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权的维护和巩固　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运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来神化体现、捍卫皇权。
　神化皇权　君权神授学说是皇帝掌握与运用至高无上的权力以及中国皇帝制度长期延续的重要理论依据。历代统治者都充分利用神权来加强君权的不可侵犯性。汉武帝时，董仲舒发展了儒家的君权神授学说，给君权披上了一层神圣又神秘的外衣。凡取得正式皇帝名号的人，便“奉天承运”，成为皇天上帝授权处理人间政事的最高代表。“王者，父天母地，为天之子也”。“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为皇天子,下为黎庶父母,为父牧养之之”。
　礼制与严刑　礼乐制度是维护皇权的又一个重要支柱。历代皇帝大力加强礼的建设，使礼乐礼仪成为维护社会和政治秩序，巩固等级秩序，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及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以礼入法、入政，提倡“礼本刑辅”，并不断加以完善；同时，他们还推行儒家礼治的理论，宣扬“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和“仁义礼智信”的“五常”，确立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全国全社会以尊卑上下区分的等级关系。

　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还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捍卫皇帝的尊严和权力，严厉打击对皇权的任何侵犯。从隋、唐到明、清，各个封建朝廷颁行的法典中都在首要地位列有被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十恶”，集中打击一切图谋反对君主统治、侵犯皇权的思想言论和活动。

封建官制　历代封建王朝的文武职官设置及其实际职、权、责的规定也都体现了对皇权的维护。中国的封建官制以皇权为核心向全国各级伸展，构成网络式的结构，历代皇帝总是极力保持和加强对它的绝对控制，并为此目的不时进行调整。中国古代官制的演变轨迹，大体是皇帝将身边的侍从人员逐步演化为朝廷的正式官吏，由职秩较低的事务性官吏提拔为位阶较高、拥有相当权力的政务官僚，将身边的侍卫人员提拔为军事将领，其中少数人甚至一度执掌过重大的军政实权。宦官制度有时在这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皇帝依靠宦官控制军政大权，维护皇权不受侵犯（见中国古代宦官制度）。但是，当这些部门或人员掌握的权力已构成对皇权的威胁或被认为已存在潜在的危险时，皇帝便毫不犹豫地采取保留其官衔名称，削弱其实权，再将新的亲信侍从或宦官外戚等以新的名义取而代之。

皇位继承制度　皇位继承是皇帝制度的一个核心问题，它关系到皇权的延续和王朝的稳定与兴衰。自传说中的西周到清朝中叶，预立太子制是皇位继承的正统做法。即沿用宗法制度嫡长继承、顺序嗣位的原则，皇位由正后所生的长子继承，如长子早死,有子即立其子,无子再由嫡次子顺序继承。只有在正后无子的情况下，才考虑庶生的长子。皇帝无子则依照穆亲疏顺序选立继位人。制订这套制度是为了避免皇族内部因争夺皇位而激成内讧，希图借此保持皇位交替的相对稳定。但是，皇帝制度建立后,围绕皇位继承的残酷斗争即与之俱兴,宗法制度不断受到冲击。历史上不断出现骚乱、争议、政变、兵变、谋杀、篡位等。直到清朝雍正元年（1723），雍正下诏宣布废除预立嫡长为太子的制度，改用“密建皇储”的办法。即皇帝在自己诸子中物色、选择继承人。皇帝将选中的继承人的名字及有关诏旨写好密贮，等到临去世前或去世后，才将密旨公布，被选定者立即登位，一切嫡庶兄弟尽列臣位。选立继位人之权全由皇帝一人掌握，任何人不得进言推荐。密建皇储制度，削弱了宗法制在皇位继承问题上的法定支配作用，扩大了对皇帝候选人的选择范围。选立继位人不以嫡、庶、长、幼为条件，而以是否具有统治才能和是否符合统治者的根本利益为原则。这是对皇帝制度的重大改革。

后宫制度　它是维护皇权的一个重要方面，不仅为了满足皇帝的各种私欲，而且是培育皇位继承人，使皇权世代相传的重要保障。在这种制度下，当皇帝幼小昏庸、懦弱或皇嗣中断的情况时，皇后有权以监护人名义，监督和选立后嗣，甚至临朝称制或垂帘听政，代行皇权（见中国古代后宫制度）。

国君的称谓
夏、商、周称“后”、“王”、“天子”、“天王”。
　　战国开始称“皇”、“帝”。（帝本是至上神的称号，皇原本是形容帝的。）
　　秦开始称“皇帝”，直至辛亥革命才结束。
　　匈奴称“单（chán）于”、单于妻称“阏氏（yān zhī）”，乌孙称“昆莫”，高车称“候娄訇（fú）勒”，鲜卑、柔然、突厥、回纥（hé）、契丹、蒙古等称“可汗（kè hán）”，简称“汗”；土蕃（bō）称“赞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