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

是的，而且崇祯逮捕袁崇焕，逼战满桂，直接恶化了战局，导致了明军没有稳定的大本营聚集军队，这些各省份援军往往还没有集结就已经被皇太极八旗军消灭，这些援军对战局基本没什么用，皇太极到了后期已经肃清了北京外围的明军，逼迫城下之盟

继续

4、剿匪几度功亏一篑
崇祯年间，其实有不下三次可以剿灭大股起义部队，结果都是功亏一篑几个词概括：买通左右，忠言逆耳！虽然个人认为不管前面剿灭多么顺利，崇祯十余年的大旱，蝗灾，瘟疫仍然会导致局势恶化，民变迭起，局势又将恶化。大明没有抓住为数不多的几次机会…

5、独宠杨嗣昌
潼关南原大破李自成，一十八骑败走商洛。多么好的形式！无奈清军再次入关，剿匪主力秦军进入京畿勤王。
崇祯十一年（1638年）八月，多尔衮、岳托率清兵分路从墙子岭（今密云东北）、青山口（今迁西东北）入长城，明京师戒严；督各路入京勤王之兵的总督卢象升在巨鹿阵亡。明廷遂召孙传庭、洪承畴主持京师防守，升孙传庭为兵部右待郎兼右佥都御史，指挥各路援军。孙传庭抵达京郊后，由于他和主和派的杨嗣昌及中官高起潜矛盾颇深，崇祯帝降旨不准他入京朝见，而洪承畴则在京郊受到慰劳，并奉旨进殿拜见崇祯帝。孙传庭对此不平待遇自然大为不满。杨嗣昌任洪承畴为蓟辽总督，并主张将陕西军全部留下，用于守卫蓟辽。孙传庭对此极力反对，认为“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杨嗣昌对孙传庭的意见置之不理，孙传庭对此不胜忧郁重重，以致耳聋。
崇祯十二年（1639年），朝廷调孙传庭总督保定、山东、河南军务，孙传庭立即上疏请见皇帝，但因杨嗣昌的百般阻挠而未成。孙传庭心中愠怒，引病告休。但杨嗣昌仍不放过，言孙传庭称病乃推托之举。崇祯帝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平民后，又将其禁囚，以待判决。
崇祯十三年（1640年），李自成移军河南，时河南大饥，史载：饥民“惟恐自成不至”，“从自成者数万”。在孙传庭下狱的三年期间，熊文灿、杨嗣昌在镇压起义军的战争中连遭败绩，闯王李自成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拥兵数十万。

6、战略性放弃，不该打的战役：松锦之战
松锦之战投入了崇祯所有家当，却换来了惨败的下场。
个人认为那时候的局势应该战略性放弃，中原已经糜烂，已经要到无力回天的地步了。应该战略性放弃锦州，坚守宁远以及山海关，加强宣大蓟的防务，全力剿匪。但是当时的形式以及当事人的态度，注定了会发生松锦之战。

最大失误就是书生当司令当大帅。

楼主列出的这些，除了招安流寇以外，别的我看没一个是失误。比如东六堡撤防的问题，不是一时失察，而是力量确实不逮。大明一个普遍而且致命的问题，就是吃空饷。这个吃空饷不是个别将领的贪惏，而是从总兵到总旗，无一不吃，已经变成一种变相的福利了。辽镇额员九万余，自嘉靖年间即传止有实员五万七，到天启年间依然还是这个数字，估计真正打仗的连五万七都没有，可能也就两万出头。因为己巳之变时辽师入卫，通共也就两万左右。《野获编》中记载的逃军事件及原由分析是很好的史料，楼主可以看一看。
这有一条打底，在战略上再怎么折腾，也改变不了积弱的现实。这是由太过庞大的帝国体系所决定的。从最上一级到最下一级，中间隔了太多的官员，下情难以上达，上令难以实行，而且渐积太久，即使皇帝知道得再清楚，也是有心无力。性价比最高的政权规模，应该是三五个县那种的，上知下所为，下知上所欲，责成专，见效快。只要统治者有点正事，都能治理得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