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平粮价
　　清朝咸丰二年（1852年）旧历二月，浙江宁波府鄞县的农民因两项土政策闹事，放火烧了宁波和鄞县的衙门。挑头反对税收土政策的人叫周祥千，领头反对食盐专卖土政策的人叫张潮青。（注1）
　　鄞县百姓纳税，要用不同颜色的纸张封钱投柜。贫民碎户用白封，绅衿大户用红封。红封免交官吏敲诈勒索的那部分“陋规”，于是小金库和官吏衙役的灰色收入全扣在了白封小民头上。众小民议论起来，自然切齿怨恨，可是几十年过去了，谁也不敢带头闹事。
　　周祥千是个监生，像如今的大学生一样属于候补干部阶层。作为红封阶级的一员，他竟然也说土政策不公道，而且几次动心，邀集大户联名向县政府递交请愿书，“请粮价一例征收”，只是大户们不肯签名。
　　这年正月喝年酒，一些客人到周祥千家，大家又聊起红白封的事。客人们撺掇周祥千领头请愿，众人表示大力支持。周祥千被鼓动起来，与众人一起去附近的地神庙求签问神，看看这事办得办不得。签上说，此事吉利，今年就可以成功。一个半世纪之下，我仍能体会周祥千当时的心情：神签说可以成功，众人又衷心拥戴，胜利的凯歌先在心中奏响，一股英雄气回荡胸中，热血冲头，举止也平添了几分将帅气概。周祥千当下就在神庙向各乡发出通知书，邀集粮户在指定的时间进城请愿， “请平粮价。”
　　“请平粮价”是一个容易发生误会的词。取消红白封的差别是平粮价；取消所有额外需索，按照正式规定的数目征收钱粮也是平粮价。当时鄞县的县太爷姓冯，他听说周祥千领头在庙里“聚议粮事”，立刻派差役将周祥千抓到县里问话。冯太爷认为周祥千倡议的平粮价就是“减粮价”，而粮价一减，他本人和官吏们的灰色收入就要受影响。周祥千分辨说，他们要求的是平红白封，言外之意是冯太爷不必担心，官府的利益不会受影响。冯太爷不由分说，以聚众的罪名将周祥千关进监狱。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大清律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斩立决就是立即斩首。“如哄堂塞署，逞凶殴官，为首者斩枭示。” 斩枭示就是将头砍下悬在杆子上示众。而参加闹事的群众，按照刑律规定，即使属于被胁同行，也要“杖一百”。（注2）
　　周祥千入狱之后，撺掇他领头闹事的人们很过意不去，乡民们也恨恨不平。

文武各有利害
　　“哄堂塞署、逞凶殴官”已是枭首的罪过，烧毁衙门简直就是反了。主管全省治安的浙江臬台（即按察使，省里的三把手）立即亲自挂帅，调兵遣将前往镇压。同时，省里委派能员段光清出任鄞县县令。
　　鄞县百姓也知道事情闹大了，人心惊惶，担心官府的报复。段光清到任的次日，便针对这种担心，不带任何武装人员，让一个差役举着“鄞县正堂段”的牌子，带着一个书役负责传话，下乡巡视安定人心。他让书役传来几个老民问话。
　　段光清问：你们真要一县同反吗？
　　老民纷纷表示不敢反。说他们听周祥千讲，完粮有红白两封的名目，太不均平，大家入城只是请平粮价。
　　段光清道，连衙门都烧了，还说不敢反么？众老民惊恐起来，问他如何是好。段光清便使出分化瓦解策略，建议他们先把自己摘干净。各自写一份呈文，声明本村并未进城闹事，应完钱粮也情愿照常交纳。这样写了，即使将来官兵来抓周祥千，也不干你们的事。于是东南西北各乡纷纷具呈，不过五天，段光清就收到380多份呈文。众人表示自己是顺民和良民，在书面上与周祥千划清了界限。
　　民间的经验很丰富：官兵平叛是非常残酷的，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官府也不隐讳这一点，有时还特别在告示上声明“不日大兵云集，必至玉石不分”。所以，村民写呈文，等于在身家性命和道义责任之间做出选择，不存在两全之道。
　　正当段光清的分化策略初见成效之际，浙江臬宪和运宪统帅的数千官兵开到宁波。臬宪运宪都是省级文职大员，军队方面则有副将和参将，属于从二品和正三品大员，正四品的地司级干部和七品的县级干部还有许多。
　　地方官并不愿意军队进自己的地盘。清兵腐败，是蝗虫一般的祸害，更何况分化策略已见成效，百姓情愿完粮，剩下一个周祥千，鄞县的捕役足以对付了。因此鄞县和宁波府都反对用兵。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一连数日，随军的文武官员们天天带着兵下乡拿人，可是周祥千早已逃跑。军方很不过瘾，就主动扩大行动范围，要去东乡抓张潮青。三月二十五日，一群官兵到东乡的石山衕拿人，没找到张潮青和俞能贵，便很过瘾地抢了许多财物，烧了两间民房，顺便抓了13个人带回去请功。东乡人愤恨不平，鸣锣聚众抵抗官兵，官军见势不好便逃回城里。
　　听说东乡人聚众抵抗官军，臬司决计发大兵镇压。咸丰二年旧历三月二十六日黎明，官军乱哄哄地登上百余条紧急征调的民船开往东乡，摇船的船夫基本都是东乡人。带兵的是张副将和薛参将，相当于现在的军级干部。直到这时，官军好像也没有真正准备打仗，登舟前只管抱怨地方官伺候的不够周到，在开往东乡石山衕的路上，官兵沿岸烧毁民房，抢劫财物，就连卧床产妇的衣被也夺走了。
　　消息早已传到东乡。面对数千屠夫，人们除了拼命无路可走。运兵船过了一道浮桥，开到了一座庙前。埋伏在此的东乡人开炮轰击，炮声一响，乡民蜂拥而出，官军顿时大乱。船上的官兵被炮打死无数，上岸的又被砍翻，紧急后撤的船退到浮桥，又被桥上拦截的乡民杀掉。这一仗，官兵死了二百多人，文武官员死了二十多人，俞能贵一人就亲手杀了十多个官兵。张副将被打死抛到河中，薛参将被乡民活捉。据后来赶去谈判的段光清说，河边死尸乱倒，河水红流，他认识的几个县级干部一丝不挂地倒在河边，河里还有半浮半沉的尸首。
　　这一下，等待报捷的臬司运宪傻眼了。城中商店纷纷关门，城里哄传东乡人要进城活捉臬司。第二天，随军的所有委员一概逃得不见踪影，臬司说了一句“我等在此，事更不可测，”也和运宪一起在半夜溜了，将烂摊子留给地方官收拾。

重归太平
　　张潮青归案了。段光清当时就拿出八百大洋让乡民去分，他说还有八百，为什么不把俞能贵一块抓来？乡民拿了钱，喜道：我们这就去石山衕抓他，太爷在后边慢慢走，只要他没跑，一定逮住他。众人赶到石山衕，俞能贵早听到消息跑了。乡民们便将俞能贵的家眷和送信让他逃跑的亲戚抓来——这些人是引导或发起报复的隐患，清除隐患的行为应该不难理解。段光清后来说，他宣布过不株连他人，也知道将家眷送到省里便难以活命，但是乡民既然送来了，他也不敢放，只是不给钱罢了。于是乡民散去。
　　一个月后，有乡民送信，说俞能贵躲到奉化海边山上的庵里，鄞县的乡民不好越出县境去抓。官府派了十几个兵丁赶去，果然将俞能贵抓获，装到木笼里，送到省上。很快，省里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将周祥千、张潮青和俞能贵“斩枭示”，首级解回县里悬挂示众。
　　周祥千的妻子从此发了疯，整天在南乡的田野里乱跑。东乡人觉得张潮青和俞能贵起初也是为了乡亲，恳请不要悬挂首级了，免得乡民“目击心伤”。官府接受了建议，让地保将三颗脑袋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