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还是我国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新中国成立之后，郭沫若担负着繁重的外交事务、国际交往等方面的领导工作。郭沫若在国家事务中不辞劳苦，跋涉亚非欧美，进行人民外交。他多次率代表团出国访问，先后到过朝鲜、日本、尼泊尔、埃及、古巴、越南等国家。在国际反对霸权主义斗争中，他坚决执行党的外交路线及外交方针、政策，支持各国人民争取国家解放与民族独立的斗争，为发展我国和各国人民的文化交流、友好往来作出了贡献，对于中日友好方面，尤多建树。自1949年春以来，他多次率代表团去苏联、欧洲出席世界和平运动的重要会议，阐述我国对保卫世界和平运动的主张。1951年12月，郭沫若荣获斯大林国际和平奖。
郭沫若先生对于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考证及古文字学的研究作出的贡献乃是空前绝后的。郭沫若是新中国初期历史教育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参与者。他的主要贡献是：
确立了以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核心的史学工作者自我教育和社会大众普及教育的双重目标；领导和参与创建了中国史学会等史学团体和机构，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制度和组织支撑；奠定了历史教育的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原则；通过历史理论的传播、历史剧的公演对新中国初期的社会历史观念塑造发挥了重要影响，践行了自己的历史教育理念。他的历史教育思想和实践，是新中国初期历史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了历史教育的时代转向，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并且对此后的历史教育模式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殷商周朝旧说的修正，撰写《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对于西周奴隶制度说的申辩。提出战国封建论。对于封建制度的新的论证。对于先秦诸子百家研究的历程。建立科学与民主的历史观。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讴歌古人以及传统文化的思想，以民主的态度评价古人，由此撰写了大量的著作。提出“人民本位”的先秦诸子学说以及历史学说。后期矫枉过正写出《李白与杜甫》。建立科学历史人物论，树立“人民本位”的历史研究原则。树立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以历史作用作为准绳评价历史人物。科学性的开创历史人物比较研究方法。探究古文字研究的奥秘，翻译亚多亚夫·米海利斯的《美术考古一世纪》。
留给后人丰厚遗产：《甲骨文字研究》、《金文大系》、《卜辞通纂》
、《殷契通编》、《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石鼓文研究》、《诅楚文考释》及其后续研究。郭沫若先生是中国考古学的先驱。指导新中国成立后的文物研究。在毛主席、周总理、吴晗、茅盾等的建议下共同挖掘定陵。但郭沫若没有直接参与挖掘，仅是技术性指导。对于殷墟铁器。青铜器的发觉。对于晚周帛画的研究。对于安阳出土的牛骨研究。“乌还哺母”石刻的研究。研究《文姬归汉图》、《兰亭集序》。对于殷商生殖崇拜的研究。对于“皇”即丽羽的研究。对于“帝”即“蒂”生殖崇拜的研究。古书今译的成功实践，《楚辞》的翻译。注重文献时代的考订，对于《屈原赋》、《管子》、《诗》、《尚书》、《考工记》、《管子》等的研究。“广集版本与以理校文”的原则。《盐铁论》、《<盐铁论>读本》、《管子》多版本考证、《再生缘》、《崖州志》的研究。校释、研究紧密结合。《管子》中《轻重甲篇》、《揆度篇》、《事语篇》等的研究。书序中的校勘与训通。《影印<永乐大典>序》、《忠王李自成自述手稿》研究，以及《<屈原赋>今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