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土豆在欧洲不是本地物种，它原产于南美洲，随着新大陆的发现传入到欧洲。当时在欧洲，土豆不被广泛接受，爱尔兰是最早广泛接受土豆的，因为战争、贫穷、人口和土地贫瘠，使得爱尔兰几乎毫不犹豫地欢迎这外来作物。在19世纪的爱尔兰，土豆被广泛种植，当时大部分的爱尔兰人为农民，而且是欧洲最贫穷的居民，成为他们生活收获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马铃薯。在1845年的夏天，霜霉病来势汹汹，马铃薯大面积受灾，造成前所未有的大饥荒。
在爱尔兰，大饥荒造成普遍贫困的状态，导致爱尔兰超过一百多万人死于饥荒，超过二百万人移民海外。这场饥荒持续时间长、破坏性大，死亡率很高，这不仅是爱尔兰人民痛苦的经历，也是世界各地人们的痛苦，它提醒我们从这个巨大的灾难中吸取教训。

二、爱尔兰大饥荒的出现及其原因
（一）霜霉病的出现
19世纪的爱尔兰人主要以土豆维持生活，当霜霉病连续攻击土豆时，致使这种农作物歉收，使爱尔兰遭受了严重的灾难。而这种病是由一种真菌—马铃薯晚疫病菌引起[①]，它能够使整个植物幼苗整株腐烂，还没等到收获，地面已呈现出一种毫无生气的黑色，就像被烧过了一样。1845年9月初疾病才在爱尔兰首次披露，但在10月的第二周之前人们也没有特别注意，因为在那一年，广阔的土地都是种植的土豆，而且八月的头次收获很不错，受到真菌灾害的主要收成是在10 -月到11月，在过去的一些高产地区，基本上不可能收获到无病成熟的马铃薯。受到疫病严重打击的是富裕的东部地区，然后疫病从那里向爱尔兰的西部扩散，其结果是，马铃薯几乎没有什么收获。当饥荒愈发明显的时候，各地的反应都是恐惧和绝望，因为任何人工干预似乎没有办法停止土豆的疾病，而且谁也不知道这场灾难会持续多久。
然而，爱尔兰不是唯一一个受影响的国家。自1843年以来，霜霉病在美国东海岸登陆，并从那里蔓延到中西部地区，在1845年落户到爱尔兰。在墨西哥湾流的影响下，爱尔兰温暖和潮湿的气候，海风吹来，加上1845年夏天天气的阴霾，更有利于马铃薯晚疫病菌的传播和繁殖，1846年的夏天，爱尔兰国内马铃薯的匮乏已经远远超过了人们最不利的猜想。虽然1847年收获到了无病害的土豆，但是植株不多，总的收成其实很少，1848年，霜霉病的再次攻击完全消除人们的幻想，大饥荒还没有结束，更残忍的是，霜霉病主要集中在那些接二连三发生饥荒的地区，那里的人们已经没有能力承受了，然而这种病并不打算停手，1849年和1850年，该疾病再次来袭，已经使得一些地区奄奄一息。单一的种植结构在细菌崩攻击下崩溃，并带来了巨大的生态灾难。

（二）大饥荒原因探析
大饥荒是爱尔兰人民悲伤历史的回忆，饥荒所造成的创伤深深的植根于爱尔兰人的潜意识中。为什么会发生爱尔兰大饥荒？造成如此严重后果的原因仅仅霜霉病吗？只是因为一场生态灾难吗？当然不是，还有反映在其中更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因素。
1. 经济原因——单一的种植结构
根据1841年的人口普查显示，爱尔兰人口超过800万，三分之二的人以农业维持生活，加上爱尔兰家庭的孩子可以继承土地，导致人均可用土地面积越来越少，所以只有种植土豆来养活他的家人。到1845年，爱尔兰的马铃薯种植面积达到了二百万亩。在农村，农业工人的日常消费的土豆量是6.3公斤，10岁以上的儿童和妇女是5公斤，小一点的孩子的消费是2.3公斤…马铃薯喂饱了农民，使爱尔兰人口飙升到1845年的830万人因此爱尔兰对马铃薯高度依赖，这也为出现饥荒种下了隐藏的危险。
马铃薯是19世纪爱尔兰人维持生活仅有的一种作物，三百万的小农主要靠种植土豆为生。大土地所有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改变了爱尔兰农民传统种植的小麦，使爱尔兰国内大规模种植的农作物只有土豆[②]，可见在爱尔兰有着严重的土地兼并现象。我们知道如果一块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是同样的植物，这对于杂草、害虫和疾病来说，对自然的变化来说，是极其脆弱的。简而言之，依赖单一作物，意味着马铃薯如果失败，爱尔兰国家将面临一场灾难。与此同时，自从马铃薯引入到爱尔兰，这个物种一直未能遵循和重视物种的多样性与物种进化的规律，没有得到修改和改进，这是极不利于其承受环境变化带来的影响[③]。

2. 政治原因
由于地理和政治关系，在爱尔兰赢得民族独立前，从英国到此地仅一天之旅，爱尔兰成为它的第一个殖民地。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爱尔兰人口中的百分之八十是天主教徒，但殖民政府已经明令禁止天主教徒拥有和租赁土地，并对天主教徒加以迫害。受到迫害的天主教徒失去他们的土地，大片的土地落入新教徒的英国人手中。由于爱尔兰信仰天主教，英国殖民统治者信仰新教，因此宗教之间的冲突和斗争不断，导致爱尔兰的土地几乎完全由英国贵族占领。爱尔兰农民失去了土地，为了生存，其中大部分都成为英国贵族的佃农，他们不仅要忍受贵族地主的剥削，对土地也不再有说话的权利，这些地主迫使他们不能种植小麦，改为大规模种植土豆，这大大削弱了爱尔兰人民抵抗饥荒的能力，深化了饥荒的发展程度。
英国的恐怖的殖民掠夺和大规模的征服，致使爱尔兰农民陷入极端贫困之中，这时候，英国正处于英国历史上辉煌的维多利亚时期，并且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然而，在面对爱尔兰前所未有的大饥荒情况下，英国政府反却只做了有限努力，对这场空前的大饥荒来说，实在是杯水车薪。在1847年夏天，人们收获了没有病害的马铃薯，许多观察家就此认为，饥荒结束了，现在的爱尔兰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恢复，所以在1847年底，英国政府以为完成了救济工作，反应迟缓，保持乐观态度，任由饥荒继续恶化和进一步加剧。事实上，马铃薯植株不多，收成依然是少得可怜，爱尔兰岛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复苏，饥饿和疾病依然存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英国政府不但没有采取有效的救援措施，甚至还阻碍有效的捐助。有这样一件事情，在饥荒的1845年，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 迈吉德一世宣布会对爱尔兰农民以一万英镑作为援助，但维多利亚女王却请求他只提供1000英镑，这是为什么?有外在力量提供支援不好吗？原来这只是因为她自己仅向灾区捐赠了2000英镑。
到1845年底，马铃薯的损失达到三分之一，1846年，有四分之三的马铃薯减产，灾害无可避免地扩散到爱尔兰全国。在灾难最严重的时候，爱尔兰不仅没有得到英国政府的救援，而且一直还在出口粮食到英国。可怜的爱尔兰人，因为他们没有钱买食物，只能默默承受、坐以待毙。因此，英国政府的法律和措施直接使这场自然灾害发展成人为灾害，换句话说，爱尔兰饥荒是一场人祸，是“政治灾难”。

（三）饥荒对经济的复杂影响
饥荒的经济影响是复杂，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霜霉病，爱尔兰对劳动力的需求将会增加，牲畜价格上涨将促进马铃薯种植和饲养牲畜。但相反，人口的死亡和迁移，使爱尔兰的经济发展所需劳动力十分短缺，农作物收成减少，200000小农家庭离开，导致生产急剧下降，并将农业引入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少数人致富，大量的人移民，这些都不是有利于爱尔兰的经济复苏和发展。
饥荒重塑了爱尔兰的农业。地主为了更加富有，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使佃农远离他们的地产，致使大量小耕种者在饥荒后消失，与此同时，自耕农出现在爱尔兰，他们成为爱尔兰的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大地主购买了那些破产的实力较弱的小地主的地产，由此不断扩张了地产的规模，促进了爱尔兰的农业向资本主义发展。
就爱尔兰的土地占有形式来说，在饥荒前，主要是以一小农庄为主，而中型和大型农庄较少，仅为7%。然而，饥荒期间，地主以农民不支付租金为理由，大量驱逐小农户和佃农。这样，大量的小型农场和租户的马铃薯土地被无情的收回，或合并成更大更有利可图的大型农场，使许多小农场消失了，并增加了中型和大型农场，这个过程在饥荒期间和饥荒之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简而言之，土地占有形式经历了一个小农场占大多数向中型和大型农场为主要的转换过程。
饥荒加剧了社会的不平衡。富裕的农场主扩大领土变得更富，而其他如碎石者，他们生活不稳定，越来越贫困。对地主和大的农场主来说，饥荒过后的几十年是持久的繁荣和进步的同义词。在饥荒之前，爱尔兰是一个农业经济为主的社会，但饥饿让人们减少土地、调整土地，给地主带来了大量的自由空间去重组他们的领地，大多数人乘机转向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养殖业。

（四）饥荒推动民族主义运动发展
爱尔兰饥荒在19世纪40年代末恶化了已经严重的社会形势，英国政府在大饥荒期间的不力救济，加深了阶级矛盾，彻底暴露了英国殖民主义的罪恶，饥荒之所以造成如此严重的后果，英国恐怖的殖民统治是其重要原因。这场大饥荒深刻地揭示出，爱尔兰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缺乏一个自我独立的发展道路，遭遇了悲惨的命运，因此更加坚定了爱尔兰人民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决心。从而促进爱尔兰民族主义的思想发展，把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伴随着饥荒过程中的农民暴动，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更是以燎原之势发展，目标更加明确地提出:要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爱尔兰共和国[⑥]。英国被爱尔兰的动荡不安扰乱着，他的传统安全受到了威胁。

（五）饥荒对爱尔兰文化的影响
在农村，抛弃了许多受到饥荒创伤的社会消遣活动，这些活动已没有能力恢复。饥荒之后的几十年里，发生的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是：天主教教会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持续影响。虽然爱尔兰的人口减少了，但教众，修女，教士的人数明显上升，教会的基础设施在扩大，其中包括医院，学校，慈善机构。教士以教会为中心，继续支配和主导人们的生活。在19世纪晚期的爱尔兰，人们格外虔诚地奉行宗教习俗，通过移民，将其带到新的国家。
饥荒对爱尔兰语言的使用有着重要的影响。自从英国征服爱尔兰以来，爱尔兰语言就从国家和公共生活被移除，抛弃了爱尔兰语言，然后使用英语作为母语，在l9世纪初，据估计爱尔兰有200万人说本民族语言，有150万人说英语，150万人说英语和爱尔兰语两种语言。不过说爱尔兰母语的穷人在继续增长，直到1845年，还有超过400万人讲爱尔兰盖尔语。但在爱尔兰饥荒期间由于死亡或移民只讲一种语言的人数大为下降，有统计数据显示，说爱尔兰语的总人数在1851年已经下降到152万人，大饥荒划上了贫穷落后与盖尔语之间的等号，加速了盖尔语的消失。

【参考文献】
[1]杨天虎，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和启示[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
[2]代晓敏，谈爱尔兰大饥荒及其启示[J]，科教导刊，2011年第9期
[3]波伦著，王毅译，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孙晶，试析克伦威尔远征爱尔兰及其影响[J]，辽宁师专学报，1999年第5期；
[5]曹瑞臣，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的警示[J]，世界环境，2012年第4期
[6]袁茜，1845-1849爱尔兰大饥荒研究，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5月
[7]艾德蒙·柯蒂斯，爱尔兰史[M]，江苏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8]彼特·格雷著，邵明、刘宇宁译，爱尔兰大饥荒[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９]江振鹏，18-19世纪爱尔兰天主教问题研究，福建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10]张小龙，爱尔兰移民与l9世纪美国天主教[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11]王晋新、薛责芬著，爱尔兰与近代早期英国的殖民活动，史学博士论坛，2004年第5期
[12] 刘行仕，爱尔兰分离主义探源[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13]何树，试析爱尔兰多元民族认同形成的原因[J]，史学月刊，2002年第2期
[14]尚德军，试析爱尔兰问题的溯源[J]，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7期
[15]郭家宏，民族、宗教与20世纪爱尔兰问题[J]，史学月刊，2004年第2期
[①] 彼特·格雷著，邵明、刘宇宁译，爱尔兰大饥荒[M]，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②] 代晓敏，《谈爱尔兰大饥荒及其启示》，历史学研究，2011年第９期，第255页
[③] 波伦著，王毅译，《植物的欲望：植物眼中的世界》，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8页
[④] 曹瑞臣，《爱尔兰马铃薯大饥荒的警示》，世界环境，2012年第4期，第61页
[⑤] 代晓敏，《谈爱尔兰大饥荒及其启示》，科教导刊，2011年第９期，第256页
[⑥] 杨天虎，《1845-1852年爱尔兰大饥荒的影响和启示》，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100页

转自学史博客
原文链接：http://www.xueshiboke.com/post/24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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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有一些地区的英文发音就由于大饥荒发生改变，mark中K的音变作发音更省力的Ho的音...这也算是大饥荒带来的部分影响吧？

讲的太好啦，了解了很多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