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所有的悲剧从那个不足年仅17岁的少年身上开始，大家习惯叫他张冬瓜。
如今再提及他的时候，大家都会在前面冠之“那时的张冬瓜”。同时，对他的印象也仅仅停留在三言两语上，更多关于他的故事则寥寥无几，像远去的硝烟，丝丝缕缕。
依照村里七姑八奶的推算，张冬瓜应该是我的一个堂弟，尽管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楚到底是表弟还是堂弟。只是习惯称他冬瓜。
由于距离和年龄的关系，我们的交流少之又少，甚至谈不上来往。关于冬瓜的故事，更多是从母亲的嘴里和偶尔村里人的人闲聊中得知。
细算起来，我和冬瓜的上一次见面应该是在2005年。而那一年，我刚好大学本科毕业。

印象中，他的言语不多，腼腆甚至有些内向。不过，确实能吹出一曲好笛子，据说还是无师自通的那种。我听过一两次，至今有些印象。
二
这些关于孩时的记忆，很快就被现实的奔波所取代。
此后的十余年间，我在异地求学，毕业后南下广州工作谋生。工作后，尽管了解彼此都在珠三角，但由于惰性和各自的辛劳，我们也未曾见上一面。
关于冬瓜的信息，仅有的也是零零碎碎传来，和村里绝大多数没有机会上大学的人一样，在初中毕业后，相继跟随长一点的村民南下到珠三角打工。
据说，他在韶关做过煤矿工人，在广州增城做过牛仔洗水，在清远物流中转站做过搬运工……，隐约听人说起，冬瓜还是当年那样，腼腆，不爱跟人交往，在其他人都谈了好几个女朋友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跟女生聊天，以至他妈祥林嫂般在老家为他张罗，但始终不见成事。
冬瓜的这些经历和遭遇，和千千万万翻过南岭后，像细沙散落在珠三角各个工地和工厂的农家子弟一样，似乎在努力走出大山的那一刻，就已经在一个既定的轨迹上生存，千篇一律。而只有在他们出事的那一刻，才会让人重新审视这个沉默的群体，感受到他们的存在。
三
残忍的消息总是伴随吞噬人的灵魂，关于冬瓜的，这一次是在三年前。
内向腼腆的冬瓜，在一次流水线作业中，由于机械故障，原本善良的冬瓜，被机械绞碎了整只右臂。等到工友们反应过来的时候，看到的只是变成肉沫的右臂和冬瓜撕心裂肺喊叫，还有遍地流淌的鲜血。
后续的赔付工作，简单到无以复加，拿了老板不到10万的赔偿金，从此各不相干。
母亲说，从这次出事后，随着冬瓜妈的痛哭，关于冬瓜的一些事情也浮现出来：冬瓜喜欢吹笛子和看书，第一次南下的时候还特意带上了他那把陈旧的笛子和一些用来糊笛孔的竹膜。据同在一个工厂干过活的村民讲，听他吹过好几次，还真感动过一个贵州小姑娘，而后就不了了知了。

时代让我们已经无法复制那些给故乡带来荣耀人物的路径，以冬瓜内向腼腆而又敏感的个性，或许内心有着更大的落差，甚至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悲愤。
在家休养一年后，冬瓜去清远一工地当物料看护员。而当他再次返回村的时候，却震惊了所有人：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第一次出远门，却是为了带回儿子的骨灰。
这种伤痛，可想而知。
后来从他家人口中断断续续得知，冬瓜是在工地一个人住的棚里自缢身亡，当时身边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外，就是那把掉了油漆的笛子和一本他父亲读不懂的古文书。简单，悲凉。
这种痛苦的绝望，比电影《站台》里的北方小县城青年更残酷，因为漫长的期待变成了绝望，而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了从泥土奔向所谓的城市文明的理想路径，已经无力摆脱世俗判定成功的逻辑和标准。

时代让我们已经无法复制那些给故乡带来荣耀人物的路径，以冬瓜内向腼腆而又敏感的个性，或许内心有着更大的落差，甚至有着恨铁不成钢的悲愤。
在家休养一年后，冬瓜去清远一工地当物料看护员。而当他再次返回村的时候，却震惊了所有人：他的父亲，一个老实巴交的普通农民，第一次出远门，却是为了带回儿子的骨灰。
这种伤痛，可想而知。
后来从他家人口中断断续续得知，冬瓜是在工地一个人住的棚里自缢身亡，当时身边除了几件换洗的衣物外，就是那把掉了油漆的笛子和一本他父亲读不懂的古文书。简单，悲凉。
这种痛苦的绝望，比电影《站台》里的北方小县城青年更残酷，因为漫长的期待变成了绝望，而我们这些已经习惯了从泥土奔向所谓的城市文明的理想路径，已经无力摆脱世俗判定成功的逻辑和标准。

五
工作后，我也曾经参加过一两次在广州的同乡会，参会的同乡，多半脸上写着掩饰不住的期盼和焦虑。他们期盼同为在异乡谋生的同乡们，能给自己带来某些资源，能开发某种解困的渠道或者人脉。我们可以说这些功名利禄庸俗无趣，但你又能有什么理由苛责他们对梦想的追求呢。
有的时候，我甚至又想，对冬瓜，或者是自己，如果留在农村老家，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生活，放牛，或者种地，或许这种痛苦又会少很多。
我们都试图去撬动天堂，都知道是徒劳，哪怕再沉重的努力。因为这是一种病。
有梦没错，但有梦某种程度上也是病，甚至越有梦越痛苦。
转自个人微信号：liba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