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大发现与资源的大发现相互结合，使一套新的全球行为准则被创造出来。对于自然资源，谁没有开发利用的“文明”水准，谁就要让出开发的权利。例如，在美洲，只要是没有被耕种的土地，就会在地图上被标为无主的荒地，殖民者就可以合法地占据，而无论这里有没有印第安人的部落。

在大自然面前，文明成为一种资格，文明程度越高，占有自然的资格就越强。当一个个人类群体被纳入文明等级的体系之后，他们拥有大自然的权力，便也出现了等级。于是世界就可以按照等级来重新分配了。与文明相对，野蛮成为对自然进行开发的障碍，包括政治上的障碍与文化上的障碍。这些障碍必须要被清除，这又是文明者的责任和权利。

二
“地理大发现”加强了世界的整体性，但另一方面，又推进了对世界进行精确地理划分的积极性。世界随之出现了历史地理的大变局。
国家边界，是现代世界地图上最为显要的要素之一，它们的形成，是以现代文明的扩展为背景的。现代文明的扩展是全球性的，但是国家边界的形成过程却是区域性的，这与文明和野蛮的关系在各地的表现不同有关。

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国家边界，是法律、主权、科学、宗教、利益、霸权的汇聚点。边界的概念被重新定位。国家疆域从模糊变得清晰，从粗略变得细致，从无形变为有形。
海权，是一种新的地理威权，它只属于文明国家。海洋、海峡、海岸、海港一跃成为最重要的人地关系要素，人类世界变得更加“蓝色”。技术文明支持着强权，航海能力是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于是，“谁拥有了海洋，谁就拥有了世界”，表达的既是强权，也是资格。

从海洋，到海岸，到内陆，这是新的文明在地球上扩展的地理程序，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建立都有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对于重大陆轻海洋的中国人来说，是最为陌生的，也是最缺乏准备的。岛夷，对于中国人来说，是比陆夷更加不值得一顾的。中国人历来防范的方向是内陆边疆。海疆的形态是特别的，海岸线不存在过渡区，也不存在羁縻策略，敌人是突然出现的，而且近在咫尺。海上威权在全世界的到处现身，是地理大发现的直接后果，它比被发现的世界本身更具有新时代意义。

托尔德西拉斯（Tordesillas），是距今天西班牙的首都马德里西北150公里的一个小镇。1494年6月7日，葡萄牙和西班牙两国在这里签署了著名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西班牙和葡萄牙在佛得角以西的西经46度到47度之间，从南极到北极划出一条分界线。“线以东的土地，葡萄牙有无可争辩的权利；线以西属西班牙。这个条约给葡萄牙在印度洋有放手处理一切的权力，使哥伦布在大西洋以西所发现的陆地随便行事。”但两国都不得占领已经归属基督教统治者所有的任何领土。在世界历史上，这是第一个由两个国家瓜分世界的条约。（基督教仍然是裁判者，但基督教逐渐变为一种形式。）

基督教是文明制高点的又一个代表，没有被基督教统治的地区，都归于半开化或野蛮，都应该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文明。基督教本来就自认为有救赎世界的责任，野蛮世界的大发现，使教士们看到了传教的广阔前景与艰巨工作，他们挟带着文明与科学的知识，不畏艰苦，走向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上帝保佑”，成为文明人对全世界的祈福用语。

然而，地理大发现后的世界，日益成为一个现实世界，一个神文地球变成了人文地球。这是一个巨大的人文进步。在地理问题上，基督教日益变成一种形式（尽管是必要的形式）。在新的世界地图上，上空的天使与边缘的怪兽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文明国家与野蛮国族），人类成为地球的真正主人。于是人类的最高层社会组织——国家的概念与价值日益强化。这是一个巨大的政治进步。国家主权概念，首先在文明国家群体中成熟起来。在主权国家的完善进程中，国家边界乃是一项重要事务。

不仅是边界形态改变，更关键的是确立边界的现代方法。一般认为，17世纪中叶，由多国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he Peace of Westphalia）是现代主权国家关系（包括领土、边界的确立方法）出现的重要象征。

这一和约签署的各方分别是统治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室和法国、瑞典以及神圣罗马帝国内勃兰登堡、萨克森、巴伐利亚等诸侯国。和约关于疆域部分包括：哈布斯堡王室的部分外奥地利领地被割予法国、瑞典和部分帝国内的新教诸侯。法国得到洛林内梅斯、图尔、凡尔登三个主教区和除斯特拉斯堡以外的整个阿尔萨斯。瑞典获取西波美拉尼亚的全部地区和东波美拉尼亚的部分地区，以及奥得河口和威悉河口地区，从而得到了波罗的海和北海南岸的重要港口。此时的欧洲地图，德意志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碎片化的地区，而在德意志的西面，有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在北面，有丹麦、瑞典；在东面，有波兰、俄罗斯、奥斯曼土耳其；在南面，有瑞士、意大利（仍在分裂状态）。

其结果，各国得失有差。但和约在欧洲大陆建立了一个相对均势状态的格局。往日一统天下的神权世界趋于瓦解，主权国家开始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国家之上不再有任何权威。和约划定了欧洲大陆各国的国界，承认了国家的独立和主权，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根据这个和约，以国际会议方式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模式被建立起来，而自中世纪以来，欧洲还从来没有召开过世俗国际会议。在威斯特伐利亚，首次创立并确认了条约必须遵守和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的原则。它使一些规则以“法”的形式出现，并以此影响、规范着国际社会。

欧洲人确立了地缘政治的文明形式，它首先是在欧洲国家之间建立的。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案例，强调了谈判—签署这一形式的重要性、权威性，无论和约的内容如何，一经签署，便具有法律效益，任何人不得违背。因为是平等的谈判仪式，无论内容怎样，都被理解为平等条约。显然，形式重于事实。

以形式的平等认可事实的不平等，这是一个关键。当形式平等成为法律依据的时候，事实的不平等在法律面前就没有了地位，也就很难翻案了。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的影响下，在后来的国际事务中，各类条约的外在形式是大体一致的，但条约背后的准备程序是复杂的，在条约的前奏程序中，并没有消除战争，条约其实是一种最终的妥协形式。
我们还注意到，在《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案例中，参加谈判的文明国家是一个群体，正因如此，和约准则就成为了国际准则，而不只是双边协定。和约条款中规定，对违约的一方可施加“集体制裁”。这一点显然是后来列强群体称霸世界，并握有“国际法”、“公理”、“国际社会”旗帜的根源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