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始安公士或 2017-05-02 08:32:57
先秦国防经济建设经验，挖潜、提速、聚焦。
二、提速——秦政不能慢的理由
在古代中国排行榜上，秦国的生活节奏是第一快的。此外，秦政峻急是历代史家的共识。秦朝二世而亡的主要原因，就是苛政虐民。苛政的“苛”主要表现为施政峻急，让老百姓与基层吏员喘不过气。
秦二世时，亭长刘邦手下的民夫纷纷逃走，他怕被追责，干脆放人以后自己也逃走了。陈胜吴广因不能按期到渔阳服兵役，于是干脆扯旗反秦。天下反秦浪潮汹汹，而反秦军中相当一部分力量，来自关东郡县的故秦官吏。
对于社会节奏过快导致国家脱轨的问题，秦朝高层也不乏清醒之辈。
帝国三公中的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和将军冯劫（此人也是帝国首席检察官御史大夫）劝谏二世皇帝道：
“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戍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史记·秦始皇本纪》）
“戍漕转作”等事是维持一个王朝运转的必需，但秦朝太追求速度和效率，搞得天下疲惫不堪，硬生生逼反了各地人民。群臣已经意识到问题所在，并提出了有效的解决办法——减速。
修建阿房宫让几十万民力脱离生产，而四方屯戍大军的物资转输给沿途郡县造成了极大的后勤负担。假如帝国不再急于求成，减少不必要的大型工程与长途运输，就能避免物资过度消耗。让劳动力回归田园，按照缓慢的正常的生产速度，秦朝这个千疮百孔的超大型农业社会就能逐步恢复元气。后来的汉朝就采取了这个思路。
遗憾的是，秦二世及奸臣赵高对这种清醒的建议置之不理，反而害死了进谏三人。这使得秦朝在灭亡之路上一去不回头。
不少人把秦朝速灭的原罪算在商鞅头上。因为秦国生活节奏提速是始于商鞅变法，峻急的政风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商鞅这么做绝非好大喜功，而是基于现实的考量。
商君说：“无宿治，则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则农有余日；邪官不及为私利于民，则农不败。农不败而有余日，则草必垦矣。”（《商君书·垦令》）
当天能完成的公务不能留过夜，这样那些官吏就没有时间去骚扰群众了。群众就能安心经营生产了。
商君还说：“家断则有余，故曰：日治者王。官断则不足，故曰：夜治者强。君断则乱，故曰：宿治者削。”（《商君书·说民》）
关于“家断”、“官断”、“君断”的问题，可参考这个系列（治国者贵下断——商鞅的“民主”学说？）。请将注意力放在“日治者王，夜治者强，宿治者削”。办公效率最高的国家能称王天下，在白天就能处置完公务。晚上加班才能搞定的国家次一等，但也是个强国。而那种患有拖延症的国家就会走向衰弱。这是商鞅特有的管理学。
说白了，他想克服官僚制度与生俱来的惰性。
各国原先流行的是贵族政治。贵族政治下的官吏，主要是以礼俗治国，以个人智巧做事。他们能玩出很多奇妙的花样，由于法律粗简且不公开，一人一种玩法。在这种“人治”环境下，国家缺乏统一而规范的制度，治乱更依赖官吏本身的显明。
随着法律政令的公开化，官僚制走向专业化与统一化。律令逐渐代替礼俗成为最高社会规范，不世袭的官僚政治取代了世卿世禄的贵族政治。从春秋社会到战国社会，人们经历了这样一场剧烈变化。
这无疑是一个历史进步。早期官僚制的确表现出超出以往的行政效率。但商鞅亲历过魏国吏治的腐化，察觉官僚制容易产生扯皮推诿现象的先天隐患。为此，他在设计秦制时，必须设法克服官僚主义造成的浪费与低效率。
商鞅的解决思路是提速。严格限定办公期限，对逾期者进行严惩，并追究相关者的连带责任。
据出土秦简显示，秦国各郡县文书传递有一套系统的管理办法。每个经手人都要记下收发时间，精确到多少刻；不同官道的路程也在地图上注明，根据公文收发时间来检查公文处置及邮传速度是否达标。这套严密的文书制度后来被汉朝继承。
农业社会本身发展节奏松散缓慢，在战乱年代时会稍微加快。当国家相对安定时，慢节奏的生活会让官吏变得慵懒，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官僚主义横行官场。如此一来，律令执行必定松弛，军事体制的反应速度也大大下降。久而久之，官僚系统腐化怠惰，国家体制运转失灵，应对内忧外患的能力越发不足，最终招致国家衰朽。六国的相继灭亡就是一组反面教材。
官府办事快捷，才能让新法令迅速在全国推广，迅速解决存在的问题，提高社会各界的满意度。若是久拖不决，再好的政策也是一纸空文。
从某种意义上讲，加快速度是激发活力的关键。因此，为了保持战时法治的运转效率，也为了避免官僚队伍走向腐化怠惰，商鞅变法力倡“无宿治”原则。左右是要逼着各单位提速。
事实证明，没有快节奏的行政作风，秦国也不会获得飞跃式发展。但任何社会的发展节奏，都有一定的上限，不能无限踩油门。
需要注意的是，商鞅的提速行为，建立在合理计算社会承受能力的基础上。这与秦始皇后期及秦二世时脱离实际情况片面追求快速发展的做法，有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