空首拜者，君答臣下拜”，动作是两手拱地.叩头至手而不触地，故名空首。君主还跪拜礼的次数是一拜，所谓奇拜是也。《仪礼.士相见礼》亦载:“始见于君，……士大夫则莫挚，再拜稽首，君答壹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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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大萌官员权力最大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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