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续高僧传》卷四〈那提传〉、《开元释教录》等诸录载，那提曾受玄奘排斥，故译经宏愿未遂云云，就此熊十力、张建木均曾撰文质疑。熊氏在〈唐世佛学旧派反对玄奘之暗潮〉一文中谓︰『盖当时旧派反对奘师新译，借那提之事，以造作谣言，诬陷奘师，群情如风波，转相传播，而奘师遂受千古不白之冤。』并列举数疑点，以驳斥诸录所记。张氏亦条举数疑点以驳斥之，且谓〈那提传〉是一篇有问题的传记。
◎附︰张建木〈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摘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道宣《续高僧传》第四卷中的〈那提传〉，我认为是一篇有问题的传记。传中提到那提是一位亲传龙树大师衣钵的了不起的大法师，唐·永徽年间来到中国长安，随身带着很多梵本经论，想在中国翻译弘通，但受到玄奘法师的阻力，志愿未遂。若果真有这件事，当然是玄奘法师的盛德之累。可是如果把这篇传记仔细读一下，就不难发现不少可疑之点。现在把我认为有疑问的传文征引如下，并分别加以论列︰
(1)『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则云布如乌代邪。以言烦多故，此但讹略而云那提也。』按布如乌代邪原文当是Punaudaya。《南条目录》根据别本作布如乌伐耶，因此还原为Punpa^ya（Puna＋tupa^ya）。按upa^ya，此云方便（沤和），意译不当作『生』。而且『伐』字古代是个有舌音收尾的入声字，通常用以作为bat、bad、bar或vat、vad、var的音译字，不当以之作pa^的对音。
这一层且不多谈，问题是布如乌代邪如何竟『讹略』为那提？根据何种音理来说明这种『讹略』？道宣也参加过译场，纵然一时闹不清，也可以问问别人，胡里胡涂地就说布如乌代邪讹略为那提；未免令人不解。因此，首先这个人的名字就有问题。
(2)『以永徽六年（655）创达京师，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中略）既不蒙引，返充给使。』那提既蒙敕令住在慈恩寺，何以必须玄奘牵引？如永徽三年阿地瞿多来长安，也是奉敕安置于慈恩寺，然而他在翻译《陀罗尼集经》时就得到当时权贵英国公、鄂国公的支持（参看《开元释教录》卷八）。那提若是如传中所述那样有学问，何以当时显贵竟没有任何人作他的护法！
而且，今本那提所译《师子庄严王请问经》的卷首，有一篇题为道宣所撰的序文里说︰『皇上重法，降礼真人，厚供骈罗，祈诚甘露。』同样，在那提所译《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的道宣序文说︰『来仪帝里，频谒天庭，降厚礼于慈恩，将归飞于海表。』当时皇帝既是对他那样『降礼』，给了他那么多的『厚供』，并且向他祈求『甘露』，他也『频谒天庭』，那末，玄奘这一关，何必一定要过？还落得『返充给使』？可疑，可疑！
还有一点应该提到，题为道宣所撰的这两篇经序，只说那提在龙朔三年（663）来长安，而《续高僧传》说是永徽六年来长安，显庆元年（656）奉命赴南海采药，龙朔三年返回长安。若果然是永徽年间带着梵本来到长安，同一著者所撰的经序，何以竟只字不提？这也是可疑之点。
(3)『龙朔三年还返旧寺，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北出』不知何所指（玉华宫在陜北，最可能是指玉华宫）。玄奘自己将来的梵本经论都没翻完，何必携出另外的经？而且由显庆元年到龙朔三年，即〈那提传〉中所称那提离开长安的几年间，玄奘到过洛阳，住过西明寺、玉华宫。到洛阳去，不可能随身携带那么多的梵本。到玉华宫的目的，主要是为译《大般若经》，其次所译的几部卷头不大的毗昙、唯识诸论，玄奘自己应有梵本，没有必要把其他众多梵本带去。若是曾经把慈恩寺的大部分梵本都搬到玉华宫或新建成的西明寺，那么，这是一件大事，史传上应当有记载，如把经像从弘福寺移到慈恩寺，《慈恩传》就有明文，可是在有关的史传中找不到从慈恩寺移出梵本的叙述。相反，在《慈恩传》卷十叙述玄奘身后时说︰『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冥详的〈玄奘行状〉也说『自余未翻本，付慈恩寺好掌，勿令损失』。既然未翻经论交慈恩寺保管，大部分梵本一定始终放在慈恩寺。
而且，当佛陀波利译完《尊胜陀罗尼经》之后，原本被留在宫内，波利请发还，即蒙允许（《开元录》卷九）。如果真是属于那提的梵本被玄奘带走，他请求皇帝催玄奘发还，想来也不是作不到的。
还有，那提如果真像传中所述那么有学问的话，照一般情况应该能够背诵一些重要经论，似乎不至于没有梵本就束手无策。
(4)『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咤那智等三经。』据《开元录》说，《师子庄严王请问经》，一名《八曼荼罗经》。奇怪的是，道宣所撰的《大唐内典录》中没有著录这三部经。《内典录》有的本子卷首题『麟德元年（664）撰』，有的版本后序作『龙朔四年（即麟德元年）出』，时间在那提译经之后，如果道宣那么钦佩那提，何以不著录那提所译的经？若说《内典录》主要部分脱稿较早，道宣既然为那提作传叫屈，寥寥的两三部经名也似乎应该补入。最早著录那提所译经目的是《武周录》，这部目录常常注明出处，那提所译的经并没说明出于何录。《开元录》卷九︰『惟译八曼荼罗等经三部，（中略）丰德寺沙门道宣缀文并制序。』这话可能也有问题，若是道宣真的作过那提的助手，何以在《续高僧传》〈那提传〉中不提？道宣曾助译《大菩萨藏经》，见于《续高僧传》〈玄奘传〉。此处似乎也应当同样加以叙述。
(5)『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龙树的生卒年月不可确知，关于龙树的年龄有一些神话式的传说，如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十五章。按常识来推，龙树不会到唐朝有弟子。《慈恩传》卷二也提到玄奘在磔迦国曾遇到一位龙猛的弟子长年婆罗门，他当时已经活了七百岁。当然可能有这类的传说。但以道宣这样饱学的出家人，关于此事只叙述这么一句，似乎也过于简单轻率。
(6)『大师隐后，斯人第一。』大师当指龙树。这话更离奇！如果那提的造诣竟然超过了提婆、无着诸师，在印度本国也应该有所表现，何以■然无闻？纵然有人说过这类的话，道宣能这样轻信吗？
在这篇五百三十余字的小传中，居然发现这么多的疑窦。现在这里姑且不下结论，仅提出一些问题供佛教学者考虑。即︰
(1)《续高僧传》自序称『正传三百四十人（一作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而今本正传凡四八五人，附见二一九人（据陈援庵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所统计）。其所增多的部分，是否都出于道宣的手笔？（陈先生以为仍是道宣所作，但未提供充分证据。）由此就可以考虑〈那提传〉是否真是道宣所作。
(2)大藏中所收那提所译经的序文是否是道宣所作？抑或出于他人的依托？
(3)玄奘阻碍那提的译经有无其事？
(4)那提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如何？是否就可以信赖今本《续高僧传》〈那提传〉中的叙述？
在这些问题未得到澄清以前，〈那提传〉中的叙述最好不要当作信史来征引。
参考数据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一；《续古今译经图纪》；W. Pachow《Chinese Buddhism|Aspects of Inter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附︰张建木〈读『续高僧传·那提传』质疑〉（摘录自《现代佛教学术丛刊》）
道宣《续高僧传》第四卷中的〈那提传〉，我认为是一篇有问题的传记。传中提到那提是一位亲传龙树大师衣钵的了不起的大法师，唐·永徽年间来到中国长安，随身带着很多梵本经论，想在中国翻译弘通，但受到玄奘法师的阻力，志愿未遂。若果真有这件事，当然是玄奘法师的盛德之累。可是如果把这篇传记仔细读一下，就不难发现不少可疑之点。现在把我认为有疑问的传文征引如下，并分别加以论列︰
(1)『那提三藏，唐曰福生，具依梵言，则云布如乌代邪。以言烦多故，此但讹略而云那提也。』按布如乌代邪原文当是Punaudaya。《南条目录》根据别本作布如乌伐耶，因此还原为Punpa^ya（Puna＋tupa^ya）。按upa^ya，此云方便（沤和），意译不当作『生』。而且『伐』字古代是个有舌音收尾的入声字，通常用以作为bat、bad、bar或vat、vad、var的音译字，不当以之作pa^的对音。
这一层且不多谈，问题是布如乌代邪如何竟『讹略』为那提？根据何种音理来说明这种『讹略』？道宣也参加过译场，纵然一时闹不清，也可以问问别人，胡里胡涂地就说布如乌代邪讹略为那提；未免令人不解。因此，首先这个人的名字就有问题。
(2)『以永徽六年（655）创达京师，有敕令于慈恩安置，所司供给。时玄奘法师当途翻译，声华腾蔚，（中略）既不蒙引，返充给使。』那提既蒙敕令住在慈恩寺，何以必须玄奘牵引？如永徽三年阿地瞿多来长安，也是奉敕安置于慈恩寺，然而他在翻译《陀罗尼集经》时就得到当时权贵英国公、鄂国公的支持（参看《开元释教录》卷八）。那提若是如传中所述那样有学问，何以当时显贵竟没有任何人作他的护法！
而且，今本那提所译《师子庄严王请问经》的卷首，有一篇题为道宣所撰的序文里说︰『皇上重法，降礼真人，厚供骈罗，祈诚甘露。』同样，在那提所译《离垢慧菩萨所问礼佛法经》的道宣序文说︰『来仪帝里，频谒天庭，降厚礼于慈恩，将归飞于海表。』当时皇帝既是对他那样『降礼』，给了他那么多的『厚供』，并且向他祈求『甘露』，他也『频谒天庭』，那末，玄奘这一关，何必一定要过？还落得『返充给使』？可疑，可疑！
还有一点应该提到，题为道宣所撰的这两篇经序，只说那提在龙朔三年（663）来长安，而《续高僧传》说是永徽六年来长安，显庆元年（656）奉命赴南海采药，龙朔三年返回长安。若果然是永徽年间带着梵本来到长安，同一著者所撰的经序，何以竟只字不提？这也是可疑之点。
(3)『龙朔三年还返旧寺，所赍诸经，并为奘将北出。』『北出』不知何所指（玉华宫在陜北，最可能是指玉华宫）。玄奘自己将来的梵本经论都没翻完，何必携出另外的经？而且由显庆元年到龙朔三年，即〈那提传〉中所称那提离开长安的几年间，玄奘到过洛阳，住过西明寺、玉华宫。到洛阳去，不可能随身携带那么多的梵本。到玉华宫的目的，主要是为译《大般若经》，其次所译的几部卷头不大的毗昙、唯识诸论，玄奘自己应有梵本，没有必要把其他众多梵本带去。若是曾经把慈恩寺的大部分梵本都搬到玉华宫或新建成的西明寺，那么，这是一件大事，史传上应当有记载，如把经像从弘福寺移到慈恩寺，《慈恩传》就有明文，可是在有关的史传中找不到从慈恩寺移出梵本的叙述。相反，在《慈恩传》卷十叙述玄奘身后时说︰『自余未翻者，总付慈恩寺守掌，勿令损失。』冥详的〈玄奘行状〉也说『自余未翻本，付慈恩寺好掌，勿令损失』。既然未翻经论交慈恩寺保管，大部分梵本一定始终放在慈恩寺。
而且，当佛陀波利译完《尊胜陀罗尼经》之后，原本被留在宫内，波利请发还，即蒙允许（《开元录》卷九）。如果真是属于那提的梵本被玄奘带走，他请求皇帝催玄奘发还，想来也不是作不到的。
还有，那提如果真像传中所述那么有学问的话，照一般情况应该能够背诵一些重要经论，似乎不至于没有梵本就束手无策。
(4)『惟译八曼荼罗、礼佛法、阿咤那智等三经。』据《开元录》说，《师子庄严王请问经》，一名《八曼荼罗经》。奇怪的是，道宣所撰的《大唐内典录》中没有著录这三部经。《内典录》有的本子卷首题『麟德元年（664）撰』，有的版本后序作『龙朔四年（即麟德元年）出』，时间在那提译经之后，如果道宣那么钦佩那提，何以不著录那提所译的经？若说《内典录》主要部分脱稿较早，道宣既然为那提作传叫屈，寥寥的两三部经名也似乎应该补入。最早著录那提所译经目的是《武周录》，这部目录常常注明出处，那提所译的经并没说明出于何录。《开元录》卷九︰『惟译八曼荼罗等经三部，（中略）丰德寺沙门道宣缀文并制序。』这话可能也有问题，若是道宣真的作过那提的助手，何以在《续高僧传》〈那提传〉中不提？道宣曾助译《大菩萨藏经》，见于《续高僧传》〈玄奘传〉。此处似乎也应当同样加以叙述。
(5)『那提三藏乃龙树之门人也。』龙树的生卒年月不可确知，关于龙树的年龄有一些神话式的传说，如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第十五章。按常识来推，龙树不会到唐朝有弟子。《慈恩传》卷二也提到玄奘在磔迦国曾遇到一位龙猛的弟子长年婆罗门，他当时已经活了七百岁。当然可能有这类的传说。但以道宣这样饱学的出家人，关于此事只叙述这么一句，似乎也过于简单轻率。
(6)『大师隐后，斯人第一。』大师当指龙树。这话更离奇！如果那提的造诣竟然超过了提婆、无着诸师，在印度本国也应该有所表现，何以■然无闻？纵然有人说过这类的话，道宣能这样轻信吗？
在这篇五百三十余字的小传中，居然发现这么多的疑窦。现在这里姑且不下结论，仅提出一些问题供佛教学者考虑。即︰
(1)《续高僧传》自序称『正传三百四十人（一作三百三十一人），附见一百六十人。』而今本正传凡四八五人，附见二一九人（据陈援庵先生《中国佛教史籍概论》所统计）。其所增多的部分，是否都出于道宣的手笔？（陈先生以为仍是道宣所作，但未提供充分证据。）由此就可以考虑〈那提传〉是否真是道宣所作。
(2)大藏中所收那提所译经的序文是否是道宣所作？抑或出于他人的依托？
(3)玄奘阻碍那提的译经有无其事？
(4)那提在佛教史中的地位如何？是否就可以信赖今本《续高僧传》〈那提传〉中的叙述？
在这些问题未得到澄清以前，〈那提传〉中的叙述最好不要当作信史来征引。
参考数据
《大周刊定众经目录》卷一；《续古今译经图纪》；W. Pachow《Chinese Buddhism|Aspects of Interation and Reinterpret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