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河北区民权门附近有一片居民区叫“王串场”现在高楼林立、道路畅通、车流如潮、商店鳞次栉比。它原名叫王串场工人新村，北起金钟河大街，南至真理道，东面红星路，西到王串场一号路，现在逐年扩大，面积已是原来的几倍。
该地段原是一片农田和荒野，地旷人稀。1730年以前属武清县管辖，1730年（清雍正八年）划属天津县。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末期，开始有人在那一带的东北方向居住，后来住户越来越集中，渐渐形成村落。当时有个姓王的人家，全家由南方来，这家的主人绰号叫“串子”，他们在那里购买了一些田地，建打谷场，每年夏秋收获季节，附近农民大都租用他的打谷场晾晒和收打谷物，人们便把王串子打谷场叫“王串子场”。天津人在方言中，特别容易吞音，这个“王串子场”叫来叫去，就成了“王串场”了。几经沧桑，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附近一带的地名。
到了民国初年，王串子第几代后人又重新迁居，重返南方故土，临走之前，把祖宗王串子留下的田地和打谷场卖给了当地一个叫张俊川的富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化治安，加强对天津人民的统治，于1940年把王串场村分成几大块，张家胡同，崔家胡同，黄家胡同等
老王串场从东到西约半公里，宽几十米。建在金钟河堤坡上。分为崔家胡同、张家胡同、赵家胡同、黄家胡同。几百户人家大都住在几条胡同的大杂院里，一间屋子半间炕，门口盖个小炉房。村子中间只有一个水龙头供全村用水。一位姓张的残疾人负责卖水，他坐在小房子里面，备有好多木制的大小水桶和扁担。有人挑水他给开水龙头，一分钱两大桶或四小桶。那时家家备有水缸。他性格开朗、擅长讲故事，每逢闲暇时光人们都到他那坐会，“座上客常满”，很多小孩都爱听他讲绘声绘色的故事。他虽腿残但身体强壮，声如宏钟、膀大腰圆，环眼钢须，活像三国中的猛张飞。有一拿“唤子”的老乔师傅，每次给他剃头，非常发怵，他钢丝般的胡须与头发剃一次就得磨刀。那时还有水铺，一、二分钱打一壶开水倒也方便。俏皮话说；水铺的锅盖两拿着。
那时工人每月几十元工资，养活了一大家子。每个人生活费八元钱，再困难的可申请补助。很多家为了计划开支，买盒火柴、碱面都要记账。有时还接不上开支，得向邻居借钱度日，等开支再还邻居。村中有一小商店，卖些烟酒杂品。我看到“二印”工人在店里喝二两酒、买盒烟都欠账，告之；“关钱给”。人们为了节省开支十五瓦灯泡都嫌费电，买个带变压器的五瓦泄力灯，为了省煤把煤球炉膛套的极小，（煤球1.4元一百斤）烟囱买和茶杯粗细二寸的。衣服是大孩子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俗语说；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大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孩子衣服自己做，很少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为了买大件商品，如自行车、立柜等，主妇们在一起商议“打会”（大家组织起来每人每月出十元钱，先让组织者“会头”用第一个月，然后用抓阄的办法排顺序用。那时居民家中没有家用电器，少数人家有个电子管收音机就不错了。学生为了听儿童节目，学习小组就设在他家。
谁家要是孩子结婚，邻居凑钱买块帐子或镜子、暖壶、脸盆、花瓶等，每人花个块八毛的就行了，单位工友花一元钱随礼，还要到主家喝上一杯喜酒。那时酒席都在家里办，院内搭个棚子请厨师做饭，借几家邻居屋子开桌，每桌酒席才十几元，倒是热闹非凡。
老王串场南北并排有两条大道，沿金钟河堤路为上道，村南路为下道。由于金钟河废弃、第二印染厂扩张、百姓盖房挤占变为胡同而断交。下道于59年左右由炉渣土路修成水泥路面的金钟河大街，交通大为改观。民权门的城防河填平、碉堡拆除，现在红星路就是天津防线的前身。
五十年代，天津市人口逐年增多，工人到了结婚年龄享受福利分房待遇。1957年前在老王串场金钟路以南建立了王串场工人新村。以段划分为十五段至二十六段。一排一排的红砖宿舍整齐划一，十几家一个院，每家一室一厨，两边设有院门，院外街道旁几排宿舍就有一个水龙头和污水井供几十户居民使用。居民区有学校、医院、副食店、煤店、厕所、浴池、厕所等配套设施。那时我住在老王串场，到工人新村富强道小学上学。由于居住地厕所是旱厕，脏乱差，上厕所都上工人新村。那里是水泥地面，天天有人负责清扫水刷，门窗纱窗俱全，时时冲水，有洗手龙头。最使我难忘的是冬季有人专门管理火炉（那时没有暖气）怕居民挨冻。那时虽条件简陋，但真是人性化管理。街道的路面都用红砖立着铺成人字形，非常好看。路边种着白杨，每逢夏季人们在树下乘凉、洗衣、下棋、打牌也非常惬意。段与段之间红砖马路比较宽阔，道路两边有排水沟，上盖水泥板，为人行边道。干道上也通行了公共汽车（烧木炭的）。新村由于地势低洼，一下大雨排水不畅，就成水乡泽国。水深过漆，院门、屋门打埝，向外掏水。老人小孩站在床上，家具都被水淹…….
图：清末王串场常关分局
该地段原是一片农田和荒野，地旷人稀。1730年以前属武清县管辖，1730年（清雍正八年）划属天津县。乾隆年间（1736--1795年）末期，开始有人在那一带的东北方向居住，后来住户越来越集中，渐渐形成村落。当时有个姓王的人家，全家由南方来，这家的主人绰号叫“串子”，他们在那里购买了一些田地，建打谷场，每年夏秋收获季节，附近农民大都租用他的打谷场晾晒和收打谷物，人们便把王串子打谷场叫“王串子场”。天津人在方言中，特别容易吞音，这个“王串子场”叫来叫去，就成了“王串场”了。几经沧桑，后来逐渐演变成为附近一带的地名。
到了民国初年，王串子第几代后人又重新迁居，重返南方故土，临走之前，把祖宗王串子留下的田地和打谷场卖给了当地一个叫张俊川的富户。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强化治安，加强对天津人民的统治，于1940年把王串场村分成几大块，张家胡同，崔家胡同，黄家胡同等
老王串场从东到西约半公里，宽几十米。建在金钟河堤坡上。分为崔家胡同、张家胡同、赵家胡同、黄家胡同。几百户人家大都住在几条胡同的大杂院里，一间屋子半间炕，门口盖个小炉房。村子中间只有一个水龙头供全村用水。一位姓张的残疾人负责卖水，他坐在小房子里面，备有好多木制的大小水桶和扁担。有人挑水他给开水龙头，一分钱两大桶或四小桶。那时家家备有水缸。他性格开朗、擅长讲故事，每逢闲暇时光人们都到他那坐会，“座上客常满”，很多小孩都爱听他讲绘声绘色的故事。他虽腿残但身体强壮，声如宏钟、膀大腰圆，环眼钢须，活像三国中的猛张飞。有一拿“唤子”的老乔师傅，每次给他剃头，非常发怵，他钢丝般的胡须与头发剃一次就得磨刀。那时还有水铺，一、二分钱打一壶开水倒也方便。俏皮话说；水铺的锅盖两拿着。
那时工人每月几十元工资，养活了一大家子。每个人生活费八元钱，再困难的可申请补助。很多家为了计划开支，买盒火柴、碱面都要记账。有时还接不上开支，得向邻居借钱度日，等开支再还邻居。村中有一小商店，卖些烟酒杂品。我看到“二印”工人在店里喝二两酒、买盒烟都欠账，告之；“关钱给”。人们为了节省开支十五瓦灯泡都嫌费电，买个带变压器的五瓦泄力灯，为了省煤把煤球炉膛套的极小，（煤球1.4元一百斤）烟囱买和茶杯粗细二寸的。衣服是大孩子穿小了给老二，老二穿小了给老三。俗语说；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大人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孩子衣服自己做，很少买，日子过得非常艰难。 为了买大件商品，如自行车、立柜等，主妇们在一起商议“打会”（大家组织起来每人每月出十元钱，先让组织者“会头”用第一个月，然后用抓阄的办法排顺序用。那时居民家中没有家用电器，少数人家有个电子管收音机就不错了。学生为了听儿童节目，学习小组就设在他家。
谁家要是孩子结婚，邻居凑钱买块帐子或镜子、暖壶、脸盆、花瓶等，每人花个块八毛的就行了，单位工友花一元钱随礼，还要到主家喝上一杯喜酒。那时酒席都在家里办，院内搭个棚子请厨师做饭，借几家邻居屋子开桌，每桌酒席才十几元，倒是热闹非凡。
老王串场南北并排有两条大道，沿金钟河堤路为上道，村南路为下道。由于金钟河废弃、第二印染厂扩张、百姓盖房挤占变为胡同而断交。下道于59年左右由炉渣土路修成水泥路面的金钟河大街，交通大为改观。民权门的城防河填平、碉堡拆除，现在红星路就是天津防线的前身。
五十年代，天津市人口逐年增多，工人到了结婚年龄享受福利分房待遇。1957年前在老王串场金钟路以南建立了王串场工人新村。以段划分为十五段至二十六段。一排一排的红砖宿舍整齐划一，十几家一个院，每家一室一厨，两边设有院门，院外街道旁几排宿舍就有一个水龙头和污水井供几十户居民使用。居民区有学校、医院、副食店、煤店、厕所、浴池、厕所等配套设施。那时我住在老王串场，到工人新村富强道小学上学。由于居住地厕所是旱厕，脏乱差，上厕所都上工人新村。那里是水泥地面，天天有人负责清扫水刷，门窗纱窗俱全，时时冲水，有洗手龙头。最使我难忘的是冬季有人专门管理火炉（那时没有暖气）怕居民挨冻。那时虽条件简陋，但真是人性化管理。街道的路面都用红砖立着铺成人字形，非常好看。路边种着白杨，每逢夏季人们在树下乘凉、洗衣、下棋、打牌也非常惬意。段与段之间红砖马路比较宽阔，道路两边有排水沟，上盖水泥板，为人行边道。干道上也通行了公共汽车（烧木炭的）。新村由于地势低洼，一下大雨排水不畅，就成水乡泽国。水深过漆，院门、屋门打埝，向外掏水。老人小孩站在床上，家具都被水淹…….
图：清末王串场常关分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