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求财富的欲望古已有之，在各种社会都不可避免。不过，有欲望不意味着可以去追求，还必须得到社会的认同。在中世纪，社会是压制人们的欲望的，等级制和基督教都主张抑制人们的追求。在英国，自君主专制开始情况渐为不同，尤其是清教思想传播之后，一种通过个人奋斗去“合理谋利”的思潮逐渐扩散。这种新的价值观念逐渐得到社会各个阶层、尤其是统治阶层的认可，成为一种新的时代精神。价值观念的变化为工业社会的勃兴创造了十分重要的思想前提。

财富的增加是国家走向富强的条件。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早期重商主义者与晚期重商主义者在财富观以及在获取财富的途径上有所不同。值得关注的是，以托马斯·孟为代表的晚期重商主义者，在提倡对外贸易的基础上，提出了早期的重工主义理论，即为了保持贸易顺差，国家就要多出口商品；而为了增加出口，就必须扩大商品的生产；为了扩大商品生产，就必须大力发展手工业、制造业等，为这些行业的发展创造条件。托马斯·孟的早期重工主义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工厂手工业发展的需要，从而为国家重视并提倡手工业、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舆论基础。

有重工倾向的重商主义理论被英国贵族阶级所接受。18世纪的英国社会是贵族的社会，贵族主导着主流的社会意识，而贵族们对新兴工商业阶层的态度直接决定着社会总体的价值观。正如前文所言，与欧洲大陆贵族鄙视工商业活动截然相反，英国贵族不仅与工商业阶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自身也投入工商业活动，从而加入到追求财富的洪流中。这样一来，社会上层对于城市工商业阶层对财富的积极追求就持一种肯定与支持的态度，通过上行下效，全社会对于追求财富的一种崇尚意识由此产生了，这就为一股新的社会潮流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前提。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对财富的追求具有“合理谋利”的取向，这与清教传统有关系。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英国就形成了浓厚的清教氛围。清教所强调的，一方面是勤奋，另一方面是节欲。清教精神既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又反对人们不讲信义。这种提倡合理谋利的教诲，促使人们靠自身的努力去扩大生产、创造财富，反对“昧良心”、赚黑钱。在商业上也要诚信可靠，不靠投机取巧走“捷径”。这就最终导致工业革命中一种合理精神的形成。

但仅有这种精神还不够。这是因为，如果人们的财产得不到保障，随时可以被权势者剥夺，那么合理牟利的精神便无从发挥作用，社会仍形不成追求财富的热情。因此，为私有财产正名、确立其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就显得十分必要。在这一点上，英国人又走在其他国家的前面。从16世纪末开始，当其他国家的教会、王室、贵族还无可置疑地任意剥夺私人财产时，英国的思想家们已经在严厉抨击这种做法，并且在为保护私有财产而辩护了。

从霍布斯开始，到威廉·配第，再到约翰·洛克，他们的著作，都阐述了一个共同的思想：即个人通过劳动所得到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是“天赋人权”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政府或国家应该保护个人的私有财产。这一思想形成之初，还遭到社会主体的置疑，但渐渐地人们接受了这种观点。到18世纪工业革命开始以前，已经被社会广为接受了。英国人可以理直气壮地去维护私有财产的神圣地位，而不必像中世纪那样“犹抱琵琶半遮面”了。

工业化是一个财富急剧增长的过程，很多国家一直到工业化带来的财富增长之后才认识到确立私有财产权原则的重要性，而英国却在工业化到来之前就解决了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这也是英国率先走向工业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致富的欲望加上私有财产权的确认，扫除了工业化兴起的许多障碍。但在国家政策的层面上，重商主义仍阻碍着工业化的形成。重商主义主张国家干预，是实行垄断政策的理论支柱。专制王权曾经利用它谋取私利，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专制王权消失后，重商主义的国策曾帮助英国保持过去的财富，但在工业化方兴未艾的时候，它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于是，突破重商主义的束缚，为经济“松绑”，就成为时代的需要，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斯密还首先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他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追逐个人利益是人的行为的根本动力，这在人的经济活动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因此，政府应该创造一种自由、公平的环境以保障个人的经济活动，国家对于私人经济生活的任何干预往往会起妨碍作用。这就是“自由放任”理论，它为人们放手追求财富做出了道德上的辩解，因为根据这种理论，每个人在追求个人财富时，他也就不知不觉中“增进了社会利益”，人们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延福于全社会。

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公开鼓励人们去牟求私利，把追求利润看成是有利于自己、也有利于国家的事情，这就为人们发财致富的愿望提供了最好的理论辩护，从而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斯密的思想出台后，引起一定的社会反响，但并没有被英国社会普遍接受。庆幸的是斯密的思想后继有人，在19世纪初，大卫·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自由放任”思想。李嘉图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具有自行调节的功能，因此应该实行自由竞争，发展自由经济。他认为，国家对经济事务的干预有害无益，因为在没有政府的干预时，农业、商业和制造业最为繁荣。

“自由放任”理论是对传统重商主义的彻底否定，是对因国家无端插手经济活动而造成经济阻碍的现状的批判，这反映了当时英国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如果说斯密与李嘉图是从经济方面论证了经济自由并鼓励人们追求私利的话，那么，杰里米·边沁则从伦理学的角度对这一理论给予了支持。就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边沁出版了《道德和立法原理导论》一书，系统阐述了其功利主义理论。边沁强调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主张“鼓励人们为他人造福并不是取得最大限度幸福总和的最好方法，最好的方法是让个人尽可能自由地按自己的方法去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是说，国家权力的行使应限于最小限度，即只限于保护自由和财产安全，除此之外，政府不应该作任何干预。

不难看出，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与斯密、李嘉图的理论，在鼓励人们追求财富和幸福、反对政府干预方面，确实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他们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出台而大造声势。实际上，从18世纪末开始，工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逐步被英国统治阶层所接受，并在相关的国家政策中得以体现，由此而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增长。进入19世纪后，处于工业革命高潮中的英国，越来越认识到，强调垄断的重商主义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经济领域的各个方面，推行工业主义与自由主义政策，已经是新的时代需求。

总而言之，到工业革命开始前，一种全新的社会价值观在英国开始形成：欲望的合理性、合理牟利的精神、工业主义思想、私有权的确认以及要求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理论等等，所有这些，汇成一股新的时代潮流。这股潮流，推动着成千上万的人，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去追求与创造财富，由此不仅引发了一系列的技术变革，而且带来了工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英国人首先迈入工业化社会并成为世界最强盛的国家，从很大程度上说，与这种社会潮流的转变有着很大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