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和他的朋友们不是，他们的歌声和表演里并无悲苦的控诉。他爱唱流行歌，如果是DJ改编版的就更好。哪怕他最喜欢的歌——《离家的孩子》，也很少拿出来唱。他不会将捐款箱伸到观众眼前，不过会在唱歌的间隙说几句类似“如果收入不好，那么我们三餐都无法保障”之类的告白。
他们通过唱歌的方式，把生活边缘的自己拉回中心。

小飞的团队已经大半个月都没怎么赚钱了。6月初是高考，紧接着多天大雨。雨下着，小飞的嗓子突然发不出声音，大夫说这是声带白斑，一样的手术，北京做要两万多块，鞍山则只要8000，于是他离队半个月前往辽宁。
雨停了、小飞回来，准备开工，却没想，一辆货车从十字路口冲出来，撞坏他们的面包车。他们实在缺生活费，等事故处理完，小飞马上叫了两辆三轮板车出发。
傍晚6点半，灼热的阳光略为收敛，天色蒙上深蓝。廊坊市香河县的东南街开始变得热闹，透过足疗店的玻璃窗，能看到在长椅上躺了一下午的女士放下手机、开始补妆、低身整理黑丝袜和超短裙。
一辆三轮车载着小洋、丽丽和小海——团队里的三个成员，从鸣笛不止的车流中穿过，从满街30块一晚的小旅馆和高叫一块五一斤的菜贩边上经过，往人民广场去。某一个十字路口有三个人赤着上身，面前一个小盒子，一人没了左臂，一人趴在小拖车上，剩下一个敲着锣，向路人喊着什么。
三轮板车的乘客们没空注意这些，他们在前往广场演出的路上，丽丽的手机里放着凤凰传奇的《自由飞翔》，一路走一路跟着唱。她28岁，从湘西来，肤色黝黑。

小飞在饭桌上向我介绍这位女歌手的时候，我略有些吃惊。丽丽坐在他们中间正闷头吃饭，肢体健全，动作也利索。一餐饭结束，她慢慢挪开凳子、抓过身边一根竹竿站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出去了。两岁半的时候，一场持续3天的高烧让她从此只能伏地挪动，之后她用了5年时间才重新找回行走能力。

三轮车靠近人民广场，远远地能看到两个音响、一部发电机和灯架已经从另一辆车上卸下，背着手遛弯的老头放慢脚步看过来。
一转眼，城管的车一前一后靠近，贴着三轮车停下，6个穿制服的人围住5个歌手，说话倒是客客气气的：广场靠着县政府，不让摆摊唱歌。
时间已经7点多，天色暗下来，他们马上决定挪去另外一个广场，可是三轮车已经走了，5个人对着一大堆设备不知如何是好，丽丽笑吟吟地看向城管：“我们叫不着车了，请你们送送我们行不行？”
有一个人点头了。东西被陆陆续续搬上车，丽丽摇摇摆摆地跟上去。

丽丽向来不爱唱第一支歌。对着观众稀少的广场唱第一首，总要说话，可是她想不起来说什么，就算想起来了也不好意思。最好是等场子热起来了——起码是第三、第四首，她就不再推辞：“一首《歌在飞》送给大家。”她带着湖南的乡音，小飞马上调侃，“哪里有锅在飞啊？”
人们就跟着笑起来，“就是锅在飞，锅在飞，”有人起哄。丽丽一旦唱起歌来就放开了，她会跟着音乐摆动身体、晃动手臂，到副歌时自我陶醉地将手扬到额头上去。要是不唱歌，她就坐在一边高声答谢捐钱者；如果捐钱的是小朋友，她会加一句“谢谢宝贝”。

记事开始，丽丽是以爬代替行走的。两岁多的时候，她摇摇晃晃学会走路。可是有一天开始发烧，县城的医生给她打针、挂水，依然高烧不退。大夫劝她妈妈“扔了吧，没救了”。
丽丽的妈狠不下心，抱着她三天三夜没撒手，到第四天早上丽丽醒了，可是手脚都没有力气了。
湘西农村的木房子里铺着水泥地，地上散着干玉米，拖着硌着，她的腿上脚上常常带着伤口。屋子不大，可她从来没爬出过门槛。偶尔有力气了，就直起身子，跪坐在腿上，往远处看一看。
后来父亲拿了个小棍子，她一蜷着腿，就一棍子打过来，她常常哭，为着挨打，也为着自己不如弟弟妹妹一样能灵便地行动。在地上爬到七八岁，一双腿脚居然慢慢能伸直了。父亲又找来两根竹竿，带着她在村子里祠堂中间的空地上训练，先是攀着竹竿、撑起身体，再是向前迈出一条腿。
弟弟妹妹到了上学的年纪，他们沿着家门前的小路走出去，到两公里以外的小学念书。家里冷清下来，连名字都不会写的丽丽一直惦记着不远处的学校。她每天花更多时间在空地上练习站立行走，等摔了无数次之后，她能走了，渐渐地能绕祠堂的空地走上几十圈。

12岁的某一天，丽丽就撑着竹竿，从早上6点多，天还没有亮透的时候出发，一直走到中午，沿着满是石子的小路走到小学校。路两边是带刺的草丛，摔进去就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
她第一次走这么远，就是想来看一眼。
学校三层楼，有十几间教室，一个操场，边上一杆红旗。“别的学校有的它都有。”以往小学开学，丽丽就看着父亲带着弟弟妹妹去报名。那年9月，父亲要出门的时候，她抱住父亲的腿，说自己要去上学。父亲说你走不过去啊，丽丽说“我可以，我可以”。

18岁小学毕业之后，她在家里待了两年，手脚不灵活找不到工作，做生意又没有本钱，结婚几乎是能让生活有所改变的唯一选项。于是丽丽出嫁了，嫁到比她家还偏远的山里，沿着崎岖的小路，车要开两个多小时。
刚嫁过去，大家还算是和和气气的，过得不错。可是等看到她产下的第一胎是个女儿，公公婆婆和丈夫就没有好脸色了，全家的家务活都落到她身上。那就再怀孕、再生。所幸第二胎是男孩，可是一等到孩子满了一周岁，她就又一次成了全家人的保姆。
再过一年多，丈夫的哥哥查出不能生育，于是公公决定让丽丽生个孩子给哥哥养。她直接说了不。她一贯温顺，这个“不听话”的举动惹恼了婆家人，丈夫的拳头便隔三差五地落到她身上。有一次她和朋友到县城做了个发型，丈夫当街扇了她几巴掌：“这样是要勾引谁？”推来搡去更是常事，丽丽站不稳，他一只手推过来，她就要摔一跤。
有一次，丈夫看上去心情不错，她就问，以后能不能不在孩子面前打架。“看心情，”他回答了这么三个字。

丽丽受够了。她收拾了一个小包，撑着一根竹竿，从丈夫家跑了出来，如今已经两年多没见过儿女一面。她说起孩子就会掉眼泪，好多次想回去看看，但还是怕挨打，没敢回去。她借住在弟弟家里，跟昔日的小学同学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开始玩快手。
她在热门推荐中看到了小飞和朋友们的直播：一个把轮椅摇得飞快的小伙子拿着话筒站在街头，高唱《闯码头》，还努力后仰、将手从轮椅背后探到地上，做出一系列高难动作，缺了双腿的小伙子努力地倒立。这是她第一次看到残疾人演出，居然还是这么多人。

小飞是快手上的红人，50多万粉丝，每条视频都有几十万点击量。他但凡上线，就会有一连串的点亮，“666”也不断从屏幕中刷过。
广场边上，临着马路的空地上，手机支在最前面，两个半人高的音响放在马扎上摆在场地两侧，一个控制台摆在正后方，几步之外是柴油发电机。
小洋走到后面，左手使劲一拉，发电机突突地转起来；小海对着控制台，几个键推上推下，舞曲便从音响中流出。
“各位，距离演出还有3分60秒，”小飞对着并不存在的观众打招呼，几辆自行车停下。
“用心打造时尚的音乐品牌，” 散步的行人停下。
“用我们的歌声给你带来快乐，”小孩子从远处跑过来。
“感谢好朋友们的支持，我们的演出即将拉开序幕！”穿着一致、等着跳广场舞的大妈聚在一起，远远地看过来。

小洋第一个上场，他对着几个观众鞠躬致谢，开始唱歌，停下来的自行车越来越多，在广场后纳凉的老年人背着手慢慢踱过来，等一首歌结束，人群已经围成半圆的圈子。
“我们出来演出，或许给大家带来不方便——尤其是广场舞的大妈！”他看向场边那群穿着红T恤的女人们，“大妈们，将就一下成不？今天来一下，我们下次就去很远的地方啦。”他放软口气。
“不会再回来的！”小海接一句。
要是忘记讨好这群人，后果还是有点严重的。在另一次演出中，大妈们高声指责小飞霸占她们的地盘、影响她们锻炼身体，然后将喇叭放在演出场地前高放广场舞曲与DJ舞曲对垒，双方躲在各自的阵地后面，噪声巨大，行人围观，后来大妈们顶不住，先撤退了；可演出的时间也所剩无几。小飞说，当时自己也和和气气地劝，告诉大妈们自己是来赚钱谋生的；可大妈们直接打断他：有什么能比老年人身体健康更重要的呢？

不过，这一次还算顺利，她们抱着手臂看了一会，就在广场的另一侧排开队形跳舞了，其中一个人还向捐款箱中投了钱。
“前几天，一股强降雨让我们没法唱歌。可是我们一天不唱歌一天就没有生活费。有的时候我们也比较惨，回家箱子一开，才一百两百块钱，有时候还根本挣不到钱。所以要谢谢各位朋友的支持，不管是现场的朋友还是老铁们，你们的鼓励是我们前进最大的动力！”他压低嗓音，把最后一个字拖长。
几个小孩受父母派遣，小跑着把零钱塞到捐款箱里。
在这个街头广场的一角，他把控住了某种命运的节奏，把轮椅变成道具，把捐款变成入场券，将过路的自行车与行人截留、把有动感的舞曲与老歌相隔排开，在温情脉脉的叙述之后加上调侃，或者用活泼的口吻诉诉苦，将人们引到捐款箱前。天色黑下来，左右两个大灯依次打开，明亮的白光圈出一个圆形的区域，把他们从广场昏黄的光线中分离出来，人群靠近一些，孩子们从大人的腿边上挤进来。

小飞会唱5000多首歌——只要一首歌有些名气，他马上就会拿来学。他的嗓子动了手术，还有点嘶哑，可是只要跟着队伍就忍不住连唱几首，说起话来也滔滔不绝，麦克风在他手里，一晚上都没放下来——如果你知道以前的小飞过着怎样的日子，或许就会知道他为何如握救命稻草一样握着麦克风。

他出生于1991年，记忆里最早的画面是一间大屋子，里面摆满了床，几个护工在中间穿梭，给他们喂饭、换尿布。“护工说我两岁多的时候还能跑呢，后来发了场高烧，就只能躺着了。”
之后的生活一直是被动式的。儿童福利院里人手不够，孩子只要能躺着就绝不让下地，身下垫着尿布，定点会有人来换。他在床上躺到了7岁，被抱上一台车、送到寄养家庭，放到另一张床上去躺着。到了寄养家庭的第二天早晨，小飞喊一声阿姨，阿姨走过来，直接给他一巴掌，“喊什么喊！”
一年之后，8岁的小飞被送往第二个寄养家庭，日子好过不少，不至于连着几天断水断粮，寄养家庭没条件让他上学，可他也能看着这家孩子的教科书来认几个字了。阿姨买了收音机，他从里面听到《离家的孩子》这首歌，反反复复听、唱，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说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