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时候喜欢过一个人，那时我想，黄裙子我不要了，面包券我也不要了，只要坐上他的机车，天涯海角，都轰轰烈烈地开走。”

夏里的油绿还没从梧桐叶上褪尽，城里的巧手妇人们已经置办起了新衣，苏联传进的“布拉吉”刮起一股赶时髦的风。大街小巷的裁缝铺都挂上五颜六彩的格子布，人台身上套着裁好的样板衣，走缝索快，线脚细密，一件圆领长袖的裙装成了入秋的标配。
余小鱼惦记街角那条法兰绒的黄裙子有些时日了。那条裙子打版利落，腰上带子一收紧，领口钉的黄铜纽一扣，精神得不行。
前两年她也穿过不少好衣裳，钉着蕾丝的小洋装塞了满柜，中式的旗袍也订做了许多，盘扣上的珍珠温润。土改的时候一群脏兮兮的农民分了她家的地，抢了她家的房。余家祖上出过三任进士，也是苏州有名望的氏族，单单这姓往旁人眼前一撂都是带着书香的，因为握着两纸地契，便和那些土里刨出来的破落户归到了一处，连带着“被改革”了，余小鱼觉得委屈极了。委屈的不单单是她一个人，父亲看着那些孤本典籍被一双双握惯农具的粗手拖来拖去糟蹋在泥水里，懊恼得背过气去，这一倒再也没起来。索性母亲藏了几件首饰，掖在小皮箱里灰溜溜地逃出了城，带着她到上海安身，租个小房子，靠着代笔写信讨生活。父亲生前把教育看得很重，故而饶是今朝沦落得这般狼狈，母亲也从微薄的薪酬里支出一份供她在城里的教堂中学念书。
日子从天上落到了地下，她倒没什么大感觉，富有富的过法，穷也有穷的快活。吃住上都凑合得过去，只是每月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除开各项支出，结余的零钞不要说买块整料子，买两根花头绳都不够，故而她的头发总是短短地剪到齐耳。上一次置新衣还是年关的时候，邻居家用剩的花布拿来拼了拼就是一件小袄，她却一次都没穿过——学校里唱诗班的女孩子们穿的都是轮船漂洋过海送过来的毛大衣。不是怕别人嘲笑，那些女孩子她是很瞧不上眼的，还真以为裹上张皮子就奔社会主义了？她只是觉得自己拥有过好的，宁可没有也不要将就。
那条小裙子说起来也不贵，母亲一贯疼她，挤一挤还是能挤出来的。她躺在床上，筹划着开口的言辞，恍惚间觉得自己仿佛已经穿上了那条裙子，亮眼的一抹黄婷婷地立在秋风里，宽阔的裙摆一波一浪地飘着——裙摆那样宽，怕是得往里塞条棉布衬裙才有样哩，有了衬裙，怎么少得了一双光溜溜的小皮鞋，小皮鞋得用羊毛短袜来搭吧？这样的一身行头，怎么少得了一朵发花来装点，有了发花，又想配上一套的胸针，一重扣一重，愈发没完了。赶开脑海里黄裙子，她在夜里打个寒颤，仿佛赤身裸体站在初秋的街头，深深地失了眠。
结果是，辗转反侧到天明才堪堪入睡的她果不其然地迟了到。看着大亮的天光，她茫然地挠了挠枕得毛茸茸的短发，忽然一个激灵，套上裙子就往外跑。
教国文的先生是位老顽固，赔笑脸说好话也没放她进教室，她看着一张张窃笑的脸埋在油纸的课本背后，一赌气干脆转身跑开，翻了墙跑到街角的糕饼屋，用和同学打赌赢来的面包券换了一支冰激凌，坐在墙头就这么吃了起来。这是余氏家规里绝不许女眷做的事，可——家都没有了，还守什么规。
敲钟人咚咚咚咚拉了四下，她知道该是一节课上完了。可她现在忽然伤春悲秋起来，只想安静地吃完这支冰激凌。岂止冰激凌呢，当初法国的巧克力，意大利的糖豆她都吃过，当初，凡事冠上当初两个字就平添一分时过境迁的惆怅。冰激凌有点化了，她抹了抹眼眶，和冰激凌一样湿漉漉的。

啊，没有后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