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明代宗即位以后, 科举取才中的南北地域之争又起波澜。景泰元年(1450) , 诏令科举遵行明成祖永乐年间旧例, 不再按区域比例分配进士名额。为此, 户部给事中李侃等上疏反对说:“江北之人文词质实, 江南之人文词丰赡, 故试官取南人恒多, 北人恒少”, 他认为专以文词多取南人有所不妥, 要求“今后取士之额虽不可拘,而南北之分则不可改。”而礼部不同意李侃的意见, 认为“取士若不以文, 考官将何所据”? 并举例说永乐年间也选取了许多优秀的北方人才, 不可说现在北方就无人才。最后明代宗听从了礼部的意见, 在次年的会试中停止按区域配额录取。
但南北卷制度只中断了一科, 至景泰五年(1454) 又得到恢复, 并具体划分了各卷的区域, 南卷包括应天及苏松诸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 北卷为顺天、山东、山西、河南、陕西, 中卷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和滁徐和三州。此后, 明代基本上沿用南卷55%、北卷35%、中卷10% 的会试录取比例。但在实际录取时, 往往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还是略高于规定, 北方省份取中的比例则略低一点。
在乡试一级, 明代各省录取举人定额也屡有变动, 总的趋势是各省额数渐有增加。到景泰七年(1456), 各直省的乡试举额为北直隶(今北京)、南直隶(今南京) 各135 名, 江西95 名, 浙江、福建各90 名, 湖广、广东各85 名, 河南80 名, 山东75 名, 四川70 名, 陕西、山西65 名, 广西55 名, 云南30 名。此后到明末, 各省举额皆沿此数, 只有云南一省不断增加, 从40、45 增加到50 名。在嘉靖十四年(1535) 将贵州从云南乡试中分出来, 云南举人各额为40 名,贵州为25 名; 到万历元年(1573) 又将云南举额增为45 名, 贵州增为30 名。举额分配是根据各省户籍多寡和文风高下而制定的, 南北各省举额的差别基本上反映了其人文发展水平的差异。而景泰七年以后云贵两省举额的渐次增加, 则反映了明政府优待边远地区的方针和云贵地区文化水平日渐提高的势头。
各省乡试规定只有本省籍士子才能参加, 不存在南北士人之间的竞争问题, 但南北直隶乡试中由于有国子监生员参加, 而这些生员是来自全国各省的, 因而也存在着南北士人之争。在两京乡试试卷中专门编有“皿”字号, 以取自“监”字的“皿”为国子监生文卷的代号, 两京乡试皿字号录取名额各为35 名, 但录取结果与会试类似, 中式举人也多为浙江、江苏、江西、福建人, 连北直隶(顺天)乡试中的皿字号录取者中也多为东南籍监生, 如万历三十七(1609) 顺天乡试皿字号所取33 人中, 南方人占28 名, 北方人仅5名.
为此, 在万历末年, 又有人建议两京乡试取中皿字号试卷也仿会试办法分为南北卷, 按比例分配35 个名额。而礼部尚书沈鲤为:“今该科欲照会试例分南北卷, 兼收人才, 不欲有所偏重, 其意甚善。但既分南北, 必有中卷, 分析太多, 恐属繁琐。且岁贡入监者少, 而北方纳粟人等多, 有意外于科名, 万一填榜之时, 不能取盈数, 反为难处, 不如仍旧。”结果朝廷接受了沈鲤的意见, 未将皿字号再细分区域配额的构想付诸实践。
清代统治者为了统合南北差异, 以均衡各地的科名数额来达到政治势力的合理分配, 巩固中央集权统治, 对乡、会试中额的地区划分越来越细。顺治十四年(1657), 将顺天乡试中国子监生的皿字号分为南北卷; 乾隆元年(1736), 又将皿字号再分为南、北、中卷, 奉天、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为北皿, 江南、江西、福建、浙江、湖广、广东为南皿, 各取中额39 名; 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另编中皿, 按每15 名与考监生取中1 名的比例录取。各省乡试也逐渐分细, 如雍正元年(1723) 将湖南、湖北分开。乾隆元年(1736) 将江南乡试分为上、下江录取, 下江江苏取十分之六, 上江安徽取中十分之四。再到光绪元年(1875) 陕西与甘肃分开考试录取。
会试中额初承明制, 分南、北、中卷, 顺治十二年(1655) , 将中卷并入南、北卷。此后中卷屡分屡并, 有时甚至在南、北、中卷内再分为左、右分别录取。或者专取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四省各编字号, 分别取中。最后, 到康熙五十一年(1712) , 以各省取中人数多少不均, 边远省份或致遗漏, 因此废去南北卷制度, 代之以分省取中办法, 按各省应试人数多寡, 钦定会试中额。从此, 由科举中的南北地域之争而出现的南北卷制度退出了历史舞台, 直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 科举制废止, 一般各地士人不再计较南与北大区域的配额问题, 改为关注本省籍士子的会试中试数额问题, 已很少南北地域之争的观念了。
在明清实行南北卷和分省取士制度的情况下, 东南地区的科名仍特别兴盛。关于明清两代进士和鼎甲人物的地理分布, 以往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统计分析, 不少人还研究了江苏、浙江两省进士高产的原因。
尽管明代在实行南北卷制度以后, 南北及第人数畸轻畸重的状况得到相当程度的扭转, 但由于南卷比重较北卷大得多, 占录取总数的60% , 而北卷仅占40% , 即使后来分出中卷, 南与北比例仍为55∶35, 要高出20% , 因此每科绝对数南方各省仍要比北方多出好些。而南卷或北卷之内是不再分配额的, 这样, 当时同属南卷的南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北、湖南两省)、福建、广东六省区之间还是自由竞争的, 结果自然是人文水平较高的东南省份占上风。
举例来说, 据《明清历科进士题名碑录》统计, 在实行南北卷的初期, 从宣德二年(1427) 至正统七年(1442) 间六榜进士中,南卷共取398 名, 其中南直隶62 名、浙江109 名、江西138 名、湖广19 名、福建59 名、广东11 名。这样, 进士登科多的省份如江西、浙江与进士少的省份相比差距在10 倍以上, 湖广包括了今湖北、湖南两省, 以省计算的话登科数还不及江西、浙江的十分之一。所以说, 尽管分出南、北、中卷, 东南省份的进士数还是特别多, 南北差距还是很大。在上述六榜中, 中卷共取55 名, 北卷共取193 名,全国共取646 名, 南卷录取数占总数的61. 6% , 北卷占29. 1% , 中卷占8. 5%。可见实际录取数南卷要高出规定的55% 的限额, 而北卷和中卷则不足规定的35% 和10% 的录取限额。
清代实行分省定额制后, 东南各省定额一般比西北省份多, 据《清德宗实录》卷二六八所载, 1889 年会试中额为江苏25 名, 浙江24 名, 江西22 名, 福建20 名, 安徽17 名, 而山东21 名, 河南17名, 陕西14 名, 山西10 名, 甘肃9 名, 而且各榜也不一定完全按定制录取, 往往只有最高而无最低录取限额。各省的数额也时有增减, 没有固定的名额, 如光绪九年(1883) 河南中进士22 名, 光绪十二年(1886) 只中9 名, 再下一科(1889) 又增加为17 名。
张耀祥先生以各省县数(即由县所决定的秀才数)为权衡标准, 计算出清代二、三甲人物地理分布和各省人才生产率的差异, 江苏省实取进士数比应取进士数高出7% , 浙江省实取进士数比应取进士数高出6. 5% , 第3 位是江西, 高出4. 3% , 而清代科举一甲人物更是高度集中于江、浙两省, 以至张耀祥不禁感叹道：黄浦江上, 石头山下,西子湖滨, 钱塘湖处, 竟是英才降诞之所, 瞻彼东南, 不禁神驰。
会试录取多少还是要受到区域限额的限制, 而确定进士排名的殿试不存在及第人数增减问题, 完全是自由竞争, 毫无区域配额, 结果是东南人才脱颖而出, 清代江苏省共出一甲进士110 名, 占全国总数342 名的34. 8% , 浙江省一甲进士81 名, 占23. 7% , 两省合计占全国一甲进士的58. 5%。由于会试录取时只有省份配额, 各省内的竞争则是不受名额限制的, 这样, 明清两代进士人物最集中于江苏苏州和浙江杭州, 清代杭州有进士1004 名, 苏州有进士785 名; 仅苏州就出过42 名一甲进士, 其中包括状元26 名, 以至于状元被形容为苏州的土特产之一。确实, 在清代114 名状元中,苏州一地就出了26 名, 不得不令人叹为观止。
为什么北宋后在科举时进士人物会如此萃集于东南地区? 这与东南地区的人文特长有关，于元朝统治有关，于衣冠东渡有关，于战争引起的汉人南迁有关。长期的北方战争，使士子没有一个两好的学习环境，相反的南方小政权，保证了这一点。北方人士较尚武, 南方人士较尚文, 从唐代以后, 除元代以外, 历朝政府皆以文教立国, 实行右文左武的政策,即“国家用人, 率重科举, 而科举取士, 率重文章。”并且, 科举考试的诗赋制义等文体又与东南地区士人的才质习性相宜。自南北朝以来, 中国南北方的文化特色即各有差异, 在经术与文学方面也各有异同.《隋书·儒学传序》便说:“南北所治, 章句好尚, 互有不同。??大抵南人约简, 得其英华, 北学深芜, 穷其枝叶。”《隋书·文学传序》谈及南北文风差异也说:“然彼此好尚, 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 贵于清绮, 河溯词义贞刚, 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 理深者便于时用, 文华者宜于咏歌, 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
在以文章诗赋取士的情况下, 南方士人得天独厚, 正如欧阳修在与司马光争论时所说的“东南之俗好文, 故进士多而经学少; 西北之人尚质, 故进士少而经学多”, 这是与不同地区士人的材性所长有关的。当然, 宋以后东南地区科名特盛还与地理环境、经济较发达、人口较多、学风较盛等因素有关, 只是前人对这些原因研究已多, 本文在此不拟重复。总之, 科第人物特别是一甲进士偏重东南并非偶然, 在明清时期每逢乡试人们也特别关注江、浙两地的发榜情况, 因为这两省魁科人物多到使当地人“不识大魁为天下公器, 竟视魁科乃我家故物”了。尤其是与被称为“北闱”的京城顺天贡院相对的被称为“南闱”的南京江南贡院, 每逢八月乡试期间, 更是热闹非凡, 秦淮河畔, 士人云集, 南闱取中解元者其声望要远远高出他省的解元。
这也难怪, 清代江南贡院有号筒(号巷) 295 字, 共号舍20, 644 间, 从两万多人的激烈竞争中鹤立鸡群者, 一般而言, 水平自然要比科举小省的解元略高一些。因此, 明清两代称得上“江南才子”者基本上都经历过江南贡院的考试生活。如果不是因为区域配额的限制, 江南贡院和东南省份所出的进士肯定还会更多。
正如明仁宗所说:“科举之士, 须南北兼取, 南人虽善文词, 而北人厚重, 比累科所选, 北方仅得什一, 非公天下之道。”朱元璋制造的南北榜事件目的在于扩大统治基础, 因为明初北方还不时与逃亡塞外的元朝残余势力处于直接的军事对抗状态, 朱元璋亟需笼络北方士人, 稳定北方社会。《凤洲杂编》卷四说:“北方人士服属于元较久, 虑遗民有故元之思, 颇欲假科名以笼络之。”南北卷的实行也是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 注重统治阶层中势力的相对均衡分配, 把奠基于南方并以南人为政治主体的明初政权转化为向全国开放的统一政权, 文化上的半壁江山变为一统天下, 有力地巩固了全国的统一。
在最初讨论建立南北卷制度时, 明仁宗便认为杨士奇的构想很有道理, 并说:“往年北士无入格者, 故怠惰成风。今如是, 则北方学者亦感奋矣。”《明史·选举志》所称“无地而不设之学, 无人而不纳之教。庠声序音, 重规叠矩, 无间于下邑荒徼、山陬zou海涯”的盛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