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不容置疑的四方面证据
其一、先秦文献中的夏代记载。在古典文献中，有许多关于夏代历史的记载。比较可信的《尚书·周书》中，记录了大量的夏代历史片段，如“用肇造我区夏”（《康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召诰》）、“乃惟有夏图厥政。”（《多方》）。从《尚书·周书》称述夏代记载来看，至少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在殷代之前有一个夏代，这个夏代是夏族建立起来的。周人自称是夏族之后……”（赵光贤语）
此外，《礼记》、《孟子》、《诗经》、《国语》等其他的先秦古典文献中，同样多有夏代历史的记录。这足以证明夏代之存在乃历史事实，不容否定。
其二、出土文献的辅证资料。据传宋代宣和年间出土于临淄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其铭文追述宋人祖业，这段铭文同西周以来文献中关于夏和殷（商）是前后承替的两个王朝、“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上博简中有《容成氏》篇，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和禹画九州。这与《尚书·禹贡》篇所记载的大禹事件极为吻合。还有近出的《遂公盨》铭文，第一句话就是：“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简直和《禹贡》的开头一模一样。
其三、甲骨文中的夏代痕迹。
（一）夏代文字的一些线索。王玉哲、徐中舒等学者认为，与商族相比，夏族也许不是文字的发明者，因此整个夏代使用文字并不普遍。但在考古学界有不同的意见。在属于夏代文化的二里头遗址发现了一些陶器刻划符号，比如一个黑陶纺轮的刻划与甲骨文中的“羌”字字形比较相似。夏鼐、邹衡等考古学家就认为这些陶器刻符，“应该就是当时的文字”，“商朝的文字同夏文字是一脉相承的，基本上属于一个系统”。陶寺遗址一座晚期灰坑中发现了有朱书的陶扁壶，壶身正、背面都有朱书符号。据此李健民等认为其中“文”字，很可能与夏禹之名“文命”有关。
（二）甲骨文中的夏代后裔孑遗。杞、曾在甲骨文中都有显示，都是作为地方诸侯存在的。如：“丁酉卜，壳贞：杞侯规弗其骨凡有疾？”（《合集》13890）“乙未〔卜〕，贞：立事〔于〕南，右从〔我〕，中从舆，左从曾？”（《合集》5504）甲骨文中曾、杞两国应是夏人的后裔，与宋是商人的后裔一样，王朝灭亡，胜利者封其后裔为诸侯。
胡厚宣从文献记载与甲骨卜辞考证，断定甲骨文中经常出现、与商为敌、在商之西与西北的“土方”就是“夏”，文献称之为大夏。
“六”是禹封的一个诸侯国，至商代晚期，六国还在。如甲骨卜辞云：“贞于六。”（《合集》8091）甲骨文中的“戈方”，当是夏族后裔的一支。雇国是汤伐桀时征伐的一个诸侯，但汤灭夏后，雇国仍存在，雇是一军事要地，后世的商王常到雇地，如“癸卯卜，行，贞王其步自雇于，无灾。在八月。在师雇”（《合集》24347）。
以上见于殷墟甲骨文中的杞、曾、六、戈、雇五个诸侯国，是夏代就受封的诸侯而在商代被续封。而不听号令者，如土方，沦落为商王朝的敌对方国，而遭到讨伐。
其四、考古学上的夏代遗迹。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成为公认的探索夏文化和夏商王朝分界的关键性遗址。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进行了持续不断的发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青铜冶铸作坊、制陶、制骨遗址，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建筑以及400余座墓葬，出土了成组的青铜礼器和玉器，证明了它是一处早于郑州商城的具有都城规模的遗址。根据考古地层关系得知，二里头文化的时代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而早于商代文化。根据出土器物的碳十四测年并加树轮校正，二里头文化时间在文献记载的夏代纪年晚期。所以二里头文化就成了学术界探索夏代文化的主要考古学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