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红雷拍的每一部电视剧都跟上一部大相径庭,他喜欢这样。当《士兵突击》的演员在公众视线中享受到无数荣誉后,康红雷把他们聚到云南腾冲的一个地方,开始了另一场比《士兵突击》困难十倍的旅程,拍摄一部抗战时期中国远征军的电视剧——《我的团长我的团》。172天的拍摄时间,经历了种种磨难,这部电视剧将在明年与观众见面,届时人们看到的可能是中国战争题材电视剧中最逼真的一部。
现在的康红雷,正在制作间里紧锣密鼓地做后期,已经剪出了41集,总集数会比他预想的要多。走出绝望和焦虑的康红雷,聊起这部戏,还常常显得有些激动。
我们组了一个打没的川军团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和兰小龙合作这部戏的?
康红雷:原来是想和他合作《隋唐演义》,我不爱做古装戏,我说咱们有没有别的选择啊,他说有一个,但是挺难的。我说我就喜欢难的。他说有个关于远征军的故事。我说,远征军好啊,我愿意。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他给我一本《史迪威日记》,然后我们就到滇西整个走了一圈,这一圈走得特别有感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帮活着的人,最年轻的76岁,老的已经100多岁,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他们完全就是滇西农民,可当你翻阅他们的档案,发现他们是西南联大化学系、英文系毕业的,是上尉、少校,突然就跟眼前的他们对不上号,籍贯来自福建、河南、湖南、河北……然后我就想,像我父亲这辈人,老有一种自豪感,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你再看那些老人,他们经历了那么长一个时代,曾经那么辉煌,血气方刚,结果现在他们归于平静,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把那个潘多拉盒子摁下去?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大家都有共性,很少说那个年代的事,唯独就说一个儿女不孝。
我突然发现孝道是有代价的,不是那种血缘上的。然后再看这些事迹,我们当时看沿途的这些战役,包括和中国命运紧密相联的事件,就突然发现他们的作用特别大,如果当初不是他们在怒江岸边把日军阻击住,日军从缅甸一路下来就直奔重庆,当时政府可能就是个流亡政府。阻击两年,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包括当时美国的救援。再有感触最深的就是,了解到近距离搏杀和远距离射杀的关系,他们就是跟日本人零距离地拼杀。咱们小时候都打过架,150米撇砖头和近距离动刀子那是两个感受,所以这个东西让我着迷,就老想问问他们,你是怎么把日本人耳朵咬掉,你是怎么一刀把日本人攮死的。但是他们很少讲这些,所以需要你去琢磨,然后当我了解到这些事、这些人,就觉得要是不做这个事就太对不起他们,觉得连自己都对不起。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就做了。
所以我们就虚拟了一个团,其时叫“我的团长啊,我的团”。我们组了一个川军团,川军团是一个打没的团,而且川军团在历史上是特别值得敬佩的一个团。当年淞沪会战,汤恩伯领导的部队往后撤,可是川军迎着敌人往前走,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大搏战全有他们的影子,所以打得最勇,伤亡最惨,这支部队基本上全军覆没。我们最后就用川军团讲这个故事,讲了他们从淞沪会战下来流落到一个小镇到重新聚集到缅甸被打回来,最后重新树立信心,把南天门战役(历史上叫松山战役)拿下来。以这么一段历史,从1942年到1945年,来反映滇西战役当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当时兰小龙跟您说的时候剧本还没写?
康红雷:没有。2007年的4月份他跟我说的,兰小龙准备得比我充分,今年2月24日我拿着前20集剧本就开机了。
三联生活周刊:他写剧本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沟通,你希望能拍成什么样?因为跟《士兵突击》不一样,有一个现成的东西,你可以从一个结果去把握。《我的团长我的团》什么都没有。
康红雷:我当时想拍成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用什么力量把心中的这些东西恢复到如此之平静。就是那么一个状态,把他们年轻时候的叱咤风云和后来归隐在人群之中这之间的中间段给它填上,因为反差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这个中间就需要想象力,需要很多东西去充填它。我读了大量的书,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想做一个关于亏欠的故事。你发现在跟朋友聚会聊天中,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谁都不欠,上不欠领导,下不欠朋友。现在咱想想,咱还是欠。比如经常以工作之名很少回家,其实有那份对父母的亏欠。所以这个亏欠的心情产生后,我觉得是个挺好的心理支持,再看所有事情时开始有一种谦卑,会对所有的心情都能包容。我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觉得这个戏可以有这种东西,这部戏里从始至终都弥漫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团长他确实觉得他欠了江对岸1000多个坟,他总觉得这个东西压着它,可他又觉得无能为力,其他人也是从这种什么都不欠,到最后发现我是亏欠别人很多很多,有这么一个变化,这部戏里这个东西挺明显,尤其后来在后期制作中这种东西越来越浓郁。
现在的康红雷,正在制作间里紧锣密鼓地做后期,已经剪出了41集,总集数会比他预想的要多。走出绝望和焦虑的康红雷,聊起这部戏,还常常显得有些激动。
我们组了一个打没的川军团
三联生活周刊:当时是怎么和兰小龙合作这部戏的?
康红雷:原来是想和他合作《隋唐演义》,我不爱做古装戏,我说咱们有没有别的选择啊,他说有一个,但是挺难的。我说我就喜欢难的。他说有个关于远征军的故事。我说,远征军好啊,我愿意。于是就这样定下来了,他给我一本《史迪威日记》,然后我们就到滇西整个走了一圈,这一圈走得特别有感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帮活着的人,最年轻的76岁,老的已经100多岁,只字不提过去的事情,他们完全就是滇西农民,可当你翻阅他们的档案,发现他们是西南联大化学系、英文系毕业的,是上尉、少校,突然就跟眼前的他们对不上号,籍贯来自福建、河南、湖南、河北……然后我就想,像我父亲这辈人,老有一种自豪感,天下是老子打出来的。你再看那些老人,他们经历了那么长一个时代,曾经那么辉煌,血气方刚,结果现在他们归于平静,需要多大的力量才能把那个潘多拉盒子摁下去?我们采访了很多人,大家都有共性,很少说那个年代的事,唯独就说一个儿女不孝。
我突然发现孝道是有代价的,不是那种血缘上的。然后再看这些事迹,我们当时看沿途的这些战役,包括和中国命运紧密相联的事件,就突然发现他们的作用特别大,如果当初不是他们在怒江岸边把日军阻击住,日军从缅甸一路下来就直奔重庆,当时政府可能就是个流亡政府。阻击两年,为我们赢得了时间,包括当时美国的救援。再有感触最深的就是,了解到近距离搏杀和远距离射杀的关系,他们就是跟日本人零距离地拼杀。咱们小时候都打过架,150米撇砖头和近距离动刀子那是两个感受,所以这个东西让我着迷,就老想问问他们,你是怎么把日本人耳朵咬掉,你是怎么一刀把日本人攮死的。但是他们很少讲这些,所以需要你去琢磨,然后当我了解到这些事、这些人,就觉得要是不做这个事就太对不起他们,觉得连自己都对不起。就是这个心态,所以就做了。
所以我们就虚拟了一个团,其时叫“我的团长啊,我的团”。我们组了一个川军团,川军团是一个打没的团,而且川军团在历史上是特别值得敬佩的一个团。当年淞沪会战,汤恩伯领导的部队往后撤,可是川军迎着敌人往前走,包括台儿庄战役、武汉大搏战全有他们的影子,所以打得最勇,伤亡最惨,这支部队基本上全军覆没。我们最后就用川军团讲这个故事,讲了他们从淞沪会战下来流落到一个小镇到重新聚集到缅甸被打回来,最后重新树立信心,把南天门战役(历史上叫松山战役)拿下来。以这么一段历史,从1942年到1945年,来反映滇西战役当时最困难的一段时期。
三联生活周刊:也就是说,当时兰小龙跟您说的时候剧本还没写?
康红雷:没有。2007年的4月份他跟我说的,兰小龙准备得比我充分,今年2月24日我拿着前20集剧本就开机了。
三联生活周刊:他写剧本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沟通,你希望能拍成什么样?因为跟《士兵突击》不一样,有一个现成的东西,你可以从一个结果去把握。《我的团长我的团》什么都没有。
康红雷:我当时想拍成什么呢?就是他们是用什么力量把心中的这些东西恢复到如此之平静。就是那么一个状态,把他们年轻时候的叱咤风云和后来归隐在人群之中这之间的中间段给它填上,因为反差实在是太大了。那么这个中间就需要想象力,需要很多东西去充填它。我读了大量的书,后来我们就发现,我们想做一个关于亏欠的故事。你发现在跟朋友聚会聊天中,常听到这样的话:我谁都不欠,上不欠领导,下不欠朋友。现在咱想想,咱还是欠。比如经常以工作之名很少回家,其实有那份对父母的亏欠。所以这个亏欠的心情产生后,我觉得是个挺好的心理支持,再看所有事情时开始有一种谦卑,会对所有的心情都能包容。我突然就有了这么一个想法,觉得这个戏可以有这种东西,这部戏里从始至终都弥漫这么一个东西,这个团长他确实觉得他欠了江对岸1000多个坟,他总觉得这个东西压着它,可他又觉得无能为力,其他人也是从这种什么都不欠,到最后发现我是亏欠别人很多很多,有这么一个变化,这部戏里这个东西挺明显,尤其后来在后期制作中这种东西越来越浓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