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痛，弱小的我们无法承受，必须扭曲，以保存自己。但神经症真正展现的那一时刻，我们其实已经长大。这就好比是，戏剧化的神经症症状是在提醒我们，喂，你长大了，有力量了，别逃了，现在是正视童年那个不能承受之痛的时候了。

案例
大企业副总得了“恐艾症”
神经症的症状是如此富有戏剧性，以至于神经症患者的人生常常变成一团迷雾。在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案例，我们会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种复杂性。
去年11月，在某心理咨询中心，51岁的卢斌无比焦虑地对咨询师瞿玮说：“瞿医生，请你务必再帮帮我，我觉得自己撑不下去了。”
这是卢斌第二次到瞿医生这里寻求治疗了。上一次是2002年前的夏天，瞿玮还记得卢斌来到咨询室的情形：这个个子约180厘米，帅气、干净、身材匀称、彬彬有礼的中年男人刚坐下来，就以非常急迫的语气说：“你一定要救救我，我担心自己得了艾滋病。”
表面上，怕染上艾滋病
原来，卢斌是一家企业的副总经理，家庭观念极强的他一直洁身自好。然而，数月前，因为要陪外商，在一名客户的极力怂恿下，卢斌和一名小姐发生了性关系。没过多久，卢斌发现自己的生殖器部位有些不舒服，去医院一检查，发现感染上了尖锐湿疣。经过治疗后，他的身体很快恢复了正常。不过，事情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成为了噩梦的开始。一次，卢斌在报纸上偶尔看到一段文字说“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他一次又一次地去医院进行检查，每一次结果都证实是阴性，一个又一个的医生对他说，尽管他们不能百分百地保证，但他的尖锐湿疣转换成艾滋病的可能性近乎是零。然而，这一切检验结果都不能化解卢斌的担忧，他的焦虑情绪越来越严重，先是不断做噩梦，接着整夜整夜失眠，最后出现了惊恐发作―――恐惧到身体颤抖、出冷汗，甚至有濒临死亡的感觉。一名医生怀疑卢斌是心理因素作祟，于是建议他去看心理门诊。
“你这是恐怖症的一种。恐怖症的内容各式各样，有人怕脸红，有人怕开阔地带，有人怕闭塞空间，有人怕蜘蛛，而你是怕自己患上艾滋病。”心理咨询师瞿玮说，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只是一种象征，并无现实意义，患者真正担忧的是其他方面的内容。
实际上，焦虑当不上正总
第一次治疗时，瞿玮先给卢斌开了一些抗焦虑的药物。吃了一周药物后，如期而来的卢斌在咨询中找到了他的真实焦虑：担心落败换届选举。
卢斌回忆说，在恐艾症爆发前，公司启动了换届选举程序，他和另一名女副总是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一开始，卢斌自信爆棚，他认为自己的业务能力明显高于对手，当然应该是总经理的不二人选。但是，随着选举的进行，他逐渐发现，相对于有点清高的自己，善于搞人际关系的女副总得到了更多的支持，优势日益明显。就在这个时候，卢斌看到了“性病有可能会变成艾滋病”的这段文字，“恐艾症”也随即爆发。
在治疗中，瞿玮帮助卢斌明白，他对艾滋病的恐惧其实是对换届选举引发的焦虑的“置换”。也就是说，对艾滋病的焦虑是一种“幻象”，只具有象征意义，对换届选举的担忧才是真实的、现实的。因为不能很好地面对换届选举带来的焦虑情绪，他于是玩了一个“偷梁换柱”的游戏，把选举焦虑变成了“恐艾症”。只不过，这种游戏是他的潜意识在起作用，卢斌自己并不明白。
卢斌接受了瞿玮的心理分析。接下来，瞿玮给卢斌开了抗焦虑药，并结合认知行为模式的心理治疗，主要是与瞿玮辩论，让他领悟到自己症状的荒谬性，最终彻底化解了卢斌对艾滋病的恐惧，这前后大约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治疗的效果不止于此。在公司换届选举中，和预期的一样，卢斌果真败给了那位女副总。不过，卢斌现在没有了不服气的情绪。相反，他看到了女对手的优秀之处，开始由衷地欣赏她的为人处事能力和领导才能，两人的关系反而比选举前改善了很多，这一时成了公司内的美谈。
女儿再次诱发他的焦虑症
去年11月，时隔3年，卢斌再一次出现在瞿玮面前，他的问题依然是焦虑，但其内容换成了对女儿卢迪的担忧。2005年9月，卢迪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一所重点大学，就读工程类专业。学校和专业都是卢斌替女儿选的，认为这会保证女儿毕业后找个好工作。卢迪非常崇拜爸爸，当时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但是，进入这所学校不久，卢迪就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工程类专业，她一次次地给爸爸打电话，哭着要转专业，“班里的男生都这么刻板，专业也没劲极了。爸爸，你一定要想办法，帮我换专业。我受不了了，我觉得自己要崩溃了。”
卢斌怀疑女儿和自己一样，患上了某种焦虑症，于是建议女儿到瞿玮这里做一下心理咨询。不过，瞿玮最后诊断，卢迪并没有患上焦虑症。因为，作为神经症的一种，焦虑症病人的所焦虑内容是缺乏现实意义的，但卢迪的焦虑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她不喜欢所学的这个专业。并且，具有现实意义的焦虑是好的，因为这种焦虑是一种力量，会推动我们去改变自己的处境。
心理分析
被压抑的愤怒变成了焦虑
卢斌第一次来看心理医生，真正的诱因是与公司的女副总的竞争;卢斌第二次来看心理医生，直接的诱因是对女儿的担心。这两个一致的信息中，透露了卢斌潜意识的秘密：重要的女性，触动了他“藏”在潜意识中的一个“脓包”。这个“脓包”是什么呢?这要回到卢斌的童年。
卢斌出身于

应对过去“哀悼”而非倾倒愤怒
不过，随着治疗的进行，卢斌也越来越有力量进行愤怒的表达。有一次，在和妻子吵架的时候―――这在他的家庭中很罕见，卢斌终于表达出了愤怒。
他对妻子说：“我很焦虑，我觉得活不下去了。”
“那你就去死吧!”妻子回答说。
“我就是不死，你让我死，我偏不!你……”卢斌勃然大怒，和妻子狠狠吵了一架。
事后，卢斌对心理咨询师瞿玮说，这次吵架让他感觉到“从所未有的舒畅”。不过，以这种方式去宣泄潜意识中积攒的愤怒，合理吗?答案是，NO!
因为，尽管妻子的回答不对，但卢斌的愤怒，与其说是此时此地对妻子的攻击，不如说是源自潜意识的攻击，他是将自童年以来积攒的愤怒一股脑倾倒到妻子头上了。这种倾倒，并无太多意义。因为，童年的不幸，这一点是不可更改了。这就导致，卢斌无论如何宣泄自己的愤怒，无论怎么表达潜意识里的难过“为什么给我那么大压力，为什么唯独是我这么痛苦”，他都无法改变童年时发生过的事实。
所以，最应该做的，德国专家罗斯霍普特说，是应该进行一次“哀悼”。即咨询师先让患者在咨询室环境下充分地选择一下潜意识里的攻击性，然后承认自己童年的不幸，接受这个事实，最后和这个悲剧说一声再见，就像是哀悼自己一个逝去的亲人那样。那样一来，卢斌的愤怒情绪就会得以宣泄，潜意识里那个“脓包”就会消失大半，而且“焦虑=愤怒”这种神经症式的心理公式也会被改变。
不过，必须澄清一点的是，这个心理分析并不是在说卢斌的妈妈应被谴责。生活首先是毒害了卢斌的爸爸，接着又毒害了卢斌的妈妈，他们都很不幸。这种情况下，卢斌去承担部分的不幸，是正常的。生活对于卢斌的爸爸是不公正的，对于妈妈也是不公正的，对于卢斌就更是不公正了。而卢斌的神经症就是对这个不公正的接受，他像是一个容器，接受了疾病给这个家庭中的部分“心病”，最终以自己得了神经症的方式表现了出来。这种神经症，可以说是一种“善”。一旦卢斌的神经症最终被治好，他会明白，这个给了他巨大痛苦的神经症也塑造了他的优点。