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曹雪芹”一名直接出现于《红楼梦》首回正文中，脂砚斋批语也多次提及，还最早出现在当时宗室文人永忠、明义、敦敏敦诚兄弟、裕瑞等的诗文集中。真名写于书内或有违当时常情，但毕竟是白纸黑字、指名道姓写在那儿了。
关于江宁织造曹寅家族的情况，熟悉红楼的人更是了如指掌，史料也非常丰富，勿须赘述。
不过，拙文更感兴趣的是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通往曹寅家的那座独木桥。
研红者皆知，把曹雪芹正式确定为红楼作者首功在于胡适。我们大致观察一下他在“曹雪芹”与曹寅家这两大阵营之间是如何搭建桥梁的。他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中，主要的史料依据是：
1、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说“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笔者按：即富蔡明义）读而羡之。……”
2、《雪桥诗话》提及敦诚诗作时有“雪芹为楝亭通政孙”一语，胡适认为此句应是来自敦诚的《四松堂集》（从下文可知实非原话）。
胡适写稿当时未能见到敦诚（1734-1791）的《四松堂集》及明义的《绿烟琐窗集》，故认为这是最早的关于红楼的旁证材料。后又有“跋《红楼梦考证》”一文（1922），胡已见到《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及刊刻本，并提到《寄怀曹雪芹（霑）》一诗中贴笺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即原稿所无），并认为是“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敦诚去世五年后，《四松堂集》才于嘉庆元年（1796）刊刻出版，客观上说，中间相隔五年之久，贴笺虽有可能是敦诚生前所加，但也无法排除是别人所加。关于这点，还未见红学界有专门并具说服力的考证文章。既要拿来作重要证据，本来应该慎重判定它的可靠性，何况此句虽然初步指出雪芹和曹寅的伦理关系，但二人根本不可能见过面，所以至少表达不确切，有严重错误，更应慎重对待才是。笔者以为，在没有得到充分可信的论证之前，顶多算半条证据。
剩下第一条《随园诗话》的论证根据，后来已被不少红学家证明（包括台湾的黄一农教授，他对该诗话的版本流变下了很大功夫），袁枚所言其实是来自富蔡明义《绿烟琐窗集》中的记载，其中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序曰：“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此序用并不确定的大概语气指出雪芹和曹寅的伦理关系，但辈份同样没有明确，且后面“随园”之说被证也并非事实。
胡适先生尝谓学术考证应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未知上面所列两条可算几分证据？是一分？还是两分？但至少不是十分证据吧？那么，真的足以下定论吗？？或者充其量，按此依据可建一家之言，以留待将来进一步印证也好，然而百多年来，官方红学（网络则多以“主流红学”与民间研究相区别，或也不太准确）就是如此这般传承定论了曹雪芹的家世出身。
胡适先生悉心在“曹雪芹”和“曹家”之间并不严谨地搭建了一座颤颤巍巍的独木桥，然而后来者数以百千计的红学曹学同仁，便从其肩膀上越过他直接空降在曹寅家族的地盘上、历史中，倾其毕生所学，对其祖宗源流挖掘不止，很少再有人回望一眼那来时之路是否危险。百年间的不断渲染，这样造成的结果便是后继者乃至众多普通读者对专家的研究结论坚信而不疑。
不能定论，则意味着或许还存在其它的可能性，而一旦被轻率定性、定论下来，其它的可能性和观点便很自然变成了非法的存在。逻辑很简单，一切不符合定论的便只能是谬论，再有理、再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成为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样一来，性质就变得严重了，持不同观点的人当然就会站出来质疑既成定论的致命弱点！
当然，官方红学有理由说证据再不充分但也毕竟是史料记载，民间其它说法再多却连一条史料也没有，的确没错，但还是不要以此急于反驳吧，一旦那绝无仅有的原始记录被最终证明不过是当事人善意的谎言从而不能成立呢？情况又会怎样？？
鉴于《红楼梦》写作宗旨、成书过程和内容的特殊性，其实任何与作者相关的最初史料信息都不见得有多可靠，理由简述如下（拙文并非在此展开推理论证，篇幅所限只略谈观点）：
脂批曾借题直言红楼“幸逢知己无回避，密语隔窗怕有人”，作者为在书中实现“真事隐”而暗藏“西洋机括”、“无缝机关”，虽巧用“风月宝鉴”的道具一再暗示其背面的存在，但人们并不容易认识这个机关究竟何指，更不会去注意设置“花障”的深刻用意，甚至可能对背面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和反感。总之脂砚斋有理由担心“世人往往以看得见处为凭”，因为读者一旦找不到更好的解读出路，找不到那个预设的角度，便只能按通常情况以其所见白纸黑字层面的意义作为全部研判标准。事实证明两百多年来，无论主流草根，各门各派，研红方法概莫能外。
这样的方法虽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唯独红楼不能适用。这应该正是百年红学是非不断、矛盾不绝的根源所在。
深切体会《红楼梦》中的“凡例”，以及创作同期留存的大量脂批，并不难感受到作者和批书人的良苦用心和别有寄托，他们的特殊遭遇和重大冤情不能直言书中但又必须告知后人，这也就意味着只能以容易自由发挥的小说形式并设法采用非常规的艺术手法写成，因而也就不会完全符合一般文学创作规律。那么要想解读还原它，当然也不能完全套用所谓的学术规范（史料考证除外）。《红楼梦》是特例，更是孤例，破解它的有效方法必然也是从未在研究小说上使用过的空前绝后的方式，虽在人们意料之外，甚至按着思维定势和先入之见很难接受它，但又仍在情理之中。
其实，只要有读者能够暂时放下固有定见或偏见，完全依据红楼文本和脂批共同营造、客观存在的特别提示，从特定角度入手，用层层推进、严密的推理论证，并不难发现和证明《红楼梦》80回原著完整隐藏着康熙十四子胤祯一生的重大经历。从首回至80回、从幼年直至晚年，高度艺术地完美重现其传奇一生（这正是拙见与他人方法结论完全不同之处，唯其如此，绝不可能再换作另一人的传奇故事仍会与之相符，故才敢于不计众嫌，在《梦终红楼》的书名中自我肯定以示区别）。先不必论作者是谁，这位曾经代父西征的“西宁郡王”（第14回）爱新觉罗·胤祯便是脂批刻意暗示的“红楼掩面人”，因此他的嫡孙永忠之挚友敦敏敦诚兄弟、明义等人所言不过是不得已而指东说西、向壁虚构，为永忠的家族秘密撒了一个善意的弥天大谎罢了！可以设想，乾隆年间的曹寅家族已经彻底败落，适当的指向显然不会再给曹家带来任何危险（比如敦诚诗集里的贴笺便很有可能是后来的故作手脚），而真正的幕后人却因此获得了掩护和安全，这应该才是红楼背后的真相所在！
说到永忠，现在我们不妨再从其王祖胤祯和红楼内在关联的特定角度重新审视理解他著名的咏红诗。永忠在《延芬室集》中有题为《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的三首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笔者注：墨香是明义的堂姐夫，明义则是永忠从兄永珊的外甥）：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这三首诗被发现以来，因与《红楼梦》有直接关系，很自然引起了红学界的普遍重视，但主要被用来研究曹雪芹的情况，如永忠与他究竟是否相识等等，当然顺便也引起永忠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自解自叹。然而变换理解角度，含义就完全逆转了。三诗虽短，实质却与红楼的双面性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的背后另有乾坤，可能深藏着《红楼梦》和胤祯一家的血脉之缘！
“可恨同时不相识”，真是他不识雪芹？还是更恨世人不识幕后英雄呢？
永忠堂叔弘旿（瑶华）在诗稿页眉上还留下亲笔评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很奇怪，永忠都敢看还公开写评诗，弘旿竟真的胆小到不敢近红？还是旨在暗示永忠三诗本身即存“碍语”呢？让人深思。
最后，不妨再列举《红楼梦》第43回一段宝玉外出祭奠的正文，因它隐藏的另一层含义也许对认识作者的身份至关重要。
……宝玉（对茗烟）道：“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庚辰双行夹批：近闻刚丙庙又有三教庵，以如来为尊，太上为次，先师为末，真杀有余辜，所谓此书救世之溺不假。】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
“这方是作者真意”（此处靖藏眉批，同样暗含双关。很多人怀疑靖本的真实性，但从其批语与它本脂批存有的共同性质功用看，可以不证自明）！这便是红楼署名“曹雪芹”的来龙去脉！这段痛快淋漓的讽刺文字对后人关于作者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准确的预言和揭示，可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竟对它无动于衷，更没有引起丝毫的反醒。
《红楼梦》无论怎样去解读，似乎都充满了悲剧色彩，而真正的悲剧更在于当代漫长的研红之路。因为，二、三百年间找不到真相也许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即使把真相放在那儿你却丝毫认不出甚或根本不愿认出！
讨论红楼，人们经常拿人类认识历史上典型的“地心说”、“日心说”相比拟，虽未必贴切，但不妨试问，若回溯到“地心说”统治的中世纪，你真能看到或欣然接受如今已然大白于天下的“日心说”真相吗？所谓坐井观天，不跳出外面你又如何去证实它？
退一步讲，人人标榜的“亲眼所见”真的就那么万无一失吗？通常情况一定是可靠的，但碰到魔术般的障眼法，你就会出错！红楼又何尝不是如此！就算不提前面那座独木桥，毕竟红学还有好多重要死结没有解开，换一种你尚不习惯、不自在的方式和角度思考问题，一定不对？一定不好吗？？
关于江宁织造曹寅家族的情况，熟悉红楼的人更是了如指掌，史料也非常丰富，勿须赘述。
不过，拙文更感兴趣的是将《红楼梦》作者“曹雪芹”通往曹寅家的那座独木桥。
研红者皆知，把曹雪芹正式确定为红楼作者首功在于胡适。我们大致观察一下他在“曹雪芹”与曹寅家这两大阵营之间是如何搭建桥梁的。他在《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中，主要的史料依据是：
1、袁枚的《随园诗话》卷二中说“康熙间，曹练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书，备记风月繁华之盛，中有所谓大观园者，即余之随园也。明我斋（笔者按：即富蔡明义）读而羡之。……”
2、《雪桥诗话》提及敦诚诗作时有“雪芹为楝亭通政孙”一语，胡适认为此句应是来自敦诚的《四松堂集》（从下文可知实非原话）。
胡适写稿当时未能见到敦诚（1734-1791）的《四松堂集》及明义的《绿烟琐窗集》，故认为这是最早的关于红楼的旁证材料。后又有“跋《红楼梦考证》”一文（1922），胡已见到《四松堂集》付刻底本及刊刻本，并提到《寄怀曹雪芹（霑）》一诗中贴笺注云“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即原稿所无），并认为是“敦诚晚年编集，添入这一条小注”。敦诚去世五年后，《四松堂集》才于嘉庆元年（1796）刊刻出版，客观上说，中间相隔五年之久，贴笺虽有可能是敦诚生前所加，但也无法排除是别人所加。关于这点，还未见红学界有专门并具说服力的考证文章。既要拿来作重要证据，本来应该慎重判定它的可靠性，何况此句虽然初步指出雪芹和曹寅的伦理关系，但二人根本不可能见过面，所以至少表达不确切，有严重错误，更应慎重对待才是。笔者以为，在没有得到充分可信的论证之前，顶多算半条证据。
剩下第一条《随园诗话》的论证根据，后来已被不少红学家证明（包括台湾的黄一农教授，他对该诗话的版本流变下了很大功夫），袁枚所言其实是来自富蔡明义《绿烟琐窗集》中的记载，其中有题《红楼梦》诗二十首，序曰：“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盖其先人为江宁织府，其所谓大观园者即今随园故址。惜其书未传，世鲜知者，余见其钞本焉。”此序用并不确定的大概语气指出雪芹和曹寅的伦理关系，但辈份同样没有明确，且后面“随园”之说被证也并非事实。
胡适先生尝谓学术考证应该“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未知上面所列两条可算几分证据？是一分？还是两分？但至少不是十分证据吧？那么，真的足以下定论吗？？或者充其量，按此依据可建一家之言，以留待将来进一步印证也好，然而百多年来，官方红学（网络则多以“主流红学”与民间研究相区别，或也不太准确）就是如此这般传承定论了曹雪芹的家世出身。
胡适先生悉心在“曹雪芹”和“曹家”之间并不严谨地搭建了一座颤颤巍巍的独木桥，然而后来者数以百千计的红学曹学同仁，便从其肩膀上越过他直接空降在曹寅家族的地盘上、历史中，倾其毕生所学，对其祖宗源流挖掘不止，很少再有人回望一眼那来时之路是否危险。百年间的不断渲染，这样造成的结果便是后继者乃至众多普通读者对专家的研究结论坚信而不疑。
不能定论，则意味着或许还存在其它的可能性，而一旦被轻率定性、定论下来，其它的可能性和观点便很自然变成了非法的存在。逻辑很简单，一切不符合定论的便只能是谬论，再有理、再合理的解释也不可能成为真理。“假作真时真亦假”，这样一来，性质就变得严重了，持不同观点的人当然就会站出来质疑既成定论的致命弱点！
当然，官方红学有理由说证据再不充分但也毕竟是史料记载，民间其它说法再多却连一条史料也没有，的确没错，但还是不要以此急于反驳吧，一旦那绝无仅有的原始记录被最终证明不过是当事人善意的谎言从而不能成立呢？情况又会怎样？？
鉴于《红楼梦》写作宗旨、成书过程和内容的特殊性，其实任何与作者相关的最初史料信息都不见得有多可靠，理由简述如下（拙文并非在此展开推理论证，篇幅所限只略谈观点）：
脂批曾借题直言红楼“幸逢知己无回避，密语隔窗怕有人”，作者为在书中实现“真事隐”而暗藏“西洋机括”、“无缝机关”，虽巧用“风月宝鉴”的道具一再暗示其背面的存在，但人们并不容易认识这个机关究竟何指，更不会去注意设置“花障”的深刻用意，甚至可能对背面有一种天生的排斥和反感。总之脂砚斋有理由担心“世人往往以看得见处为凭”，因为读者一旦找不到更好的解读出路，找不到那个预设的角度，便只能按通常情况以其所见白纸黑字层面的意义作为全部研判标准。事实证明两百多年来，无论主流草根，各门各派，研红方法概莫能外。
这样的方法虽可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然唯独红楼不能适用。这应该正是百年红学是非不断、矛盾不绝的根源所在。
深切体会《红楼梦》中的“凡例”，以及创作同期留存的大量脂批，并不难感受到作者和批书人的良苦用心和别有寄托，他们的特殊遭遇和重大冤情不能直言书中但又必须告知后人，这也就意味着只能以容易自由发挥的小说形式并设法采用非常规的艺术手法写成，因而也就不会完全符合一般文学创作规律。那么要想解读还原它，当然也不能完全套用所谓的学术规范（史料考证除外）。《红楼梦》是特例，更是孤例，破解它的有效方法必然也是从未在研究小说上使用过的空前绝后的方式，虽在人们意料之外，甚至按着思维定势和先入之见很难接受它，但又仍在情理之中。
其实，只要有读者能够暂时放下固有定见或偏见，完全依据红楼文本和脂批共同营造、客观存在的特别提示，从特定角度入手，用层层推进、严密的推理论证，并不难发现和证明《红楼梦》80回原著完整隐藏着康熙十四子胤祯一生的重大经历。从首回至80回、从幼年直至晚年，高度艺术地完美重现其传奇一生（这正是拙见与他人方法结论完全不同之处，唯其如此，绝不可能再换作另一人的传奇故事仍会与之相符，故才敢于不计众嫌，在《梦终红楼》的书名中自我肯定以示区别）。先不必论作者是谁，这位曾经代父西征的“西宁郡王”（第14回）爱新觉罗·胤祯便是脂批刻意暗示的“红楼掩面人”，因此他的嫡孙永忠之挚友敦敏敦诚兄弟、明义等人所言不过是不得已而指东说西、向壁虚构，为永忠的家族秘密撒了一个善意的弥天大谎罢了！可以设想，乾隆年间的曹寅家族已经彻底败落，适当的指向显然不会再给曹家带来任何危险（比如敦诚诗集里的贴笺便很有可能是后来的故作手脚），而真正的幕后人却因此获得了掩护和安全，这应该才是红楼背后的真相所在！
说到永忠，现在我们不妨再从其王祖胤祯和红楼内在关联的特定角度重新审视理解他著名的咏红诗。永忠在《延芬室集》中有题为《因墨香得观红楼梦小说吊雪芹三绝句（姓曹）》的三首诗，写于乾隆三十三年（1768）（笔者注：墨香是明义的堂姐夫，明义则是永忠从兄永珊的外甥）：
传神文笔足千秋，不是情人不泪流；
可恨同时不相识，几回掩卷哭曹侯！
颦颦宝玉两情痴，儿女闺房语笑私；
三寸柔毫能写尽，欲呼才鬼一中之。
都来眼底复心头，辛苦才人用意搜；
混沌一时七窍凿，争教天不赋穷愁！
这三首诗被发现以来，因与《红楼梦》有直接关系，很自然引起了红学界的普遍重视，但主要被用来研究曹雪芹的情况，如永忠与他究竟是否相识等等，当然顺便也引起永忠对自己家族不幸遭遇的自解自叹。然而变换理解角度，含义就完全逆转了。三诗虽短，实质却与红楼的双面性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它的背后另有乾坤，可能深藏着《红楼梦》和胤祯一家的血脉之缘！
“可恨同时不相识”，真是他不识雪芹？还是更恨世人不识幕后英雄呢？
永忠堂叔弘旿（瑶华）在诗稿页眉上还留下亲笔评语：“此三章诗极妙；第《红楼梦》非传世小说，余闻之久矣，而终不欲一见，恐其中有碍语也”。很奇怪，永忠都敢看还公开写评诗，弘旿竟真的胆小到不敢近红？还是旨在暗示永忠三诗本身即存“碍语”呢？让人深思。
最后，不妨再列举《红楼梦》第43回一段宝玉外出祭奠的正文，因它隐藏的另一层含义也许对认识作者的身份至关重要。
……宝玉（对茗烟）道：“我素日因恨俗人不知原故，混供神混盖庙，这都是当日有钱的老公们和那些有钱的愚妇们听见有个神，就盖起庙来供着，也不知那神是何人，因听些野史小说，便信真了。【庚辰双行夹批：近闻刚丙庙又有三教庵，以如来为尊，太上为次，先师为末，真杀有余辜，所谓此书救世之溺不假。】比如这水仙庵里面因供的是洛神，故名水仙庵，殊不知古来并没有个洛神，那原是曹子建的谎话，谁知这起愚人就塑了像供着。今儿却合我的心事，故借他一用。”
“这方是作者真意”（此处靖藏眉批，同样暗含双关。很多人怀疑靖本的真实性，但从其批语与它本脂批存有的共同性质功用看，可以不证自明）！这便是红楼署名“曹雪芹”的来龙去脉！这段痛快淋漓的讽刺文字对后人关于作者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准确的预言和揭示，可惜的是多少年来人们竟对它无动于衷，更没有引起丝毫的反醒。
《红楼梦》无论怎样去解读，似乎都充满了悲剧色彩，而真正的悲剧更在于当代漫长的研红之路。因为，二、三百年间找不到真相也许并不可悲，可悲的是即使把真相放在那儿你却丝毫认不出甚或根本不愿认出！
讨论红楼，人们经常拿人类认识历史上典型的“地心说”、“日心说”相比拟，虽未必贴切，但不妨试问，若回溯到“地心说”统治的中世纪，你真能看到或欣然接受如今已然大白于天下的“日心说”真相吗？所谓坐井观天，不跳出外面你又如何去证实它？
退一步讲，人人标榜的“亲眼所见”真的就那么万无一失吗？通常情况一定是可靠的，但碰到魔术般的障眼法，你就会出错！红楼又何尝不是如此！就算不提前面那座独木桥，毕竟红学还有好多重要死结没有解开，换一种你尚不习惯、不自在的方式和角度思考问题，一定不对？一定不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