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在江南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的忽必烈之孙铁木见（又作铁木健）的九子一婿面临被朱元璋诛杀、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追赶的险境。铁木见曾任元朝宰相，他的九子一婿就是在滇南传说很广的九子十进士，据说曾全部中过进士，有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的官衔。
其中的第七子在庐州凤锦桥边与众兄弟告别后，更姓为余氏后逃往西涯（今西部地区），后落籍四川乐山市犍为县。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成都，为避战乱，这一支余氏后代中又有人迁徙到贵州，后又由贵州移到云南的曲靖府。
至清道光年（约公元１８２１年）以后，余姓在沾益的炎方、迤谷、偏桥、新屯等地定居下来，始祖为余自德、余自祥兄弟，宣威市板桥街道木乃村“余姓”大概起源于此。
在沾益，另有一支居住在菱角乡刘家庄的余氏后代，从族谱上显示，他们的始祖也为铁木见九子一婿中的另一子，逃往西涯后落籍成都府仁寿县，清顺治年间（约公元１６５１年）迁居到昭通镇雄，后又由镇雄移至当时曲靖府的沾益州，始祖为余化龙。因此沾益的铁改余姓分为两支，一支由贵州迁入，一支由昭通迁入，从元末改为余姓至今已传３０多代。他们都是铁木见的后代，是元世祖忽必烈嫡传子孙的后裔。
　　铁木见的“九子十进士”为何改姓为余？这其中还有着几种传说。其一，据云、贵、川各地收藏的棉纸手抄本《余氏家谱》记载，铁木见的子孙们在凤锦桥上逃难时，被红巾军追杀，红巾军问渔夫可见过姓铁的从桥上过去，渔人巧妙地掩护了他们，说：没见姓铁的，只见姓余（鱼）的；另一种传说为姓余有“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意；还有一种传说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的，繁体的铁字为金字旁，铁氏隐姓金部余一角，即为余。无论这几种传说是否可信，铁木见的子孙改姓为余避居西南，并有一支数量众多的后代居于沾益，这已是从现存的３０多本家谱和上百座墓碑上保留的墓志中可以清楚考证的事实。这些史料记载了余氏几百年的历史。
从贵州迁入沾益的余自德、余自祥兄弟在沾益炎方定居后，成为炎方堡军的小老板，有一定的田园基业，从昭通迁入沾益的余化龙现仍有与妻蔡氏的合墓保存在菱角乡刘家庄，碑志上很清楚地记载着余化龙生于公元１６５１年，卒于公元１７１８年。而在沾益小哨的现存墓志以及两本清代棉纸手抄本《余氏家谱》上，都记有“如我祖余公原籍江南乃奇渥温胡人也”，据《蒙兀儿史记》记载，乞颜是蒙兀诸族的总氏，“奇渥二字乃是乞颜之声转温其尾音也”。而在沾益的众多余姓族谱和墓志中，关于余氏为铁木见后代、铁改余姓、“本是江南宰相家”等史料也明确无误地记录着这一支余姓的历史。
　　公元１２５３年１２月１３日，忽必烈率１０万大军征服了大理国，从此坐镇统治云南达１２８年，众所周知的云南众多蒙古族后裔，大多是当时军政人员的后代，他们入滇的时间长达７５０年；另外也有如曲靖余氏一样，是明洪武１４年元政权灭亡后匿于云南的。余氏在元末辗转四川、贵州等地后，迁入云南的不仅有沾益一支，最多的是定居于宣威的余氏，人数约有万人。此外的蒙古族后裔分布在全省各地，大致有如下几支：石林县杨姓蒙古族后裔，始祖为普鲁海牙将军；文山州伙姓蒙古族后裔，始祖为元朝枢密院的虎都铁木儿；通海县奎姓蒙古族后裔，始祖则是元驻通海曲陀关都元帅府元帅阿刺铁木儿；开远伍姓蒙古族后裔，始祖是元宣德王必答失里；安宁雁塔村马姓蒙古族后裔，始祖也池卜花，其他还有朵姓、王姓、歹姓等。虽然经过几百年的融合，他们大多已和周围各民族和睦相处，生活习惯也没有太大的区别了，但仍可从生活细节上寻找出祖先的“蛛丝马迹”。如马鞍，许多云南蒙古族后裔使用的马鞍，形状、构造、尺寸都和现今蒙古族的一模一样；服饰上虽说早已被同化了，但有些老人还记得，上世纪４０年代前后男人穿的老洋鞋，中间有一根牛皮饰面，也是来自蒙古人的遗留。漫长的岁月和变迁的历史会改变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方式，但是却难以淹没流淌在血液中的根与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