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然,还有这样一种区别。一九三九年的故争具有一种思想意义。这场战争关系到自由,关系到保存一种精神财富,是为了一种思想而斗争。这就使人变得坚决、矢志不移。一九一四年的战争则不同,它不知道要从现实中得到些什么,它只是为一种幻想效劳,即,梦想建立一个更美好、正义与和平的世界。而且只是那种幻想,而不是知识使人觉得参加战争是一种幸运。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当时的炮灰象喝醉酒似的欢呼着向葬身之地走去,钢盔上戴着花环和橡树叶,大街上人声鼎沸、灯光明亮,象过节似的。
我自己没有陷入那种爱国主义的一时狂热,这绝不能归功于我特别的冷静或者看问题特别清楚,而应该归功于我在此以前的那段生活。两天前,我还在“敌国”呆过,而且我深信不疑比利时的广大群众和我们自己的同胞一样生活在和平的环境里,对战争毫无所知。此外,我长期过着一种世界性的生活,要我一夜之间突然憎恨另一个世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那个世界就象我自己的世界一样,也是我的祖国。多年来,我就对政治表示怀疑,而且恰恰是最近几年,在我和法国朋友、意大利朋友的无数次谈话中讨论过发生一次荒谬战争的可能性。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事先就打了预防针,不相信四处蔓延的那种爱国主义热情,而且我已准备好,面对那战争初期的狂热病,仍然决心绝不动摇自己的信念:经过一场由笨拙的外交家和残忍的军火工业家导致的兄弟之战以后,欧洲必然会统一。
因此,在我的内心,从战争的最初一刹那起,就已肯定要当一个世界公民；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要坚持正确的立场是比较困难的。虽然我当时才三十二岁,但是暂时还不用服任何军役,因为所有的服役检查都说我不合格,对此我当时真打心眼里感到高兴。因为第一,这种落选替我省下了白白浪费在无聊地当一年兵的时间,此外,我觉得,在二十世纪去练习掌握杀人的凶器,是罪恶的时代性错误。对坚守自己信念的我来说,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一次战争中宣布自己为“拒服兵役者”。但这在奥地利是要受到严厉惩罚的(和英国的情况相反),而且敢这样做,要求有一种真正为信仰而牺牲的坚定气节。而我本性缺少这种英雄气概——我今天不羞于公开承认这种缺点,在一切危险场合,我始终自然而然地采取回避态度。而且不仅仅是由于这一点,我得受人指摘,说我不坚定。也许这种指摘有道理吧。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我崇敬的师傅,在一个我们今天不熟悉的世纪里也经常受到这种指摘。另一方面多作为一个相对年轻的人,在那样一个时代,一直等到别人把他从自己的黑暗中挖出来,并把他扔到一个不该他去的地方,这也是不好受的。所以我四处寻找一项我多少能干点什么而又不是煽动性的工作。在我的朋友中有一个是军事档案馆的较高的军官,这使我有可能被安插到那里去。我得干图书馆工作,我的语言知识在这方面有用,或者帮助修改某些要公布的告示——当然,这不是什么炫赫的差使——我今天愿意这样承认。不过,我个人觉得,这项工作要比一个俄国农民用刺刀戳进肚肠来得合适。而且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在于完这件不太紧张的工作之后,我还可以干另一件在我看来战争期间最最重要的工作:为今后的互相谅解工作。
我在维也纳自己朋友圈子内的处境要比这职务上的处境更困难。我们作家中的大多数人很少受到关于欧洲的教育,完全是在德意志的视野内生活。
他们以为鼓动群众的热情和用富有诗意的号召或者科学的意识形态来为美化战争打基础,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贡献。几乎所有的德语作家,以霍普特曼和戴默尔为首的御用文人,相信自己的责任是,就象古老的日耳曼时代那样,用诗歌和文字激励奔赴前线的战主要有牺牲的热情；把必要的死亡和战争的胜利唱成和谐一致的诗歌,在当时层出不穷。作家们郑重其事地发誓,他们再也不和一个法国人、一个英国人搞文化合作。更有甚者:一夜之间他们拒不承认有史以来就有一种英国文化、法国文化。对德意志人的气质、艺术、性格来说,他们的文化都是微不足道和没有价值的。更恶劣的是学者们的活动。哲学家们突然之间除了把战争解释为能振奋各国人民力量的“洗礼”以外,不知道还有别的高论。医生们也和他们站在一边,他们热烈夸奖补形术的优越,好象有人喜欢把自己的一条腿截去,用假肢代替健康的腿。
各种教派的教士也同样不甘落后,参加到这大合唱中来,有时候我仿佛听见一番神经错乱的人在狂吼。而正是这些人,一个星期前、一个月前,我们还十分赞赏他们的理智、他们的创造力、他们的人性立场。
但是,这种疯狂最使人震惊的是,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是诚实正直的。大多数人有的年事太高,有的体力不支而不能服军役,他们诚心诚意地认为卧己有责任干一种辅助性的“工作”。他们觉得,他们以前所创作的一切,对不起语言界,因而也对不起人民。所以,他们现在要通过语言来为自己的人民效劳,让人民听到自己想要听的声音:在这场斗争中,正义完全在自己这一边,非正义在别人那一边。德国必胜,敌人惨败——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他们这样干,背叛了作家的真正使命:作家是人类一切人性的维护者和保卫者。诚然,当最初的热情渐渐消失后,其中有些人很快尝到了苦头,感到自己说的话非常恶心。但在那最初几个月里,听得最多的是,说某某人喊得最凶。于是,彼此双方都有人在一片鼓噪中呐喊和唱赞美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