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59年，蒙古大汗蒙哥猝死在征服南宋的前线上，皇弟忽必烈突然有了争夺大汗位的机会，同时忽必烈也面临着威胁与挑战。他要击败竞争者登上大汗之位，还得创造不世之功与巨大财富才能给蒙古共同体带来繁荣与安定。他要克服地形天险才能在军事上打败南宋，还要尽可能减少双方损伤，才能顺利达成接收江南财富的目标。而且，忽必烈面临如何建构世界国家和经济体系——地跨欧亚陆上海上的军事与通商帝国的难题。
《忽必烈的挑战》是日本蒙古史大家杉山正明教授的代表作，这部1995年三得利学艺奖获奖作品，超越了以西欧、中国为主体的观点，描绘出别开生面的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将蒙古的“野蛮入侵者”或“军事破坏者的形象”彻底颠覆。杉山正明试图把一直为世人刻意曲解，蒙受甚于事实的指责的蒙古帝国的真实面貌，大白于天下，展现了对世界史崭新的思考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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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
[日] 杉山正明 著 周俊宇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甲骨文
2017年5月出版
蒙古帝国已形成以“大可汗的汗国”忽必烈帝国为中心，再由其他汗国围绕的双重结构。由于各自一族的汗国都拥有可以称作帝国的规模，因此这种结构可以看作在宗主国忽必烈帝国以下有数个帝国集团，其整体构成了蒙古的世界联邦。
忽必烈想要创造的是一个适合作为新时代世界联邦中心的新国家。那么，在企图创造新国家的忽必烈之前，历史上是否存在能够作为模范的国家或政权呢?世界上究竟是否真的存在可以对应的先例呢?
忽必烈在即位后较过往更加热心且不问人种地召集策士及政治顾问，致力于从所有的国家、地区聚集可以对应于所有“文明圈”的智囊团。因此，忽必烈若是要搜集整理之前的国家与帝国模式的相关资讯及判断材料，理应无太大困难。

忽必烈（1215年—1294年），蒙古族，政治家、军事家。
例如，有一位侍奉他的汉族官僚名叫王恽。这位在中国史上首屈一指的记录魔人王恽，以日记风格写下有关忽必烈“即位”后政权及其周边的见闻，为我们保存了珍贵的记录。根据这本《中堂事记》，忽必烈在与阿里不哥对战的形势混沌未明之时，下令详加比较过去各种国家的制度、典范、机构。
根据王恽的记录，其内容主要是关于“汉唐”国都的计划以及种种政治、行政、经济体系，甚至是国家典范及其理念的。对忽必烈而言，王恽是负责中华文明文化、行政相关工作的一人。是以，他自身所见闻、体验的忽必烈政权种种事务，无可避免地会受限于这些层面。
但是，就算同样是汉文的记录，看看作为蒙古及畏兀儿著名将官及臣僚个人记录的碑志、传状等文献，可知忽必烈自那时起就令蒙古及畏兀儿策士们，举古今东西之例来讨论政权论、婚家论等议题。王恽的证言只不过是在结果上传达了事实的一部分而已。
这里有趣的是，至少在汉文里，几乎都无法确认他与穆斯林官僚做过讨论。但是，从客观形势或其后的事实发展来思考，就可以了解到没有记录不等于没有事实。
一般而言，这个时代的汉文史料，都恶意地没有针对穆斯林官僚及商人们留下记录。对于蒙古支配的怨念与恨意，至少在记录上而言，可以说几乎都集中在穆斯林身上。那可以说是来自“文明意识”与价值观差异的“穆斯林过敏症”。
其实，在现实层面上担负起忽必烈国家建设事业大半部分的是阿合马(Ahmad)、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Ajjal)、阿里别(Ali Beg)等穆斯林经济官僚。忽必烈在与他们钻研种种构想时，要说都未涉及有关伊斯兰国家与社会的议题，那才真的奇怪。而且，蒙古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与伊斯兰世界有很深的联系。因此，在资讯和见识上想必都没有什么不畅之处。
同样的现象，也可以套用在关于欧洲的见识方面。如果说忽必烈没有涉猎关于发源自古代罗马帝国的拜占庭或西欧各国的相关资讯和知识，反而才是奇怪的。而且，不只是资讯搜集，各个蒙古汗国在这些资讯的彼此分享及提供上，也极为热心。
本来，有关欧洲的资讯方面，最晚在一二四六年以后，就持续地在蒙古政权下有所累积。一二四六年贵由(Güyük)举行即位大典时，在欧洲拥有绝对权力的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centius Ⅳ)，就派遣了若望•柏郎嘉宾(Giovanni da Pian del Carpine)以正式使节的身份前往参加仪式。其时，柏郎嘉宾叙述了有关欧洲的种种实际情况。这些来自欧洲的访问者，包括蒙哥时代的鲁不鲁乞(Guillaume de Rubrouck)在内，往后也不绝于途。
甚至，早先于此就展开的拔都西征，应该也是一个搜集欧洲资讯的机会。就忽必烈的侧近而言，姑且不论马可•波罗一家究竟是否真实存在，但有相当数量的曾经有过类似《见闻录》之经历的欧洲人进出忽必烈的宫廷，则是事实。忽必烈应该也从那些人的口中听取了有关欧洲的状况。
可以确认，忽必烈处在一个可以汇集过去以来的古今东西方知识与见闻，并加以检讨吸收的环境。所谓“蒙古”就是这么一个具有“世界性”的政权，蒙古时代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是，对忽必烈来说，是不是到头来还是没有一个可以依样作为国家理念模范的先例呢?
所谓一系列的“罗马帝国”模式，虽然理应不会就这么产生助益，但在物流体系或经济机构等方面，则十足有作为参考的可能性。
伊斯兰国家的模式也是如此，除非是将伊斯兰本身作为政权来全面引入，否则就没有意义。虽说如此，在政治、经济、社会的任何一个体系上，所谓不太抱持排他性，对异邦人也开放的这一点上，应该是值得参考的。不只不拘泥于人种，在宗教方面，伊斯兰在一个国家、社会中也是即使存在他者，但绝不加以排斥的样貌，想必成为参考的要点。并且，特别是在有关财务机构上，可以说是如假包换地将伊斯兰中东的传统与做法引进来了。
中华帝国的模式，姑且不论财务及经济面，对忽必烈而言，远较前两者更有现实性。不管怎么说，中华帝国是拥有作为巨大帝国机构的长远传统与经济累积的。再加上，这个模式对于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是宗教，又几乎没有极端的拘泥或偏向。
当然，“华夷思想”或“中华主义”的独特价值观又另当别论了。但是，自蒙古完全地成为中华的主人以后，“华夷思想”在蒙古人眼中大概只是一种汉族士大夫及官僚等的怪癖。另外，“中华主义”本来就具有容易向支配者一方靠拢的特点。
极端来说，中华帝国的本质就是庞大的军队与官僚体制，以及用以支撑其以地方组织为名的征税机构，还有彼等人事的中央管理，此外尚有作为那种种结果的巨大中央机构与首都。这些“硬件”的层面，对忽必烈那个崭新的巨大国家构想而言，无疑是极为有益的参考案例。
尤其是，那巨大的中央机构及牢固的行政组织，一直以来是包括蒙古在内的诸多草原帝国最为欠缺的一点，而忽必烈大大地将之引进。特别是在有关中国本土的统治上，虽然并非原样照搬，却也在应用与调整中采用了中华帝国模式。作为其结果，忽必烈的国家确实在某一层面披上了中华王朝的外衣。然而，那大多只是外观而已。
回过头来说，另一个游牧帝国的模式当然也会映入忽必烈的眼帘。特别是横亘欧亚中央大陆东西，坐拥相应雄伟版图的契丹帝国，更是其先驱。蒙古时代的中国将中亚的第二契丹帝国称作“西辽”。同时，原来的辽朝则被称为“东辽”(就笔者所知，其证据只有一处，即现存于山东省曲阜孔子庙的《大朝褒崇祖庙之记》的碑阴刻文)。但是，这两个辽朝契丹帝国的模式，对蒙古而言已成为血、化为肉。对忽必烈来说，早就是一个理所当然的参考前例了。
另外，继承这个“东辽”政权，曾经控制中华北半边的金朝，对新国家构想而言也是相当有益的先例。在接合南北两个世界的这一点上，应该是比契丹帝国还要有更多可供参考的点。忽必烈的汉族策士或部属中，在金朝统治下成长起来的人极多，非常了解金朝的文化作风及优缺点。但是，在规模及多样性上，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中型帝国”，仍无法作为忽必烈的新世界国家的模范。
因此，我们应该可以说，对忽必烈来讲，几乎不存在可以直接用作模范的先例。他是引据上述种种事例或模式作为参考，吸收其中有益的部分，但在根本上，则必须要靠着自己和策士们来做各种新的创造。那是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创造。
一直以来，世人都理所当然似的将忽必烈政权视作一个完全的中华王朝。他们将之唤作“元朝”，作为历代中华王朝的一个朝代来处理。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期的汉文史料中，终究存在独特的偏向与局限。因此在处理牵涉蒙古的汉文文献时，需要格外的细心，甚至时而需要某种类似“嗅觉”的灵敏。在研究上最重要、最微妙的这一点，过去都没有被注意到。或者说，有时小部分研究者自身由于太过偏向“中华主义”，干脆将眼光从现实移开，而未原原本本地将事态作为事态来接受。
蒙古统治时代的中国本土本来就有中国史范畴中的人群历史生生不息，这自不待言。“作为民众史的中国史”相当重要，不管怎么重视都不嫌多。
不如说，长久以来在大多数描述中忽必烈政权的图像都是既非蒙古史亦非中国史(甚至更非世界史)的模棱两可的奇妙状态。有关“想当然的中国史”的几个面向，几乎皆未加以回顾。那在研究上是极大的问题点，是今后务必要加以解决的课题。不过，对于这个课题的重视，与主张作为一个国家的蒙古政权宛如中华王朝的观点，不可相提并论。当然，无论从哪一个方面来看，对于忽必烈政权与蒙古帝国而言，中国本土都是重要的。但那也不过只是一个部分而已。
此外，从忽必烈政权国家机构的面向来看，中华帝国的色彩也只是限于涉及中国本土的行政组织，在位于中下层级的位置才较为明显。但是，在大元汗国统治下的其他区域姑且不论，在有关军事、政体、财政等，涉及国家与政权最根本的层次上，不得不说中华色彩极淡。这些事实只要能不抱先入为主的观念来加以审视的话，就自然可以见得。
在这里所谈论的是有关国家与政权的各方面。忽必烈帝国的本质是重新改造的蒙古世界帝国。忽必烈帝国本身绝未成为中华王朝，而是将中华帝国的做法部分引进，用作新型世界国家构想的一根支柱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