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以后，司马懿的后代建立了晋朝。这是一个缺少了英雄气概的王朝，阴谋横流。这一家族的遗传，缺了点英雄基因，但并不缺暗算英雄的本领。不过，它的丑陋反而作了一个时代的衬托，让那些大隐隐于酒缸里的文人英雄不朽。南京市西善桥南朝墓葬出土的竹林七贤砖画，是东晋南朝人所留下的魏晋人的姿态，线条微醉，有一种酒韵之美。七贤的影子在“流觞”中，隽刻在画像砖上。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向秀、刘伶、阮咸七位酒友，在银杏和松树下，坐卧俯仰人生，打开了中国文化的审美范式。然而，王权势如破竹，竹林岂能屏蔽？因此，这一朝，英雄都很难受，不是去吃药，就是去喝酒。而忧愤如嵇康之打铁，必然成为司马氏的眼中钉。王权向他开刀时，年仅40岁，那时他可没醉。当初司马氏大管家钟会来看他，排场很大。而嵇康的谱摆得更大，在大树下打铁，和他一起打铁的是向秀，就是那个给《庄子》作注的向秀。接待钟会的只有刺耳的打铁声，钟会转身欲去，嵇康看准火候，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一句“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就走了。钟会听到了什么？又看到了什么？当然是嵇康一锤子砸下去的反骨，“非汤武而薄周孔”，明摆着否定司马王朝的合法性，是对司马家族釜底抽薪。从历史上看，改朝换代，几乎都要向“汤、武”看齐，以“改革”自居，而嵇康“非汤武”，当然就是“反改革”了，这是他死因。他不仅反改革，还反禅让，所以，非了汤武，还要“薄周孔”。须知孔子“祖述尧舜”，而尧舜行禅让；孔子“吾从周”，周公还政。改革与禅让，是封建专制权力的两个合法性来源，一个被他“非”了，一个被他“薄”了，王权的合法性基础，就没处搁了，这使司马氏很难堪。司马氏的两手，一手改革，伐蜀伐吴，效法汤武，一手禅让，以“祖述尧舜”篡魏，都被嵇康看穿了。所以，钟会听到了钢铁般自由意志的倾诉，看到了不合作士人的风姿。夕阳下，一曲奏罢，《广陵散》飘散了嵇康的英魂，随着英雄头颅落地，那连接心灵流于指尖的美妙古音于今绝矣！阮籍与嵇康是不同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是要有几分醉意的。醉了才知奥妙，醉里有乾坤，有经纬度。醉眼看江山，越看越难受，他突然一吼：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然后倒头便睡，竟然睡了六十天，这样的功夫，在今天，也算世界纪录。睡时长短，要看醉之深浅，而醉之深浅，则基于洞明之深浅。醉眼风云看透，他睡了六十天，就如同死而复生，隔世一般，世事纷纭，都被他醉了。烂醉，醉得像一滩泥，如一堆土，这谁都会，酒入愁肠，谁人不醉？但要醉出个经纬度来，那就真是酒令如军令，醉法如兵法了，要知彼知己，才能一醉方休的。山涛说：“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巍峨若玉山之将崩。”是说他醉了也巍峨，如玉山崩也，如山竹摇曳中锋芒毕露，熏醉里桀骜耸立，酒气上扬，灵魂飞升，死在这种美的形式中，是中国式酒神风采。自由飘逸原本就是酒的内涵，在魏晋演绎成名士风度，魏晋名士亦因酒而有一种不同于任何时代名士的悲剧感。竹林七贤前有曹操开“悲哉酒之为气”之先，他对酒当歌，“慨当以慷，幽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可谓魏晋名士鼻祖。后有陶渊明，他在酒里漉出名士的悲喜剧，还是很成功的。名士刮风，士林风靡，留下一道魏晋风景线。陶渊明离开竹林，直奔田园，采菊东篱，戴月荷锄，耕耘独立精神之苗，自由思想之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