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我觉得从夷陵之战以后，玄德复汉已近乎于渺茫。因此武侯的坚持也就格外悲壮，毕竟在一个谁也不认同的大环境中，坚持下来是一种壮举。武侯恐怕也觉得后辈力量不足，由此在位十一年，五伐曹魏。
战争是一种巨耗国力的行为，是凶事，不得已而为。作为发动方，最大的前提就是——国力富余，人民安居，上下一心。说白了，就是打得起，扛得住这些损耗。国内不会因此怨声载道，分崩离析。
另一个决定战争胜负的因素是时机。一个适当的时机有时胜过千军万马、良帅猛将，可以极大缩短战争历经的时间。
然而武侯时代的北伐，总是失于时机，失于先发。不由不让人觉得，在孔明心中，时间一直都是很紧迫的，他不能也无法等待，等待一个良好的时机到来。他控制下的政治集团内部也并不是上下一心，在他去世后，爆发的争权风波便印证了这一点——对于季汉的后辈将领来说，复汉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这个曾经被深深前一代将士烙印在灵魂当中的信念渐渐不再重要，他们正在重复东汉覆灭前的悲剧，眼界趋于缩小，看不见更大的格局，而是热衷于对于权力的抢夺。
季汉本来对于自己的定位是一个陷落于曹魏之手的国度，益州只是它庞大王国身躯的一个小的组成部分，是刘玄德蛰伏的落脚点。因此国内主要矛盾该是，正统王朝与曹魏伪政之间的矛盾。初代创始者刘玄德、诸葛武侯等人也正是因由这个矛盾展开自己前进的计划。然而后期的季汉社会主要矛盾却逐渐演变为广大群众的幸福生活与北伐之间的矛盾，造成伯约每次发动战争都面临着被国民乃至同袍诟病的重重阻力，由于新一代领导者对国家定位发生转变，国内主要矛盾也相应发生转移，直接导致北伐失败——一个根本不被当权者接受的目标又如何能越过其统治本身而成功呢？即使侥幸因为时机成功，后期也肯定会发生悲剧。
其实，季汉不缺优秀的将领，也不缺忠诚的大臣，它缺的是——政委。真心的，没有一个坚实的信念与共同眼界支撑，本身就发生着分裂，又如何能统一天下呢？】
以上是我深夜歪的楼

有可能，让司马师vs姜维，姜维完胜

　公元221年秋7月，蜀汉章武元年，即位不久的刘备为给关羽报仇，夺回荆州，不顾诸葛亮等大臣反对，发兵大举进攻东吴。222年，蜀军出峡与吴军相持于夷陵，猇亭一战，被吴将陆逊击败，退回蜀中。次年4月刘备病死于白帝城的永安宫。临死前将国事托付与丞相诸葛亮。后主刘禅即位，改元建兴，封武乡侯，开府治事。“政事无巨细，咸决於亮”。从此，诸葛亮成为蜀汉事实上的决策者。此时，诸葛亮42岁。当政之后，诸葛亮首先和吴国停战，再度交好，这样就解除了来自东面的威胁。“安居平五路”解决了燃眉之急。然后在国内致力发展生产，积蓄军粮。然后便开始了所谓的“连年征伐”。
　　我们先来看一下诸葛亮的《隆中对》中对得蜀之后的计划：“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可以看到诸葛亮当政之后的作法是完全按部就班来的。不过其中的“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是不可行了，因为荆州此时已经在东吴手中了，此时便只有“西和诸戎，南抚夷越，身率益州之众出於秦川”一途了。
　　“外结好孙权，内脩政理”之后，这样就该开始“西和诸戎，南抚夷越”了。西羌由于马超的原因，一直都很支持蜀汉政权的，而南中的少数民族，就不是能“抚”平的。因此“三年春，亮率众南征”，七纵七擒，南中平。这样，解除了北伐的后顾之忧。有些人一直以为诸葛亮的北伐误国误民，使得蜀国民生凋敝，最终亡于晋。其实结合当时的环境分析，北伐是必须的。

　从表面看来，当时天下呈三分之势，相互牵制。但实际上，在刘备东征失利后，蜀汉的形势是最严峻的。猇亭一战，大军死伤过半，本来就危险的蜀汉犹如雪上加霜;再看一下三国的户口，魏有户六十六万余，口四百四十余万;蜀有户二十八万，口九十四万，吏四万，兵十万余;吴有户五十二万余，口二百三十万，吏三万余，兵二十三万。再看一下地理方面，要知道，在唐朝之前，中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黄河流域，而广大的长江、珠江流域都是很贫瘠的，很少开发。至于蜀地，虽有天险，但是也是由于太多的山区，虽然沃野千里，天府之国，但是也不能和占据中原广大土地的曹魏相抗衡。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无一不是以地为本，以人为本，地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力的强弱。面积大的国家，收成和生产力高，人口增长快，兵源和军饷充裕，在军事上就占到了决定性的优势。历代的兵家，均是寸土必争。而当时曹魏就是占据着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中原黄河流域地区以及北荆州。而东吴所处的江东即南荆州、交州以及扬州，蜀汉所处的益州、南中相比来说是很贫瘠的。
　　那么，有人就会认为了：既然蜀汉处于劣势，那么就应该全力发展内政为上，以逸待劳。但是曹魏政权会如宋襄公一样任你发展，等到你发展好了再和你开战?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放弃军事就是自取灭亡。在这种意义上讲，北伐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不仅如此。

此时荆州已失。蜀国经历大败，魏国却有渔人之利，此消彼长，力量更是悬殊。关中已经成为魏国的首号攻击目标。虽然再度和吴国联盟，但是两国关系亦不牢固。蜀国发展的唯一出路，只能是自力更生。但单纯的防御又不太可能给予足够保证。因此，蜀国只有先发制人，出兵伐魏。
　　而在当时的当时曹魏政权虽然已经完全统一了中国北方。开始休养生息。但是仍未完全巩固稳定，人心也完全归化。百姓们一旦过开了和平时代的生活，经济上有了起色，对现任统治者便不太会有极端的反感情绪。任由这样的局面延续下去，曹魏政权的统治便越来越有根基，对原来的东汉刘氏政权的忠诚度也就更淡了。长此以往，蜀汉仅存的“正统”有时势必丧失殆尽。因此，北伐也是不得不为之。
　　而第一次出征，“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应亮，关中响震”，之前降魏的孟达也打算再次归蜀，正是曹魏人心不稳的表现。具体到战略上，战争当中，防御方有个心理上的劣势。攻方如果失败，可以撤退。但防守的一方如果失败，就难有活路，甚至面临灭亡的危险。“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御”。
　　所以诸葛亮除了主动北伐，再没有其它选择。主动北伐，目的有三。最保守可以保国，保证蜀汉政权的正常运作。中可把战线推前，并控制陇右一带，扩张领土，进而增强国力。最理想的是能通过北伐完成先帝夙愿，一统天下。公元227年，蜀汉建兴五年，蜀汉丞相、武乡侯领益州牧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并向后主献上了名传后世的《出师表》：“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於内，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也。......臣不胜受恩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纵使时隔近两千年，每读出师表，字里行间，仍能感受出武侯之情，“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於陛下”之情，千古之情。蜀国内部，反对和阻挠北伐的派系一直存在。尤其是本土的川系，反对北伐是出于其地主集团的自身利益。这些集团在蜀地拥有土地家业。即使蜀国灭亡，投降魏国或西晋仍可安心做大官。而开战不光有危险，还损害其经济利益。
　　当然，北伐对蜀国的经济有一定副作用。史家并不讳言，在历时多年的北伐期间，一段时间内蜀国百姓“面有菜色”。但是，相对于不北伐的亡国亡土，流离失所要好的多。而且诸葛亮在北伐的同时，也很注意修养生息。“亮之治蜀，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朝会不华，路无醉人。”这说明北伐对经济的影响并不严重，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倘若诸葛亮的北伐比纯粹发展内政更损害百姓利益，令百姓怨声载道，绝不会为其立祠至千百年后。
　　北伐当然不是轻易，而是充满风险。对于诸葛亮而言，在后方安安稳稳做太平丞相，把握大权，当然比风餐露宿，出生入死，决战沙场更符合其利益。然而诸葛亮却为自己选择了最崎岖的路。平生之愿?报先帝之恩遇?还是为了天下人。六出祁山历时七年，星殒五丈原。诚如杜工部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相满襟。渭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
　　公元234年八月，诸葛亮病死五丈原军中，年54岁。之后，姜维的北伐也被迫终止。于是西晋使邓艾钟会攻蜀。彼时，蜀国并非无兵无粮，成都亦是天下闻名的坚城，何况外头还有姜维守住各处关隘。但投降派却马上就劝阿斗弃械。蜀汉从此灭亡。
　　“天险可守，人心不可守。自古皆然。”历史的车轮，继续向前行进......“及其受六尺之孤，摄一国之政，事凡庸之君，专权而不失礼，行君事而国人不疑，如此即以为君臣百姓之心欣戴之矣。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及其兵出入如宾，行不寇，刍荛者不猎，如在国中。其用兵也，止如山，进退如风，兵出之日，天下震动，而人心不忧。亮死至今数十年，国人歌思，如周人之思召公也，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诸葛亮有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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