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子脸上的惊讶欢欣瞬间变换，她笑起来露出洁白的牙齿，语气里还是带着羞怯，说，我很喜欢您的电影。
如果是当年年轻气盛的时候，我很可能把这样一句话当成是奉承，但是现在，我却迫不及待的认为这句话久违的赞扬，居然感到了真切的感动。我在开车前的瞬间问她，你叫什么名字？
龙崎，龙崎樱乃。她的回答夹在引擎声里，很轻，我还是听到了。转过头，司机有些诧异地问我，你是电影导演？
以前是的，我回答。在北京的两年半里我的确接受了关于电影艺术的正统教育，努力成为一个导演，那些课程让我惶恐，越上课越觉得拍《旧梦》时的我什么都不懂，很多时候我几乎认为获奖是一个意外。在心情烦躁的时候我总会去串北京的胡同，看那些斑驳的砖墙上阳光的分布，掉了漆的朱红大门，虚掩着，门前看不清形状的大石头矗立。我听不懂那些自行车上人们语言的具体内容，但我听得出圆润的京韵京腔。电线在头顶交错，有麻雀，我从老年人闪光的白发看过去，一路看见了孩子天真的笑容。
我的第二部短片《朱门》一波三折，把剧本交给导师的时候他一直皱眉，我毕竟是一个不了解中国深厚历史背景的外国人，尽管导师和朋友们都劝过好多次，但还是拗不过我的固执。事实证明我的确高估了自己，《朱门》没有我设想的唯美沉重，但却在大学生电影节上获得了很多中国学生的喜爱。我不知道这件事在日本国内是如何被添油加醋的报道的，不过从那些媒体的来电里，可以推断我正在离浅川浩导演这个名号越来越近。
我的导演梦也越来越大，《朱门》被送去戛纳参展的时候我在飞机上梦见了自己在柯达剧院里正襟危坐，周围是那些我仰视的好莱坞权贵，大屏幕上我和其他四位导演分列，西科塞斯念出我的名字，我走上去捧起那个名为奥斯卡的小金人。醒来的时候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太荒谬了，幸亏我的梦醒得及时，不然的话也许我还要在梦里感谢我的妻子苏菲玛索，真是太荒谬了。
在戛纳我见到了东宝的一些高层，他们邀请我回国拍一部长片，我当时对这些商业运作还很模糊，但是一想到可以用胶片来拍电影，心里就荡漾得不行。这部片子就是后来的《瞬》，我想那个叫龙崎的女生记得我也是因为这部电影，我不记得我靠这部片子拿了多少个最佳新人奖，东宝甚至因为这些荣誉忽略了这部片子的低票房。我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家喻户晓了，不得不承认，那种飘飘然的感觉实在是享受。我翻着杂志，看着那些毫不吝啬的溢美，几乎要相信那全是真的。
很久以后的今天，落魄至此的我还是会怀念那段时光，我觉得可耻，但止不住去想。
先生，到了。司机的声音把我拉回了现实，我付了钱，走下车，突然觉得有点儿冷。
TBC
Wond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